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三：不为公众所知的改革(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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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2-10

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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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陈文鸿文章所引用的数字，几乎全是摘自内地或者特区报刊公布过的。陈文鸿通过对这些数字的逻辑推理和估算来得出结论。例如，陈文鸿实际上是根据深圳公布的1983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和人口总数来推算出深圳市的人均社会购买力高达4 170元人民币的。而在同一时期，上海的人均社会购买力为912元，北京为896元，广州为504元。深圳比上海、北京高出三四倍，比广州高出7倍多，这显然是不符合常理的。因此，陈文鸿得出结论认为，深圳的市场繁荣，主要是靠内地顾客来维持的。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内的经济学家还多以概念和定性分析见长，而陈文鸿的文章虽然简单，但却是“让数据说的话”。所以，文章虽然没有涉及到深圳特区的性质，但却提出了让那些关注深圳特区性质的人备受鼓舞的问题与结论。而且，让人耳目一新的文章风格在那个时候肯定是最具杀伤力、影响力和传播价值的。于是，文章一经发表，引起哗然。如果是身处互联网当道的今天，陈文鸿的名字定会红遍中国大江南北。

其实，根据我的记忆，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不仅仅是陈文鸿，其他一些经济学家也对深圳特区有过相似逻辑的批评。这让我想起1992年9月我初到英国萨塞克斯大学时与华大伟教授的一场对话。华大伟教授不幸在2007年8月病逝于英国。我之前曾经提到，华大伟先生当时正在从事关于中国特区和沿海发展战略的研究。我到了萨塞克斯大学之后就去办公室找他。他对我说，他正在为世界银行准备一份评估深圳特区的背景报告。他还拿出了一些他写就的相关文章，希望我能帮助他收集一些资料和数据，同时也能参与他的项目。我问他对特区的基本评价是怎样的。他直截了当地说，经济特区是一个扭曲的环境，它像磁石一样把内地的资源吸引过去，短时间里发出耀眼的光芒。

正在这个时候，成都《经济学消息报》的主编高小勇先生与我联系，希望我在英国期间能为《经济学消息报》写点评论文章或者开一个专栏。我答应了他并开始动手写一些评论。有一次我对华大伟建议，也许我可以把他关于深圳特区的文章编译出来，在报纸上发表。于是，《经济学消息报》不久便在第一版发表了华大伟的文章，题目是《发光的并不都是金子》（All that glitters is not gold）。华大伟教授说这是他在中国的报纸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那应该是1993年的春天。

华大伟教授的观点，当时的我并不十分同意。我认为他总是无法摆脱西方主流的概念和框架来审视中国，因而在研究中国问题上总是比较倾向批评中国。不过，他对中国非常友好，批评显然也是善意的。因此，我们彼此之间从那时候起就成为了很好的朋友。每年我们会在中国和英国多次见面。我还策划并帮助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过一本他的研究文集《中国的开放经济》。只是我们之间并没有任何研究上的合作。

总之，在深圳特区建设的最初阶段，尤其是特区的试验在党内和政治上还有不同意见的时候，深圳遭遇到这些来自学术界的批评自然就备受关注了。在这种背景下，1992年1月，邓小平再一次来到深圳，发表一系列针对深圳特区试验的讲话，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在这之前的那场争论的火药味。

1992年1月19日，邓小平再次到深圳。他在深圳参观过程中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

1月23日，邓小平在深圳开往珠海的快艇上还说：“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变。”

邓小平最后说：“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

不搞争论，那是政治上的务实和策略。但争论的过程确实让更多的人去思考了这样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局部性的改革和试验改革，尽管有其策略性的意义和价值，但的确会产生局部与整体经济体制的落差，如果处理不当，将引发普遍的“寻租”现象。事实上，在一些经济学家批评深圳特区的管理体制时常常会用发达国家的“企业区”或是国际上流行的“出口加工区”作为参照组。深圳特区在当时显然已经超出了“出口加工区”的概念，也不再是完全封闭的管理体制。不仅如此，深圳特区还在鼓励和促进与内地省份以及内地企业的经济联系（所谓“内联”）上大做了文章。
根据谷书堂主编的《深圳经济特区调查和经济开发区研究》一书在深圳所作的调查，所谓“内联”，是指经济特区与内地各省、市，各部门、各企业在经济上或技术上的联合。它主要是采取双方在特区共同投资、联合办厂、开店等方式，达到共同开发和建设特区的目的。毫无疑问，由于特区的政策和体制优越，内地的企业和政府有足够的动机来深圳投资办厂和开设经营窗口，同时也为深圳建设提供了资金、熟练劳动力以及管理型的人力资本。根据调查，在当时，深圳的总投资当中有20%的资金实际上是来自内地的。这本来是一个想推动深圳特区与内地省份经济联动的善意想法，但也不可避免地诱导出了越来越严重的内地企业利用深圳特区寻求“直接非生产性寻利”（UDP）现象。

1994年春节前我离开了英国萨塞克斯大学，走前我提交了一篇研究论文The Social Costs of Special Privileges in China，这篇论文从理论上讨论了特区政策扭曲的社会成本。该论文的中文版后来收录在我写的《特权与优惠的经济学分析》一书中。

我清楚地记得，1993年我还在英国萨塞克斯大学时，我的同事陈志龙教授也参与到华大伟教授的研究项目中，并受邀专程前往英国考察“企业区”，了解英国一些老工业地区实施特殊政策待遇的“企业区”（类似于我们的“开发区”）的体制和管理模式。后来他回到上海写了不少内部研究报告递送到政府部门。也就在这个时候，中央政府酝酿多时的关于继续扩大开放地区的一系列政策也出台了。在我的印象中，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早期那种备受关注的寻租现象逐渐消退了，说明在深圳和其他一些地方的特区试验所产生的局部扭曲效应基本消除，更大范围和地区的体制趋同在加速发生着。

第一章莫干山上论战价格改革

莫干山会议

双轨价格的经验

关于双轨制的争论与“配套改革”动议

价格双轨制：是奇迹还是神话

第二章巴山轮会议

“巴山轮会议”上的经济学家

1985年的通胀辩论

“巴山轮会议”的七大论题

中国经验的理论贡献

第三章特区试验场

试验改革的回声

创立特区的政治经济学

特区的制度试验

特区为什么会遭遇经济学家的批评

特区与沿海开放战略：空间经济学的视角

特区的使命

第四章分权与增长

向地方分权有多重要？

分权的政治

1978年以后的财政分权

分权财政告诉了我们什么

第五章重建金融

重建银行

非银行金融机构

外资银行

金融市场

民间借贷市场

中国金融体制的特征

中国经济的货币化进程

金融深化与经济增长：熊彼特可能错了吗

小结

第六章一场错了再试的改革

“试错”的开始

再试再错的改革：承包国有企业

改制

地方试验

杂交的制度：新国企的出现

试错的遗产：“央企”的形成

我的工业研究

附录

苏联悖论——读盖达尔《帝国的消亡》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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