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溜 西安报道
一
“你看，手术刀从鼻梁中间切开，左边半个鼻子、左脸和颌骨，都掀起来了。”
李立科微笑着指给记者看他左脸上惊人的疤痕，还把上牙连着牙床稍稍摘下，很快又塞回去。
十八年前，他被发现患有中晚期左上颔窦鳞状细胞癌，动了一场大手术。更多年前，他的双耳在一起车祸后失聪，他需要时时戴着并不太好使的助听器。
他已经72岁了，面容清瘦，精神矍烁。退休对他来而言只是名义上的，他仍然每天工作，骑着自行车去试验田里察看小麦。
从六十年代起，他就常年驻扎在农村。生病后的这些年里，他一年中也有大半时间待在离家两三百公里外的甘井试验田基地，直到小麦秋播后才回到城里。
八十年代，他的一项研究技术让渭北旱原小麦增产约八亿斤，解决了陕西省的缺粮问题。他被称为后稷再世。
他又研究出旱地小麦“留茬免耕全程覆盖”保护性耕作技术，既可增产，又可保护生态，这一技术曾获温家宝、李岚清等人批示要予以推广，但因种种原因，多年努力并没有推广开来。他靠在椅背上，头往后仰，叹气，“这是我最后一件事，不办成我觉都睡不好。”
他从来没有过节假日的概念，不是在办公室，便是在农田里。他弄不太清楚外孙该有多大了。
2007年4月初，陕西忽遭大降温，他咳嗽不止。他正在准备一沓厚厚的材料，为他的留茬免耕技术又一次呼吁。
他这一辈子为农业而生。农业生产越来越不受重视，这令他心忧不已。
他两次提到八十年代初见过的一位六十多岁的老汉，老汉从二十岁起没吃上过饱饭。“印象太深刻了”，他边说边闭上眼睛，两行泪水静静淌了下来。这种感情中包含着他自身早年饿肚子的经历。对他来说，免于饥饿是首要的大事，推己及人，及众生。
“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蠃病卧残阳”，这是宋人李纲《病牛》一诗中的名句。九十年代，合阳县甘井乡的百姓们把这两句诗制成牌匾，送给李立科。
二
1935年元月，李立科出生于陕西武功县（现为西安市杨凌区）南庄村的一个农家。武功曾出过一位后稷，他教人耕田种地，后来被奉为农神。李立科家里一贫如洗，没有地，靠给地主当佃户，全家人辛苦一年到头，交完租后粮食已所剩无几。
在歉收的年头里，经常一连几天吃不上饭。李立科和哥哥兄弟俩爬到人家的豌豆地里，摘下豌豆角乃至豌豆的叶、蔓，用以填肚子。母亲对他说，“你要学个让人饿不死的手艺”。
初中毕业后，李立科报考了武功农校。从农校毕业出来，他被分配到陕西省农科院植保所工作，随后不久给著名的黄土高原综合治理专家朱象三当助手。他背着行李来到陕北榆林市绥德县，跟随朱象三研究防治粟灰螟。
那是李立科第一次出远门，一路上两边都是大片的绿色森林，耕地很少，到处是美丽的海子和湖泊。森林中时有狼只出没，他在路上就听说有农民在放驴的时候，驴子被狼啃掉了大半个屁股。这些所见所闻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1962年，李立科到武功县河道公社蹲点指导农业生产。他在河道公社的皇中村推行“四改三扩”的试验，扩大种植面积，扩大正茬小麦和复种面积，使当地的粮食亩产由175公斤提高到250公斤，一举解决了当地农民的温饱问题。附近的村子也纷纷请他过去指点，一时间他成了人们争相邀请的“活财神”。“四改三扩”的耕作方法推广面积达400万亩，总共增产2亿多公斤。
