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有些例子中，采用自由市场政策是出于民主方式—政治人物以强硬的政纲竞选并赢得选举，美国的里根（Ronald Reagan）是最好的例子，法国的萨科齐（Nicolas Sarkozy）当选则是晚近的事。不过，在这些例子里，自由市场十字军面对大众压力，最后免不了被迫修正激进的计划，接受渐进的改变而舍弃全面转型。从根本上来说，虽然弗里德曼的经济模式在民主政治下能够部分实施，但极权政治才是它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必要条件。经济休克疗法若要彻底实行——像70年代的智利、90年代的俄罗斯，以及2001年9月11日以后的美国——通常需要额外施加某种重大集体创伤，以便暂时停止或完全阻挡民主运作。这种意识形态十字军出现在南美的独裁政权统治之下，也存在于它征服的最大领土譬如俄罗斯。它一直与冷酷的领导阶层相处最融洽，而且创造出最多利润。 

休克疗法班师回朝 

弗里德曼的芝加哥学派运动从70年代以后，征服世界各地许多领土，但直到晚近它在自己的原产国一直未获得完全的施展。里根确实跨出第一步，但美国仍然保有福利体系、社会安全计划，以及父母坚决不肯放弃的公立学校。以弗里德曼的话来说，美国仍然“非理性地依附着社会主义体制”。

共和党1995年掌控国会时，归化美国的加拿大人、日后为小布什（George W. Bush）撰写讲稿的弗鲁姆（David Frum），与一群所谓新保守主义者（neo-conservatives），呼吁美国应进行休克疗法式的经济革命。“我想我们应该这么做。与其渐进地削减——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我主张从今年夏季的某一天开始，我们一口气取消三百个计划，每个价值十亿美元或更少。也许这种削减产生不了很大的影响，但它的意义可大了。而且你马上可以办到。”

弗鲁姆当时无缘体验这种本土休克疗法，主要是因为没有国内危机事先铺好路。但2001年的情况大不相同。9·11攻击发生时，白宫已挤满弗里德曼的门徒，包括他的好友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布什团队以惊人的速度，掌握集体眩晕的大好机会——并非布什政府阴谋策划了危机（像某些人说的那样），而是因为政府要员都是拉丁美洲和东欧灾难资本主义实验的老手。他们同属一个运动，而这个运动渴盼危机有如农民久旱祈甘霖，或者像基督教锡安主义末日派教徒期待开悟。当等候已久的危机降临时，他们马上就知道机会终于到来了。

三十年多来，弗里德曼和他的追随者有系统地利用其他国家的休克时机——类似9·11的外国事件，最早从皮诺切特1973年9月11日的政变开始。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是，一个在美国大学孕育并由华盛顿的机构强化的意识形态，终于有机会回到故乡。

布什政府立即抓住攻击事件激发的恐惧，不但发动“反恐战争”，而且把它变成纯粹的营利事业，让这个新产业为渐露疲态的美国经济注入新活力。这个新产业可以称为“灾难资本主义体系”（disaster capitalism complex），其触角比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总统任期结束时所警告的军产体系还广：这是一场私人企业发动的全球战争，战役是由公帑来支应，永不停息的任务则是保护美国家园永远屹立不摇，以及消灭外国的一切“邪恶”。在短短几年内，这个体系已不断扩展它的市场触角，从打击恐怖主义到国际维和、都市政策，到因应日益频繁的自然灾害等。位居这个体系核心的企业财团，其终极目标是把在特殊环境下快速发展的营利政府模式，带进承平时期和日常的运作中——换句话说，就是把政府私有化。

为了发动这个灾难资本主义体系，布什政府未经公共辩论，就把许多最敏感与核心的政府机能外包给私人公司——从提供医疗给士兵、侦讯囚犯，到搜集大众的信息，并进行“数据采矿”（data mining）。在这场永不停止的战争中，政府扮演的角色不是管理各式各样的承包商，而是一家财力雄厚的创业资本家，不但提供创立体系的种子基金，而且变成其新服务的最大顾客。这里只举出三个显示这种转变规模之大的统计数字：在2003年，美国政府授予3512项合约给私人公司，以执行安全机能；到2006年8月为止的22个月期间，国土安全部授予的这类合约已超过11.5万项。全球“国土安全业”在2001年以前还是个小产业——现在年值已达2000亿美元。在2006年，美国政府用于国土安全的支出平均每个家庭要分摊545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