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余的素材（3）
这也解释了在1968年的戛纳电影节上他让他的法国同行们颇为失望的一段发言。作为“五月风暴”的序曲，法国的电影工作者们试图中止戛纳电影节，他们攻击的一个对象便是电影产业里的明星制度，“电影业不能没有明星！”波兰斯基说。对于那时的波兰电影人来说，戛纳电影节就像是个金闪闪的梦，意味着自由、荣誉和希望，把戛纳电影节说成是精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象征而中断它是荒谬的，他比他的法国同行更清楚从波兰到戛纳得耗费像他这样醉心电影的年轻人多大的努力。
他回忆他刚刚在美国站住脚的时候，就像所有的移民一样，想尽办法把国内的朋友弄出来，一旦有了空缺的职位就赶紧举荐自己尚在波兰国内的朋友。如同他所说，生活的国家的改变对他的电影风格和题材的变化并没有那么直接的作用。这些思潮也没有改变他的趣味和倾向，他始终认为《公民凯恩》是部伟大的作品，而那次败在《八又二分之一》手下也丝毫不觉得耻辱。如果说好莱坞严格的工业化制片人制度也让他感到了压力，但在这里，他还是找到了可以施展拳脚的地方。“我每拍一部新片，对细节就有新的、更严格的要求。”他的摄影器材非常丰富，并且决心尽可能地去发挥它们的作用，比如用很短的焦距去拍摄长且复杂的镜头，这就对摄影机和演员的位置提出了极为精确的要求。
他的学生时代的确无可避免地受到了当时从西欧传来的超现实主义思想的影响，同时也源于罗兹电影学院的“闹剧”传统，他曾经把罗兹的小混混们请到学校的舞会上来捕捉一些真实的慌乱镜头，结果遭到了校方的警告。“你小时候看过的电影会真正地影响你”，今天他说。他学生时期的获奖作业《两个男人和一个衣柜》也采用了荒诞的风格，最初的构想是两个男人和一架钢琴露出海面，然后二人抬着这架钢琴上有轨电车，进餐馆，住旅馆。他想把这部短片拍得“有诗意和寓意”，但又担心钢琴会象征性地引起错误的联想，使人们认为两个男人被驱赶就像艺术家受到没有文化修养的人欺负一样，他最终把钢琴改成了一个带镜子的大衣柜，也不忘自嘲一句，他这种多虑纯属精神错乱。不过他的担心也不完全是多余的，在观看那一时期的黑白电影时，无论电影的节奏多么轻快，还是会让观众联想到一些指涉，这正是他想要避免的，看到一些分析他的作品的理论书里得到的结论常常让他吃惊，“也许是我自己没意识到吧，可知道这些我可能就不会那么拍了，所以干脆不去看。”
似乎命运打定主意给波兰斯基的回忆录添加更多的戏剧化和跌宕起伏，他的第二任妻子沙伦在怀孕八个月的时候被“曼森家族”在家中谋杀，同时遇害的还有他其他三位朋友。事隔几年，他又因为在为《Esquire》拍摄照片时同一个模特间发生关系被指控为强奸幼女。他一次次被迫成为媒体头条。“人们对我有太多不准确的评价……以至于那些不认识我的人对我的人格产生了一种完全错误的印象。我知道我是谁。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也知道我没做什么；我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我也知道现在正在发生什么。”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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