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的聚集所催生的服务业需求，为这些新城里人提供了就业机会。搬迁过来的沈阳理工大学应用技术学院就招聘了当地一个村的40多名妇女打工；而新城未来马路清扫、居住小区的保安就需要4000多人。根据入驻企业需求，举办的技术工人培训班，每年都有七八次。

沈抚新城，对沈阳和抚顺来说，同样是一座新城，却具有不同的意义。在抚顺极力承接沈阳产业转移，以促进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的同时，沈阳已经开始了城市化的升级。

沈阳经济区升级为国家战略后，沈阳也确立了打造国家级中心城市的目标，期望成为继北京、上海、天津、广州、重庆后的第六个国家级中心城市；在产业上，沈阳则要建设世界级装备制造业生产基地、高新技术、航空产业集群、面向东北亚的区域金融中心。

“城市化本身就是不同规格的城市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厚凯认为，在未来的城市化过程中，大城市会向高端化、服务化方向发展，中小城市，则向专业化方向发展，搞一些特色的东西。

健康城市化

拥堵的交通，飞涨的房价，生活成本的节节攀升，城市进程的推进，带来的并不总是利好。在一线大城市甚至一些二线城市，“大城市病”已经开始显现。显然这和城市化提供更好生活品质的初衷背道而驰。而这是在未来的新城建设中需要注意的。

“城市化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在刘治彦看来，真正的城市化，不是将人口转移到城里就意味着实现了城市化。比如很多新城建设，仅仅是将当地的农民就地转化为市民，但就业、社保问题却没有跟上。这样的城市化很简单，一夜之间就可以实现。但这种简单的空间的转移，在拉美城市化的过程中，所引发的贫民窟问题、犯罪问题已经非常明显。

事实上，城市化最终是促使进城者从原来的农业生产方式转化为非农业生产方式；要具备在城市生活的能力，接受城市的生活方式，喜欢城市的文化，最终在这里安家。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再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养老等方面有一系列的措施相配套。

刘治彦认为，“十二五”期间，在转变发展方式这个大前提下，需要进一步消除城市化存在的制度性障碍，比如户籍制度，逐渐降低农民进入城市的门槛。

而高昂的生活成本是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的另一阻力。刘治彦认为，“在目前的高房价背景下，肯定会有一个挤出效应。”但市场经济不能只讲效率，还要讲公平，需要政府做出一些保障措施。通过保障性住房建设，来支付这种城市化的成本。

一旦障碍消除，中国潜在的城市化人口将会急剧扩大。除了每年新毕业的大学生之外，新一代的农民工们，留在城市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尤其是一些80、90后的新一代打工者，已经不再愿意回到农村生活。他们也是未来城市化的主力军之一。

城市化的持续推进，除不断出现的新城外，在一些大城市也会出现“再城市化”的过程。所谓再城市化，是指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由于各种成本的上升，中心城区人口减少，逐渐向外搬迁。中心城市萎缩、萧条。政府需要通过新的规划，来吸引具有更高利润的企业和产业向中心城区转移，从而实现城市的再次复兴。像伦敦这些城市都曾经出现“再城市化”现象。

虽然北京的中心人口，也开始出现了向外搬迁的迹象，但还并没有到再城市化的地步。据刘治彦介绍，“目前国内的再城市化主要是城中村的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