他不仅仅是农业专家。当地农户养的牛普遍得了牛皮癣，他便研究治牛皮癣的办法，走村串户为牛治病。他发现皇中村适宜种柿子树，便向农科院专家请教，回来帮农民嫁接柿子树。当地农民大面积种红薯，却不会储藏，大量的红薯烂在窖里。李立科研究出了把红薯窖由单筒结构改为双筒结构的办法，这一方法在全省得到普遍推广。
1978年李立科被任命为陕西省农科院副院长。两年后的一次合阳之行令他深受震动，他决定在合阳县长期驻扎下来。五年后他辞去官职，专心农业研究。
三
合阳县位于关中地区的东部，地处渭北高原，东有黄河水奔流不息，南有金水沟滔滔不绝。但这儿却是有名的旱原地区，千百年来流传着一句无奈的顺口溜：“黄河脚下流，站在岸边干发愁。”人们只能望河兴叹，当地的农业生产大部分依靠天下的雨水，一遇上旱年便收成惨淡。
甘井公社的情况更是令人伤心惨目。由于过度开垦，水土流失严重，土壤越来越薄，日益贫瘠。小麦亩产不到50公斤，年人均收入仅35元。甘井被合阳人称为“陕北的西伯利亚”，没有人愿意把女儿嫁到这儿来。住在这儿的大都是从各省逃荒逃难而来的。
李立科在甘井各村调查情况时，见到一位60多岁的老汉，老汉一年四季穿同一件衣服，冬天塞进棉花，春秋改为夹衣，到夏天拆拆补补又变成单衣。他告诉李立科，“自从我二十几岁来到甘井，四十多年没吃上过一顿饱饭。”
李立科深受触动，他自己也曾深切体尝过饿肚子的滋味，“真是不好受啊”。
此时的整个渭北高原也不再是李立科六十年代初见到的那个森林、湖泊遍布的高原了，由于一二十年来的砍林开荒，森林减少了20%，湖泊、河水渐次干涸，黄土裸露的丘陵沟壑四处纵横，雨水一落到黄土上便立刻蒸发得无影无踪。陕西省5400万亩耕地中，竟有3600万亩为全靠自然雨水耕作的旱地，占到67%，旱地的平均亩产只有100多斤。
1980年，省里的领导对李立科说，“整个陕西省现在缺粮3亿斤，你来想办法解决吧。”李立科认为，陕南地区雨水充足，粮食产量本来就不错，再增产也很有限，而旱地面积如此之大，旱地上的农民又如此之穷困，他决定想办法让旱地增产。
旱地要增产，其关键是解决干旱的难题。当时很多农业专家都认为，要解决缺水，只有实行水利化。但水利化在陕北谈何容易，陕西全省的人均水量还不到全国人均水量的一半。
这时李立科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观点，“渭北旱原农作物产量低，目前急需解决的不是缺水，而是缺肥，只要施以适量的肥，旱地仍可高产。”
这个观点是有扎实的实践根据的，李立科在武功县皇中村蹲点时就发现，磷含量高的土地上长的庄稼比其他的庄稼长势要好，产量要高。他将这一发现公之于众，县里办起了一批磷肥厂，收效颇佳。
他将作进一步的研究试验，以证实这一发现。
四
当李立科把甘井称为福地时，很多人都笑了，“什么福地，那么穷的地方”。
但李立科自有他的道理，在他看来，甘井地区土地多，人均4亩多，产量太低，大有增产的空间，人太穷，穷则思变，这儿正是他理想中的试验基地。
1981年5月，妻子、女儿刚刚从农村搬到农科院，李立科便背上铺盖离家来到合阳县甘井乡。两百多公里的路程，坐火车需要七八个小时，公路还是土路。
每天，他和助手刘博到地里采集土样，记下长势好和长势差的庄稼地块。到收获时，他帮人收割，并登记产量。经过分析，他发现：甘井地区缺磷和极缺磷的土地占98％，缺氮和极缺氮的占96％；其次作物单一，品种老化。这就是甘井之所以低产的主要原因。
