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变迁见证“家”的成长

爸妈在给予我生命的同时,也给了我一个家。在我和我的家共同成长的不同时期,对家的印象总是伴随居住环境的变化而有着不同的记忆。

我的第一个家。爸妈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从医学院毕业后，坚决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分别去了两个最贴近广大农牧民的基层医疗卫生单位，救死扶伤、治病救人。在结束了几年远隔千里的牛郎织女式分居生活后，爸妈终于调到了一起，真正有了我们的第一个家，我就出生在那里。那是在爸妈工作的旗（内蒙古地区行政区域建制，相当于县）医院背后一排简陋单身宿舍中的一间。我后来从爸妈嘴里得知，那里地处自然条件相当恶劣的毛乌素沙漠腹地，一年四季多风沙，是一个出门就见黄沙的地方。我对那里的想象仅仅来源于我和爸妈在家门口照的两张发黄的黑白旧照片。就是在那样的地方，爸妈年富力强、满怀理想、辛勤工作；幼小的我嗷嗷待哺，呼吸着时常充斥着黄沙和尘土的干燥空气，滋润着爸从几里地外牧民那里打来的浓香的鲜牛奶，茁壮成长。那时的家刚刚起步，是一个简陋、艰苦但充满希望的家。

两岁那年，为了更好地照顾我和即将出生的弟弟，爸妈带着我举家迁到了妈的故乡——位于塞外黄土高原外沿雁北地区的一个小县城，有了我的第二个家。这个家我住了近十年，是我呆的时间最长的一个家，也是我对家的记忆的开始。那是通过亲戚在县教育局宿舍找的一间仅仅20平米的平房，靠里面的土炕占据了房间近一半的面积，地下有几件比我年纪还大的跟随爸妈多年的旧家具和可以折叠的饭桌和凳，烧水做饭的灶台同时在寒冷的冬天烧热土炕取暖。人口增加和狭窄的住房，并没有阻挡全家人的生活乐趣和我无忧无虑的童年。在我记忆中那是一个拥挤、清贫但快乐的家。

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爸从县医院调到县卫生局担任领导职务，单位分给爸一处有一个小院的三间平房，这是我的第三个家。住房条件地相对改善，给全家带来了极大地喜悦和生活动力。每到春天，妈带着我和弟弟在小院里松土翻泥、播种施肥，除了播菜种，还要在周围撒上一圈一种叫“八瓣梅”的花种。夏天，鲜花、绿叶、瓜藤、果实，把小院妆点成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我和弟弟总是在比着谁先发现第一个最先成熟变红的西红柿中体验着耕耘和收获的快乐。秋天，在暖洋洋的太阳底下，妈、弟弟和我坐在小院里，忙着把吃不完的西红柿做成一瓶一瓶的西红柿酱，把黄瓜、豆角、青椒等做成一罐一罐的咸菜，以备过冬之用。冬天，爸在小院里泼上水结成冰后，那里又成了我和弟弟用自制“冰车”滑冰的游乐场。那段时间时的家是一个自足、自乐、充实的家。

在三间大瓦房住了仅仅两年后，爸为了让我和弟弟接受更好的教育，不顾一些亲友的反对，又一次举家迁到了城市，让我们告别了“田园生活”，第一次当上了城市人，代价就是两个大人和两个半大小伙子挤进了一套不足40平米的两房一厨一卫无客厅的宿舍单元楼里。爸妈的卧室兼作客厅，我和弟弟的睡房兼作书房和餐厅。为了节省地方，我和弟弟的床还是上下铺。很多年以后爸都认为那次搬家的决定是明智和正确的，因为爸的愿望在那里最终达成了，我考上了大学，弟弟也考取了中专。那几年是爸妈最辛劳的几年，供养两个大孩子的读书、生活在那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当然这都是长大以后回想起来的感受，在当时我还没有那么深的体会，只知道拼命吃饭长身体、读书考大学，只觉得那是一个平静、学习和成长之家。

1998年，爸妈用一生的积蓄，加上十万元的银行贷款，在临近退休之前，购买了在当时当地算是数一数二的住宅小区里的一套120平米的商品房。爸妈是实行房改后较早付诸行动的同龄人，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做出的决定，于是有了第一套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我在1995年大学毕业就离开家到南方参加工作，在这个家里仅仅是回家探亲时小住。现在爸妈都已退休，在家享受休闲生活，我和弟弟都已有自己的事业，自食其力。我在2004年按揭贷款购买了工作地“中国地产第一品牌”——万科地产的一套110平米三居室，弟弟2007年在家乡以同样方式购买了新希望集团的一套120平米三居室，这是父母年轻时想都想不到的事情。我觉得这时的家是一个成熟、幸福的家。

离家多年，人常在异乡，经历过举目无亲、语言不通的寂寞生活，经历过一人身居荒山野岭、与孤坟野火为伴的拓荒日子，经历过醉卧街头、有家不归的浪荡时刻，经历过团圆之夜孤灯只影的凄凉情景，先后住过毛坯房、工地配电房、单身宿舍和周转房，吃过冷饭，啃过咸菜，现在成了家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但每每想起爸妈给我的温暖的家，每当忆起与家人在一起时的酸甜苦辣，身体里总是感觉有一股股暖流涌遍全身，浑身上下顿时充满了力量、勇气和希望，激励自己去坚毅面对一切艰难困苦。不论我走多远，也不论我长多大，不论住的是平房还是楼房，是拥挤还是宽敞，是贫寒还是富裕，家永远是我最深的根，家就是我的全部亲情，是我人生和社会的起点，虽然现在与亲人离多聚少，但我从不觉得孤单，因为我心中永远有一个家，那里永远是我心灵的港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