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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性就是对奴性的颠覆

By单少杰 （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

刚才来先生讲什么叫国学，经史子集。按照这一说法，估计司马迁就是史部的中国，你们写的是集部的中国，还有一个经部的中国，就是董仲舒的中国。我们现在一般都喜欢讲经，喜欢讲中国的正面价值。但中国文化有一个最大问题，就是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背离，中国人最强调的东西恰恰是最匮乏的。孔夫子为什么最强调仁，因为当时最缺乏仁；中国为什么最喜欢讲和，因为中国人最爱斗；中国人最爱讲爱国主义的时候，就是出汉奸最多的时候。这就是中国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的背离，就是说经部中国和史部中国的背离。

中国的史部，我认为是中国文化的根本，因为它包含了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司马迁既有褒贬，也有事实陈述。在中国，称之为史学大家的人，一定也是文章大家。那么，中国现在有没有史学大家？不好说，但按照古代标准来说，好像没有，因为最好的史学大家也是文章大家。

我们对我们历史的正面性是需要勇气的。

看我们的历史，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很美，但也有丑的东西，特别是宋，是最讲不清、道不明的朝代。宋朝人是最聪明的，经学、史学、文学都达到顶峰，四大发明，除了纸以外都出现在宋朝，而且最好的纸——宣纸也是宋朝的。可是宋朝是最羸弱的朝代，轮番挨揍，北方的少数民族，先是挨契丹人、女真人揍，后来党项族侧击，最后被蒙古人一脚踢翻。从宋以后，除了明，800年间，中国人做了二又三分之一次亡国奴。所以讲公民性，要先认识到我们民族的奴性还没有解决。公民性很重要的就是对奴性的倾覆。

我们都喜欢讲自己的祖国是母亲，但是它是有变化的。我们喜欢讲我们的文化渊源流长，有两个方面，一是寿，但寿则多辱。我们有最灿烂的东西，也有最耻辱的东西。假如说先秦，我们的母亲像是青春灵动的少女，汉朝则是风情万种的少妇，最漂亮；宋朝是王熙凤，内战内行，聪明透顶；元朝母亲则是慰安妇，遭受了巨大的屈辱。到明朝，我们回来了，当了大奶奶。

这个历史很长，中国历史太成熟，成熟就油滑。

我很佩服鲁迅先生，他看很多东西很准，他讲中国人聪明人太多，就是圆滑。

明朝，是汉族标准的朝代。到了清朝，满清就是征服王朝。所以，我们的国民性里有很强的奴性，我们梳的猪尾巴辫子，穿的是奇装异服，孔子说，华服是祖宗的。可见这个民族本身有很强的奴性。

所以，我们走向公民性之前，可能还要先解决这个问题。

我读到本书里写宋的时候，我感触良多。宋书院有一个特点，就是相对独立于朝廷。西方有一个大学独立于政府的传统，我们中国也有，书院独立于朝廷的传统。

我们动不动说中国古代专制，但在过去，权威是分流的，精神权威是孔夫子，政治权威是在朝皇帝。士大夫们心里很清楚，在朝廷拜皇帝，到孔庙拜孔子。皇帝可以乱拍惊堂木，但他到了孔庙也拜孔子，皇帝不会说自己既是伟大导师又是伟大领袖，伟大领袖和伟大导师是分开的。

中国历史就这点好，把风险分割了。所以过去，政治系统再黑暗，它的精神系统是比较干净的，它的血糖是比较干净的，像船一样的，有分割舱，破了一个，还有一个，把风险分担了。
宋朝书院是相对独立的，没有皇帝安排的政治工作者。当时不可能有什么赵匡胤哲学思想、赵匡胤的政治思想、第一代赵皇帝领导艺术、第二代赵皇帝领导艺术等等。

                                                            什么样的人在弘扬什么样的传统
By雷颐（中国社科院近研所研究员）
我写文章，搞历史的，注重考据，我知道最近的国学热是在90年代初期特殊的背景下出现的。那时候要寻找一个精神支柱，渡过80年代末90年代初春夏之交思想的混乱，想要找到一个价值体。最明显的标志是1993年8月几号《人民日报》一个整版，《燕园涌动国学潮》，这是史无前例的，第二天《人民日报》评论员又发表文章：《久违了，国学》。

我想，如果没有背后强烈的支持，国学不会热到这个程度。这是有其背景和目的的。
我写过文章，讲慈禧是怎么利用传统、否定传统的；在需要的时候打出来，不需要的时候就否定。那篇文章实际上想说，当我们看到弘扬传统的时候，要想到是什么人在弘扬传统，什么人在弘扬什么样的传统，弘扬传统的背后要做什么？

国学热热到现在，有的机构列出的国学，把民国史、共产党史、国民党史都列入其中，好像只要跟中国有关的学问都是国学了。我不知道这种国学究竟是什么。我们学历史的对此应该警惕。

在《文化的江山》这本书中，作者明确提出了文化中国。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面临并需要解决一个归宿问题。作者不以王朝中国为自己的归宿，我很赞同，不以王朝、政权作为自己国家的代表。

书中有很多地方很精彩，正如前面介绍的，用哲学的思辨和诗化的语言将千年中国史一气呵出，很流畅，很有思想的火花。

但是，作者把历史诗意化、美学化，里面还潜藏着风险和危险。比如把战争美学化、诗意化、浪漫化，这个很可怕，很多强权政治搞宣传，号召年轻人参战，都是把一种残酷美学化，比如日本军国主义，有一个笔部队；德国法西斯希姆莱说过，我为什么选择冲锋队，因为它的服装最美，最威风。

另外，诗化哲学隐喻的东西很多，读者可能会误读。

再说到宋代书院。讲道统和正统，书院是代表道统的独立。但中国的书院在宋代，也是强化道统、强调意识形态单一的一个机制，你不能完全把它美化了，用它寄托我们的想像，认为是知识分子可以自由讨论、百家争鸣的体现。书院作为道统的独立性，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把它作为思想自由的美的想像来加以美化，我觉得也是很危险的。

总之我觉得，对于诗化历史、历史美学化，应该抱有一种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