李立科经常应邀参加乡里的各种会议。每次会上他都要讲到土地缺磷肥、种子老化的问题。他说，只要多施磷肥，播种适宜，用京农7913小麦品种，亩产就能达到250公斤，全公社小麦平均亩产可达150公斤以上。
农民们对此无动于衷。没有人相信他，他们更相信祈神降雨。他用工资作抵押从省上贷款15万元，买来一批磷肥，但没有人愿意买。他又弄来一批新品种的小麦种子分发下去，没有人拿去播种，有户人家甚至把种子磨成面吃了。
经过李立科的反复劝说、讲道理，终于有21户同意跟他合作搞示范试验田，由李立科提供贷款、化肥、种子和技术，农户提供土地和劳动力。
1982年5月，这21户大获丰收，亩产都在150公斤以上。示范田的作用是无穷的，其他农户也都明白了化肥和技术的重要性。
五
1982年6月，正当天气炎热，李立科带着刘博、赵二龙等助手和焦晓民等农民在试验麦田上开始挖坑。前一年，他们曾在这个地方种下了40穴小麦，每穴3株，其中16穴施磷，12穴施氮，12穴未施肥。
到第四天，已经挖出了一个10米长、2米宽、3米深的大沟渠。然后是采取小麦根系标本，采集时要异常小心，不能损伤根系，这项工作花了十一天。三种小麦摆在一起，对比鲜明：施磷的根长2.7米，单株根重0.73克；施氮的根长1.45米，单株根重0.4克；不施肥的根长1.4米，单株根重0.27克。
一项意义重大的理论产生了——“以磷促根、以根调水”：只要施以磷、氮肥，小麦的根系就能够长到近两倍长，深入地表1.5米以下吸取水分，而甘井地区年降水量550毫米，有80％的水分蓄纳在1．5米以下的土层中。长久以来，这些水都被白白闲置了。
他还进行了具体计算，要使小麦从亩产50公斤增产200公斤，需施纯磷10.8斤(合一袋过磷酸钙)，纯氮18斤(合一袋碳铵)，还需五大车土粪作底肥。他将之编成一个顺口溜，“一袋白，一袋黑，五大车土粪一炮轰”，四处给农民们讲课，从早讲到晚，各村的干部开着拖拉机去接他。他的足迹和声音走遍了合阳县21个公社，400多个大队，2000多个小队。接着渭北地区的白水、韩城、淳化等县市也来请他去讲课。
1983年，合阳县小麦产量翻了一番，甘井地区17万亩小麦平增色亩产153公斤。一句民谣开始流传开来，“甘井面貌变，多亏农科院。群众把福享，多亏李院长”。
同年，李院长辞去省农科院副院长的职务，并举家落户甘井乡。
其后，他进一步修改他的理论，改“五大车一炮轰”为春秋两次施肥。1985年，他专程到北京引来新品种丰抗13号，使甘井乡小麦亩产达到250公斤，增产200公斤的目标实现了。
李立科的“以磷促根、以根调水”在渭北地区得到了普遍的推广，渭北地区共800万亩旱地小麦，如以亩产增收100公斤计，每年可多收小麦8亿公斤。
“七五”期间，甘井试验基地的“旱地农业增产技术”被国家列为重点开发项目，并通过国家级鉴定。国内许多省份的专家和农业负责人纷至沓来考察学习，甘井还吸引了埃及、叙利亚、尼日利亚等国的专家。
李立科连续两年被评为全省劳动模范。多年来令他寝食难安的农民饿肚子的问题终于成为过去，农民们吃上了饱饭。但还不够，他还想让他们富起来，手里有钱花。
（感谢新华社信息中心副主任梁相斌先生提供史料。梁先生曾任合阳报社副总编、中共渭南地委宣传部新闻科长，著有《黄土忠魂》一书，主人公即为李立科。2006年，梁先生为本报撰写《回望三门峡》专题，引起巨大反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