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和融资制度的改革很快就显现出来的另一个问题是企业与政府之间在收入分配上的利益冲突。尽管试点扩大到了更多的企业和部门，但是向企业扩权给国家财政收入上带来的压力还是很快暴露出来了。例如，《中国统计年鉴》（1993年版）的数据显示，国有企业提供的财政收入逐年下降，由1978年的973.65亿元，下降到1979年的923.62亿元，到1980年则下降为889.58亿元。1978～1985年间，国家财政收入和居民储蓄之间的分配格局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国家控制的财政收入相对于民间储蓄也在不断下降中。1978年的时候，居民储蓄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只有18%，而到了1985年，这个占比已经上升到了86%。  
　　在这里我特别要指出的一个与国民收入分配相关联的问题是，国有企业利用信息上的优势不断扩大了自己的收入份额，并把大量的赢利转化成了工资奖金的分配。中国的经济学家把这个现象叫做“工资侵蚀利润”。这一时期，不仅国家的财政开始出现了赤字，而且工资收入的增长很快推动了社会零售物价的上涨，使经济在改革开放后首次面临了显性的通货膨胀的威胁，由于国有企业工资收入超常增长引发通货膨胀的现象在1993年之前一直伴随着中国的改革进程，它俨然成了一个不得不与向地方政府的分权以及国有企业的微观行为不得不联系起来的特定的宏观现象。在本书的“巴山轮会议”一章中专门介绍了经济学家对这个时期的宏观经济形势和通货膨胀的形成机理所做的不同的研究。

   其实，国有企业扩大自主权的试验和推广很快就暴露出新的问题。除了以上我们提及的问题之外，地区间的相互封锁也开始形成并蔓延。地区封锁的最典型表现是地方政府阻止当地的资源流出。这些做法在媒体报道中被形象地描述成“烟叶大战”、“羊毛大战”和“蚕茧大战”等。对于出现的这些地区封锁问题，国务院于1980年7月1日和10月17日先后发布了《关于推动经济联合的暂行规定》和《关于开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竞争的暂行规定》两个文件，希望能通过企业之间的横向经济联合来鼓励企业的专业化和分工趋势。这样的想法在今天看来显得十分幼稚，但作为一项政策却一直执行到20世纪80年代末。特别是，1986年3月国务院还继续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动横向经济联合若干问题的规定》，足见中国企业之间的所谓横向经济联合受到政府重视的程度。  
也就是在1986年6月，复旦大学经济研究中心联合上海市政府协作办公室、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以及上海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沟通组织了一次为期一个月的关于上海工业企业横向经济联合的大规模调查。调查发放了3 342份企业问卷、走访了220家企业，涉及5大行业。调查的成果最后汇编成书，以《企业改革与发展新路：上海工业企业横向联合调查报告集》为名由复旦大学出版社于1988年1月出版。我记得很多年之后，日本东京都立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村上直树博士来复旦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拜访，提到他们发表在《比较经济学》杂志上的文章曾引用该调查报告时，在座的报告负责人和参与者方深知该报告的学术价值。

   总之，1980年前后，以“放权让利”为特点的改革的确引发了不少经济问题。当时国务院认为：我们是在总的体制没有变动的情况下，自下而上改革的，各方面矛盾很多，牵扯很大，如果不解决新矛盾，就前进不了，甚至已经改了的也巩固不住。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在国有企业的体制没有变化的前提下，这个自下分权的改革必然造成国家与企业之间的“激励不兼容”，这样的放权让利到最后可能葬送改革。类似的风险在前苏联和东欧的局部改革时期（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都不同程度地出现过。西方的经济学家后来把这种单纯地向地方政府和企业实行分权的改革做法叫做“改革陷阱”。后来，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在反思这一过程时也说过：“把传统体制的弊病归结为权力过分集中，是一种肤浅的论断；权力高度集中乃是用行政计划配置资源的必然要求。企图以‘放权让利’来实现经济运行状况的根本改变，是决不会收到效果的。”

   即使当时面临向企业和地方政府分权所产生的风险，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还是得到了政府的支持。1980年4月9～19日，国家经委在南京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并决定继续搞好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会议决定把地方企业扩权试点的审批权下放给各省、市、自治区，特别要求选择少数矿山进行扩大自主权试点。根据萧冬连教授提到的数据，到1980年6月，试点发展到6 600个，约占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数的16％左右，产值占60%左右，利润占70%左右。其中，上海、天津试点企业利润已达到80%以上，北京已达到94%。 
　　三十年后的今天，回头去评价这些单纯面向地方和企业的扩权改革，不难发现其内含着的深刻矛盾。这个矛盾就是分权和扩权试验与计划体制之间的矛盾。在整个经济计划体制完整保存不变的前提下，微观的改革试验和激励改善只会导致经济的其他方面更大的扭曲，并在宏观总量层面上持续产生严重的不平衡，特别是频繁导致恶性通货膨胀。

   据发表在《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1年第182期上的研究文章透露，微观与宏观的严重脱节现象也被1980年第一次来中国访问的联邦德国经济学家古托夫斯基觉察到了。他认为，中国在扩大企业自主权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自由市场发展很好，改善了居民的供应。但他忧虑，中国在微观经济方面进行的试验太多，如上缴利润、利润留成方面；企业各自为政，存在着无政府主义状态；在宏观经济上看不到完整的规划，尤其是看不到在微观经济方面的局部试验和宏观经济之间有什么联系。1981年9月14～15日，古托夫斯基应薛暮桥先生之邀第二次访华时，就中国经济改革和财政金融问题提出了咨询意见。《经济研究参考资料》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是很受经济研究人员欢迎的学术刊物，但它并不是公开出版物。在我的印象中，它发表的文章多以调查、资料和背景报告为主。现在很多大学的图书馆里已经不容易找到过去的这些非公开出版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