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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尼摩 

问=张子言 答=菲利普·尼摩 

问：在思想上，曾经有哪些人影响过你？ 

答：首先，我自己是一个哲学家，所以实际上我会受到所有哲学家的影响。当然，其中哈耶克对我的影响是很深的，我在30多岁的时候接触到他。在当代的哲学家里面，卡尔·波普尔和另外一位法国的哲学家勒內·吉拉尔，一位跟宗教，尤其跟基督教联系比较紧密的哲学家，他同时也是法兰西学院的院士。 

问：在《什么是西方？》这本书里，你简单提到了人口爆炸问题，西方经历过这个问题吗？是如何面对？如何解决的？这对当下的中国是有现实意义的，你愿意谈谈吗？ 

答：其实在书里我已经解释过了。最初，地球上人口跟动物的种群数量是平衡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开始增长，这种增长以阶段呈现，比方开始的时候人口数量比较少，有了文明之后，人口数量开始增多，到了更高的阶段，就是文明发展到更高的程度的时候，出现人口爆炸。但是我并不认为西方社会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其实现在西方社会现在还是处在人口爆炸阶段的。 

在某种状态下，在特定的阶段，确实我们是希望人口增长。但实际上，当我们到达了目前这种生活状态后，我们又希望能够享受自己的生活，享用文明发展带来的利益，能生活得更好，而不仅仅是发展人口。  

问：古希腊时代的哲学家像柏拉图、苏格拉底、第欧根尼，现在的人们很容易觉得他们活着的时候一定是“大明星”，民众总在他们身前背后讨论他们的故事和八卦。在当时，他们确实是像当下的明星一样的存在，是众人瞩目的焦点吗？还是，只是因为他们恰好被流传跟保存下来了？ 

答：在当时那个社会他们确实都是名人，不是普通的大家不知道的人，本来就是受人瞩目的人，并不是说他们自己非要表现得像明星一样。 

他们之所以现在看起来像明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后世尤其是十三世纪之后，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越来越希望跟古希腊的思想产生连接，希望能够再接续他们的思想，所以他们从众多的哲学家、众多的古人里选择和挖掘出来一些最有影响，然后著作最丰富的人，所以今天在我们看起来他们显得更像明星。 

我讲西方的思想，希望能定义西方，一定会追溯到他们身上。因为西方是有历史的，如果我们不追溯到比较久远的历史，我们是没有办法定义西方的，这就好像如果我们不追溯比较久远的中国历史，我们也就没有办法定义中国。中国古代肯定也有很多这样的人和故事。 

问：你对东方的印象是怎样的？怎么看待东西方的关系？ 

答：回答这个问题，我想提一下我在《什么是西方》的前言里写到的内容。因为我是写完这本书以后，才接触到东方、远东的，先是去了日本，然后又来到中国，先后跑了十四趟亚洲。我发现这是一个受儒教思想影响非常深的社会，而且所以称之为儒家社会是非常名副其实的。在这之前，我有过很多旅行的经历，但是没有来过远东。我完全被吸引住了，尤其是日本，一个非常富有而且秩序井然，同时又是高科技社会，他们在西方化、现代化方面可能做得比西方人更好。我之前去过很多国家，像伊朗、俄罗斯等等，但是我都没有这么强烈的，类似这样的印象。这对我来说像一个谜。于是，我用了很长时间来学习日本和中国的历史，我觉得我发现了一个答案，那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有一种或者三十种文明，而是有两种文明。 

在人类存在的二十万年间，一开始人是以部落为形式生活，巫术、祭祀，以这些方式来生活，而这些生活方式阻止人们去认识大自然。人在这种部落的状态下生活了二十万年，从这种状态里面走出来时，分成两种状态，但是这两种状态是分开的，一种是现在地中海那边的，一种就是在中国这边的。人们都从这种，我暂且称之为蒙昧的状态里面走出来，但是他们走出来的状态是不一样的，是两种。 

我认为儒学是一种理性的学说，儒学思想影响了中国和周边的国家，像韩国、日本、越南，这种影响就如同古希腊、古罗马影响整个欧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相对于欧洲都是处于先进地位，从17世纪开始，欧洲开始发展科学，开始赶超中国。 

欧洲逐渐发展出一种强势文明，尤其发展出了强大的势力，开始向全世界扩张，这个时候欧洲人去到日本，或者去到西班牙，南美洲，非洲，结果是不一样的。我在《西方是什么》里提到了很多，关于各种文明对待西方扩张和侵略的方式。但是日本因为受到儒家思想影响采取了比较理性的方式，他们能够理解更高的文明或更强的力量，把来自这种文明和代表这种力量的人看成跟自己一样的、跟自身相似的人，而不是把他们当成魔鬼。伊斯兰文明理解西方文明就是把它当成侵略，当成魔鬼，而不是当成一种跟自身相似的、同等的、平等的文明来对待。 

问：哲学是有现实作用的吗？ 

答：欧洲和中国在思想上是有共同点的，就是理性，理性思维是拒绝“魔法”（编注：迷信）的。但同时欧洲跟中国之间也有很多不同点，这些不同点可以追溯到各自的传统。西方的一大传统是对个人权利的肯定，对于个人自由的肯定，这建立在对个人价值的追求上。 

杜维明在西方生活了很长时间，他认为，中国人所主张的家庭幸福、和谐等等，这些其实也是个人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东方跟西方的不同，并不是不可调和的，相反它们是相辅相成的。以对抗恐怖主义来说，中国、东方和西方可以联合起来，形成对话，但是这种对话不是外交意义上的，而是在精神、价值观上达成的共识，形成一种共同的生活规范，这种共同的生活的规范，要建立在价值观相互认同的基础上。但是，这种价值观的认同需要对话来达成。 

这种对话就需要上溯到哲学、哲学家，来寻找答案。 

问：东方和西方联合起来，肯定会有碰撞，前景是怎样的？ 

答：显然会有冲突和矛盾。但是整个人类现在处于一种全新的现实当中，这种现实是前所未有的。有三个新产生的事物： 

第一个是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必须是全世界各地来协作才能高速度地运转。 

第二个是整个人类其实都共同面对环境恶化，还有原始材料的问题。 

第三个是有合作就会有竞争和对立。在此之前，人们解决竞争和对立的方式往往是战争。目前这个阶段，人们不能再把竞争和对立上升到战争状态，因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可能摧毁整个人类。 

在这个时代之前，人们解决纷争和对抗的方式，可能就是通过外交。我们打一段仗，打完仗之后我们和解、签协议等等。但是通过外交达成的和解非常脆弱。所以，我们应该建立一种更为坚实的共同生存的基础，这种更为坚实的生活模式或者是生存方式，就是来自于对一些共同的价值的认可。比方，对于暴力在社会当中的作用，对于个人的价值的肯定，对于个人自由的肯定等等。如果没有对话我们不可能达成价值观上的认同，对话非常重要，而这个对话是由哲学家，以哲学的方式才能完成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只能以哲学的方式来解决对抗和纷争的境遇。 

问：相对于经济，哲学和文化并没有退化？ 

答：当然。经济不可能独立运行，它也是需要规则、理念才能够运行起来。何况，伟大的文明从来都是能够兼顾到社会的各个重要部分的。只要文明鼓励人们阅读、求知，有思想的人能够不断地接触到外界，接触到新的思想，跟遇到的外来人或者思想形成对话，这对整个社会发展只能有好处。 

问：你觉得作为哲学家，你的主要贡献将会是什么？ 

答：现在回答这个问题真的太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