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独有”

这镖局的故事换了称谓就是说中国。老板是中央政府、省级政府，三镖师是市级、县级政府，本文不妨将老板当作市政府，镖师作为县政府。故事中的三年，也就是传统计划经济财政统收统支的大锅饭时代、80年代至1994年的分灶吃饭和94年至今的中央地方（其实是中央和省级，下面细说）“分税制”这三个阶段。

于是，如果张五常先生开这个镖局的话，他认为第三年的镖局业务可能最好，老板比第二年强势了，伙计们也竞争愈加激烈，个个奋进了。

第三年年底，五常先生在总结会上说：我发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经济制度”（P130），那就是“承包责任合约”，“层层串联”、“地区竞争”（P144），尤其是在座三位（三县）的同层竞争亦伟大的深意，“天下独有”，这是我们三年（三十年）事业奇迹的根源！

接着，五常先生谈到了这个伟大发现的“法门”：你们手里有镖车（即县政府有土地使用权），按行规每平米镖车拉货至少100元，你们在我们的合约激励下，将不少镖车位置以90元、甚至70元出租了（土地出租便宜），但拉的货多了很多（吸引投资形成县政府日后持续增值税流水进项），还有私活，于是大家都是赚得更多！众人皆赞精妙，遂有《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

中国棋局复杂，五常先生的分析也自有精妙之处，所以不好看清楚。但简化到上述镖局故事，虽然对第三年的情况我们还似乎有所知有所不知，但如果笼统称如此合约就是镖局事业发达的根源，似有不妥之处。

围绕中国经济奇迹的解释，五常先生核心说了两个事：合约理论与县政府土地出让及竞争。

正如五常先生称“承包责任合约”这朵中国特色的奇葩原本是“合成”之物一样（P128-129），合约理论和县级政府竞争也不是新说法了。早期有关财政分权的认识多集中在公共财政范围，后来逐步联系到经济转型和地方政府竞争，中国理论界比较熟悉的是戴慕珍（Jean Oi）、许成钢、钱颖一、张军等教授的有关研究，特别是以“财政联邦主义”视野，另外周黎安教授侧重从官员的政治锦标赛机制入手观察等等。他们的学术抱负也和五常先生一样，要探讨中国奇迹的制度根源。

但也有学者（陶然、汪晖等）提出针对上述理论的两个质疑：其一，如果财政分权促进了地方竞争和经济增长，那么为什么1994年后事实上中央集中大量财力后，地方政府还有积极性去竞争呢？

二，针对五常先生之说，进一步问，地方中央压低土地价格吸引项目的做法究竟是更有效率了还是更少效率了（race to the top还是race to the bot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