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言安/文 2008年5月12日，我加盟经观还不到两个星期，当天下午接到报社派我去汶川地震一线消息时，我连入职手续都还没有办完。现在回忆起来依然记得那份紧张和恐惧。而在此前的十多天时间里，我还一直沉浸在能加入经观的小得意中，毕竟能加盟这样一个有特殊影响力的媒体，这几乎是我从业多年来的梦想。当时的那份紧张和恐惧，其实也源自于此——实现一个梦想，得到一个信任，让我有机会深入到大地震的一线，去了解那里发生了什么。

2008年5月12日下午3点，我接到了当时机动记者部主任孟雷老师的电话：“四川地震了，7.8级，已经死了很多人了，具体情况不清楚，你把回北京的机票退掉，直接飞成都。”孟老师没有说更多的话，我也没有想更多便说：“好”。

挂掉电话之后，我才一身冷汗，除了过去在书里看到关于32年前的唐山地震，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会有机会离大地震这么近，而且我还要在第一时间奔赴地震一线，那里到底是什么情况？一点准备没有的我能行吗？一时间，恐惧和紧张扑面而来。当时，甚至还冒出过报社为什么没有派其他的人去的想法。但后来才知道，当时在重庆驻站的张晓晖、在重庆出差的张晶，以及摄影记者罗健已经在去汶川的路上，而当时即将加盟经观的郑褚，已经在地震一线，参与救援了。

14日，一早我即落地成都。由于当时机票紧张，我能赶上的最快的一趟飞到成都的航班，就只剩一张头等舱了，于是请示孟老，他斩钉截铁地说：“买下，去！”

接下来的日子里，有关地震的采访，带给我最多记忆的就是悲伤。

作为一名职业记者，我很明了不能只记忆忧伤，更多的还是要传达希望：源源不断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志愿者、那一群彬彬有礼的日本灾难救援队，还有那些被老师带出来的孩子们给我描述的关于未来的美好景象。

的确，重大新闻事件发生时，能第一时间参与，是记者职业生涯中莫大的荣幸。作为一家以关注“家国天下”为情怀、己任的媒体，经观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这一承诺，而当年我们一行五人也有幸成为这一事件的参与者、见证者。

也是经历了这次采访，我才真正感受到经观在面对大事件时，对自己的角色定位——不仅要做一个观察者、见证者，更要成为一名有发言权的参与者。这一理念也是从十年前经观成立时，即已确立的报道观，而这在21世纪初的中国媒体中应是凤毛麟角的。这不仅表现在2004年派记者赴中东报道的阿拉法特之死，以及后来的每一次重大新闻事件的现场，都能看到经观人身影的原因。

于我而言，不只是汶川地震，随后在经观一共两年零四个月的日子里，我更是切身感受到了这一传统的无比力量，促我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