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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尼摩的西方 

By 阎雪梅（《什么是西方》一书译者） 

什么是西方？ 

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或许见仁见智，各有所恃。总体而言，一般离不开以下三类答案：西方是一个与东方遥遥相望的地缘政治体；西方就是对那些有先进生产力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称；西方是指人文风俗与东方迥然不同的欧美各国。 

西方的确是一个经历了漫长历史演变才逐渐形成的地缘政治体，然而无论从地域分布抑或政治体制来看，西方国家都各有其民族特色；至于西方的发达生产力，确实如此，然而就地理位置而言，东方同样也不乏经济发达的国家，最典型代表即为日本；西方社会与东方国家在人文景观、风俗习惯的许多层面确乎泾渭分明，然而并非没有些许共通之处，尤其随着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交流以及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融合似乎已是大势所趋，有鉴于此，我们很难断定第三个答案到底是否正确无误。 

那么，究竟什么是西方？它有没有自己的真正内涵？它是否具有明显区别于东方世界的共同的价值观和深层次的整体关联性？这正是法国著名政治思想史学者菲利普·尼摩在《什么是西方》里探讨的主题。 

尼摩认为西方文明并非一段简单的西方发展史，它是五大因素合力促成的结果。这五个因素又被作者称为五大奇迹，分别是：古希腊的城邦、科学和学校；古罗马社会的私有财产、私法和人格概念；基督教《圣经》的伦理观和末世论；中世纪的“教皇革命”；启蒙运动时期以及其后的自由民主改革。尼摩按照社会历史演进的顺序逐一介绍了这五个重大事件，而每个事件又为下一事件的出现酝酿了某种契机。 

首先，古代希腊社会发明了城邦、科学研究和学校，这是《什么是西方》一书展开具体分析的奠基石。尼摩采纳了法国学者让-皮埃尔·维尔南（Jean-Pierre Vernant）的观点，认为继早期的迈锡尼神圣君主集权制覆灭之后，出现于公元前8世纪中叶的希腊城邦是一个历史性飞跃，它推动了一系列的社会进步，创立了以法治邦、个人自由的原则，创造了科学研究，创建了学校，进而缔造了伟大的“希腊奇迹”。 

第二大奇迹发生于古罗马时期。罗马人继承了丰富的古希腊文化遗产，尤其是希腊城邦的法治政府体制，随之再经各地历任行政长官们的司法创新工作之后，最终制定出严密的罗马法体系。因为发明了私有财产概念，制定了保护个人私有财产的私法体系，“个体于是不再消融于集体的海洋之中”，个体人格在古罗马社会得到前所未有的看重。因此，这个以私有财产为中心的罗马民法不仅为现代西方法律体系奠定了根基，更被作者视为后来的西方人文主义的源头。 

尼摩经过分析论证，认为基督教在西方文明的历史演进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犹太基督教的《圣经》引入了伦理观和末世论，于是促成了第三个奇迹的出现。一方面，《圣经》的伦理观改变了以往古希腊——罗马人逆来顺受种种不幸命运的心态，对人类的苦难给予同情，也给予人类反抗精神，人类不再视痛苦为正常状况而力图改造世界。另一方面，《圣经》的末世论打破了古代异教尊崇的轮回时间观，开启了始于创世、终结于末世的线性时间的新时代，这为赎罪论的出现提供了必要条件，从而为人类借宗教神学革新的东风走上历史舞台的前台创造了机遇。尼摩认为，尽管古代希腊——罗马社会为世界文明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那并非古希腊——罗马人有意而为之，他们并不认为进步是人类的正常发展进程，因此正是基督教《圣经》的伦理观和末世论第一次有意识地“推动了历史的进步”。 

第四大奇迹即欧洲中世纪中期（11世纪末到13世纪）的“教皇革命”或称教廷革命（即格列高利改革，但作者认为称其为格列高利改革并不恰当，原因有二：首先，从其最终产生的深远影响来看，这不仅仅是一场改革；其次，它也不只是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一人的贡献，而是汇聚了前后数任教皇及其助手、主教、神学家等人的集体成果）。其中，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圣安塞姆（Saint Anselme）的赎罪论和炼狱说值得一提。圣安塞姆提出了赎罪和受难的概念，他认为人类的行动虽然有限，却都是最终获取上帝救赎所必需的行动，哪怕最微不足道的行为都有其自身的价值，由此鼓励天主教徒们开发本性和理性，致力于实现《圣经》的伦理和末世理想。此外，天主教会通过教皇革命制定了天主教会法，建立起完整的神学、罗马法、天主教会法、医学的高等学院体系，欧洲各国则以教皇君主制、天主教会法为范例开始实行中央集权制和制定法律。这场中世纪的教皇革命首次融合了古希腊科学、古罗马法律、《圣经》的伦理观和末世论，其“最终结果是整个欧洲社会的知识、价值、法律和制度的重组”。西方文明自此成为“雅典”、“罗马”和“耶路撒冷”三大文明的融合物。 

第五个事件或者第五大奇迹则是众所周知的自由民主改革。这一时期的思想自由、民主政治、经济自由化是前四大奇迹的融会发展，最终铸就了现代西方世界的独特面貌。 

以“什么是西方”这个问题作为开端的尼摩最后也以提问作结：西方化现在是否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当今世界的非西方国家是否必须西方化才能得到发展？ 

作者虽然对此不置可否，却援引了三位学者的观点，提出三种不同的解答：第一位是印度裔英国经济学家迪帕克·拉尔（Deepak Lal），他在论文“现代化必须西方化吗？”里作出了否定回答；第二位是美国政治学家罗纳尔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F. Inglehart），他的回答则是肯定的；第三位是秘鲁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他的答案介于前两者之间，他认为经济西方化不等于价值观的全盘西化。 

假使对《什么是西方》作一小结，那么我们认为作者在以下各方面都有所创新： 

首先，尼摩认为西方文明是一个文化融合体，其特点为“法治国家、民主、思想自由、理性批判、科学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经济”。沿着历史进程顺序出现的五大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它们既自由结合又环环相扣，在历经一段偶然又必然的发展演变后，最终构成了西方这一特有的文明形态。 

其次，尼摩反对把现代西方文明归因于文艺复兴或启蒙时代思想的主流观点。在他看来，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政治学的发展是西方文明的根源，换言之，西方现代社会的自由民主模式是中世纪的基督教教义和教皇革命在西方的历史演进结果。这应该是作者在书中最独特、最鲜明的理论创新了。 

另外，从新教和天主教两者与世俗世界、人类行动和社会历史之间的关系来看，新教仍然是罗马天主教会的教皇革命精神的延续。作者认为，宗教改革运动领袖马丁·路德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但是重新找回了教皇革命的精神。 

在作品的最后一章，即第七章《致力于一个西方联盟》，尼摩与那些主张文化多元论的人背道而驰，他提出应该创建一个具有共同的西方身份认同的“西方联盟”，无论这个政治计划是否显得过于乌托邦，它毕竟反映了西方一部分知识分子在直面种种随世界经济一体化而生的文化冲突、文化融合、文明对话等现象而作的理论思考。 

《什么是西方》的作者菲利普·尼摩是法国著名的政治思想史学家，其代表作《古代与中世纪西方思想史》和《现代与当代西方思想史》一经出版就广受好评。《什么是西方》应该说是作者集长期的研究工作和多年的研究成果而成的精粹之作。 

最后，请允许本文作者借尼摩在《中文版后记》的结论作为结束语：“我希望把这本书翻译成孔子的语言，希望这是我与中国知识分子缔结交往的契机，最终能够促使我加深自己对亚洲各民族文化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