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波 北京报道
经济观察报：从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一直在试图赶上西方国家，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认为效法西方是惟一的现代化道路，惟一能够赶上西方的道路。但也有人认为，中国传统的文化，或者一些政治与经济组织和方式无助于中国的现代化。你是怎么看的？
弥维礼：18－19世纪的时候，那是一段非常令人悲伤的历史，当时中国和西方的碰撞所带来的成果不多，损失却很大。当时西方击败了中国，这也让许多中国人从此对自己的文化感到失望，包括孔子的所有论述，以及孔子关于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论述，人们认为这些理论和观念都应当进行现代化。但是我认为在根本上，你必须保持自己的路径，否则你就会迷失方向。中国人应当学会欣赏自己的传统价值观和文化遗产。
经济观察报：这是不是说在社会上应当更加强调传统的价值观和道德感？
弥维礼：是的，中国传统的儒家一直强调家庭内部的和谐，强调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关心，照顾整体。传统的儒家思想在中国家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对于家庭之外的事务、对于别的家庭的事务关心不多。这一点必须克服。还要考虑其他家庭。在中国我认为人们应当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问题有更多的关注——当然这点中国已经做了很多了。
经济观察报：谈到传统价值观，你对“新儒家”学说怎么看？
弥维礼：在许多代中国人对于儒家学说做了不断的批评之后，如果可以以一种合理的方式恢复儒家，并使之对于社会发展有所促进的话，将是个好事情。
经济观察报：但儒家学说并不能提供一套完整有效的经济体系，它不能像西方的学说那样，提供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全面参考，它似乎只是一种道德和社会准则的体系。
弥维礼：我所说的复兴并不是说让儒家成为一种新的宗教或者支配意识形态，那是不可能的。但儒家的价值观确实应当重新推进。这也不是说要把社会推向民族主义的方向，例如历史上日本民族主义过分扩张就导致了军国主义，那将是对世界不利的。它不应成为一种国家主义的宗教（nationalistic religion），必须是政教分离的方式，不能像一些伊斯兰国家那样实行政教合一，那必将带来文明的冲突，中国应当避免那种事情发生。
经济观察报：其实除了儒家之外，中国还有许多其他的传统文化资源可供发掘。
弥维礼：不错，例如西方人是非常尊敬墨子的，墨子把儒家宣传的对家庭成员的爱扩展到其他家庭，扩展到全社会。墨子的“非攻”、“兼爱”等学说，都是普世性的价值观。此外还有法家对于法律的感觉。孔子主张的是礼，礼是好的，但并不足够，有很多具体的问题是无法以礼来解决的，因为礼不能给出清晰的准则和列出不同情形之间的差异，而这方面法家就能给以解决。当然法家可能导致秦始皇那样的残酷无情，那样就过度了，这也是它后来逐渐消亡的原因之一。但这些价值观仍是可以应用到现代社会的，包括法、礼、仁等观念。
经济观察报：现在大家都在谈论中国的崛起，你怎么看待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
弥维礼：不论是从经济、科技、军事、战略还是政治角度观察，中国现在都已经是一个大国了。但中国在文化价值观方面对世界的贡献（input）与中国的大国地位并不匹配。世界各地现在都有比较大的中国人居住社区，如果他们对于这些传统的价值观更有兴趣、更有信心，将会给世界文化带来巨大的贡献。
然而现在许多外国人，比如说意大利人就对中国人感到担心，中国的服装业、鞋业等都比较有竞争力，成本低廉，这让外国人感到失去了很多市场。于是他们开始害怕中国人。意大利有很多中国人住在一起，他们忙忙碌碌，没有时间去学校里学习意大利语，他们不能和当地人发展友谊，融入到当地人的生活中。当地人只是通过生意或者在中餐馆认识中国人，这很不好。
我想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某种东西来平衡这种感觉，如果中国人能够和欧洲人社区有更多的交流和接触，更多学习一些意大利语，而不是远离他们、只是在自己的社区里发展，那将会更好。中国人应当向世界贡献更多的文化输出。
经济观察报：这一过程中西方的汉学对于中国有何帮助？
弥维礼：我想汉学将有助于中国重新发现你们自己的路径，并为你们的路径感到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