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第一次学到如何利用大规模的休克或危机是在70年代中期，当时他担任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将军的顾问。在皮诺切特的暴力政变后，不仅智利人陷于休克状态，整个国家也遭到严重恶性通货膨胀的创伤。弗里德曼建议皮诺切特采取一连串迅速的经济变革——减税、自由贸易、私有化、削减社会支出和解除管制。后来智利人甚至发现，他们的公立学校被公费补助（voucher-funded）的私立学校所取代。这是史上最极端的资本主义改造计划，日后更以“芝加哥学派”革命著称，因为皮诺切特的经济学家中，有许多在芝加哥大学就读时拜在弗里德曼门下。弗里德曼预测：迅速、突然和大规模的经济改变，将激起能“促进调整”的群众心理反应。他为这个痛苦的技术创造一个名词：经济“休克治疗”（shock treatment）。此后数十年，每当政府采取大规模自由市场计划，这种骤然实施的休克治疗或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就一直是首选的方法。

皮诺切特也以他自己的休克治疗来促进调整；这些治疗在许多酷刑室中进行，施加在被认为最有可能阻挡资本主义转型的人痛苦挣扎的身体上。许多拉丁美洲人认为，造成数百万人生活贫困的经济休克与对数十万名信仰不同社会的人滥施酷刑之间，有直接的关联。例如，乌拉圭作家加莱亚诺（Eduardo Galeano）问：“如果不靠电击手段，这种不平等怎么可能维持？” 

这三种不同形式的休克降临智利整整三十年后，整套模式又在伊拉克复兴，而且暴力程度远为惨烈。最先是战争，根据“震慑军事理论”作者群的说法，目的在于“控制敌人的意志、知觉与思想，并实际上造成敌人无力行动或反应”。接着是激进的经济休克治疗，在国家仍然烽火连天时，由美国行政长官布雷默（Paul Bremer）进行大规模私有化、完全开放自由贸易、实施15％的单一税，并大幅缩小政府编制。伊拉克临时贸易部长阿拉维（Ali Abdul Amir Allawi）当时说，他的同胞“已厌倦于被当成实验对象。我们的体制已受到太多冲击，所以我们的经济不需要这种休克疗法”。当伊拉克人反对时，他们被逮捕送进监牢，他们的身体和心智在那里承受更多打击，而且这种打击绝非譬喻。

我从四年前开始研究自由市场如何依赖休克的力量，当时是伊拉克被占领的初期。我从巴格达报道震慑之后美国尝试施行休克疗法遭到挫败。然后我前往斯里兰卡，时值2004年大海啸后数个月，也目睹不同情况下的相同操纵：外国投资人与国际贷款机构联手利用惊慌的气氛，把整个美丽的海岸交给创业家，迅速兴建大型休闲旅游中心，阻挡数十万名渔民在海边重建他们的村庄。“在命运残酷的作弄下，大自然给了斯里兰卡独特的机会，从这场大悲剧中将诞生一个世界级的旅游地点。”斯里兰卡政府宣布说。等到卡特琳娜飓风袭击新奥尔良，共和党政治人物、智库及土地开发商开始讨论“空白石板”和令人振奋的机会时，世人已经可以明显看出，这是一个达成企业目标的惯用策略：利用集体创伤的机会，进行激进的社会与经济改革。

大多数逃过大劫难的人想要的不是一片空白石板：他们要的是挽救任何能救回的东西，修复被毁损的东西；他们想重新巩固与家园的关联。“当我重建这个城市时，我感觉像在修复自己。”新奥尔良受创最重的南九区居民卡珊德拉·安德鲁斯（Cassandra Andrews），在清除飓风过后的瓦砾时说。但灾难资本主义者对修复旧观不感兴趣。在伊拉克、斯里兰卡和新奥尔良，这个过程被刻意称为“重建”（reconstruction），第一步是完成灾难未完的工作，即扫除公共领域与旧小区残留的一切东西，然后迅速以一种商业式的新耶路撒冷圣城（New Jerusalem）取而代之——一切都赶在战争或自然灾害的牺牲者能重新集结、并要回原本属于他们的东西前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