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变、强制的“合约”？

五常先生合约理论的精要在于资源稀缺时竞争无可避免，为约束竞争，办法可以很多，可以是论资排辈的等级制度，也可以是市场价格，而后者不会导致租值的消散，即最有效率或最小的损失（P122，P128）。

镖局故事已经说明了五常先生之县政府土地出让及竞争的精要，就是第三年的情况，县政府可以低价出租土地（镖车上的位置，五常先生称赞如此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而不需严格意义上的私有产权了），但最后吸引来的企业日后的增值税要能弥补土地降低价格的损失。于是，五常先生欣喜地见到奇特高效的“承包责任合约”诞生了！

应该说，五常先生对上述前者的认识和对后者的描述都是符合现实的，不过二者合在一起是否就经得住现实的考验呢？另外，是否有五常先生没观察到的现实关节之处呢？

五常先生将承包责任合约看作是“坐在”“等级界定权利的制度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的制度”（P130）两种合约之间的新合约，让笔者想起那个老词——“权力搅买卖”。这当然不是个“好词”，但不妨从经济解释的角度观察，是不是就有高效的现实的作用。

事实上，正是“权利”与“权力”二字道出了机关，如果是五常先生约定的作为没有消散租金、最具效率的承包责任制，那应该是双方都同意，自愿的行为，是“权利”（P128-129）。但现实中，镖局中老板和镖师是难得对等的，甚至现实中我们讨论的镖师们（县级）哪里有用脚投票，一走了之的机会呢？那么，既然不是基于市场价格原则上的合约（而是“坐在”两者之间的合约），按五常先生论证，则租值消散在所难免，也就是说效率没那么高了。

现实中县级政府与省、市或中央政府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举例观之，1994年分税制时，作为握有“决定使用土地权力”的县级政府可有参与吗？事实上是有。都是时任副总理朱镕基一个个去找省长书记谈，没见过哪个县长书记参与。

如果说94年是中央和省级分税了，之后才是省以下分税，但一方面各省通常是将指标直接下达各市县，虽然也有分类（一般分三类：自给自足的、财政中等的和好的）分别对待，但在没有巩固的地方税源的情况下，事实上的分税制仅仅在一小部分县级运行着，大部分依然是按传统“弱势”承包谈判后的增长任务运行。

“弱势”承包谈判不仅是因为级别低，更是因为行政体制和谈判数量——如果一省只有4个市，则肯定比有40个市难谈成，前面情况下市级更容易合谋而提高自己的分配利益。现实中，县级就太多了，除个别经济实力非常强的之外，几乎无力对上谈判。

不仅是弱势、不对等下的“合约”，而且随着省级和市级政府“仿照”中央不断集中财力，而规范的转移支付又未形成，县级政府被动之下收支压力加剧了。更有甚者，本世纪初以来，在这轮经济周期中，很多市级加快了调整与其下各县的“谈判”次数，调整财政关系频率大大加快了。2006年，河北财政厅的调研报告总结了县乡财政体制的主要问题：

来自笔者的调研亦显示，在县级面临到的上级财政体制“随意性”大大增加后，县对乡镇的随意性也异常强化。笔者调研的县对乡镇的财政关系，在1985年是一定五年，1996年为一定三年，而2001年则开始执行“一乡一算、按月考核、经费挂钩”，几乎可以说，现在乡镇每月的收支计划都在由县政府动态考核之中。市对县亦然。

五常先生看到了县政府低价出让土地这个似乎是市场化的行为，但没注意到不仅事实上县政府垄断一级土地，决定了这样的行为肯定不是市场化的，而且县政府与上级间的合约也如此易变、强制，这种类似于镖局第三年的情形是很难称作有效率的市场化“合约”的，肯定是会出现效率降低、租值消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