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办时间：2008年7月20日 上午9：30-12：
主持人新望：我首先介绍一下今天的来宾，这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副部长、研究员魏加宁，那位是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经济形势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王小广，这是人大方略的咨询专家王吉鹏，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刘尚希，中天恒管理咨询公司董事长李三喜，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
新望
《经济观察报》院长
观察家论坛秘书长
会议主持人
最近宏观经济大家关注比较多，媒体关注比较多，刚刚国家统计局的半年报发布，各种解读。包括各种各样的企业界，东南沿海，包括国家各个部看法也很不一样，东南沿海对于从紧的货币政策现在反弹比较大。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经营比较困难，有的地方已经到了省委书记出面到中央，要求货币政策稍微宽松一些。 那么，汇率要不要执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到了一个焦点的时刻。防通胀还是防衰退？甚至越南、印度等几个东南亚国家，出现了经济大幅度的下滑，有可能是经济危机，所以各种观点交互，包括我们的美元、石油、粮价，好像各种问题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上一次3月份，我和吴敬链老师等4个人有一个对话，后来新华文摘等都转载了，这里面提出了现在的通货膨胀是发展转型的一个机会。但是，发展方式转型现在的代价主要是让民营企业和东南沿海的企业承担了。各种观点，我觉得现在需要专家们给比较统一、比较权威的解释，所以今天我们召开这么一个会议。
实际上我们还请了何帆（音），但是他出国，所以交了一个文字稿给我。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可以把这么多的专家请来，做一个专门的座谈会。
下面，会议的主持交给王吉鹏主持。
主持人王吉鹏：我走到哪里老总们都问，一个问宏观经济的趋势，还有一个是《劳动合同法》，大家都非常关注。很荣幸与各位专家结识，负责这个论坛的主持。
王吉鹏
仁达方略管理咨询公司董事长
国内知名管理咨询专家
会议主持人
易宪容：最近，温家宝总理表示，要把握好国内宏观经济调控的节奏和力度。也就是说，当前的国内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即不能够调控过度，从而伤及当前实体经济的发展；也不能宏观调控不力，从而导致国内经济增长过快、投资过热及资产价格泡沫四起。或者说，宏观调控的经济政策应该找到一个国内经济发展的均衡点。那么，怎么才能保证中国经济发展在一个速度与质量的均衡点上，这就必须保证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可控性、灵活性及科学性，就得对当时的国内外经济形势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并在这正确判断的基础上做出正确抉择。
那么，我们如何来判断当前国内外的经济形势？当前，无论是国际油价快速飚升、美元贬值不止、美国次贷危机蔓延国际环境，还是国内今年以来的雪灾、地震，及股市、楼市价格下跌，都可中国经济带来许多不确定性，特别是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人民币的升值，从而使得长期以来一直快速增长出口迅速减少、贸易顺差下降、经济增长有所放缓，因此，有人认为，随着国内上半年宏观数据在7月中旬正式公布，它也预示着已经到了对现有宏观经济调整时刻了。
这不，中央领导人纷纷前往江浙地区考察调研，针对今年以来沿海地区对外贸易出现困难，到实地了解当地企业的情况，了解当前的经济政策对地方的影响，以便找到一条解决这些对外贸易企业困难的办法。可以说，今年以来，随着人民币升值、货币政策的从紧、企业成本上升、出口退税率下调，以及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从而导致沿海一些地区对外贸易企业面临巨大的困难。
比如，7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今年上半年经济情况的基本数据。这些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GDP增速为10.4％，同比回落1.8个百分点；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头号动力投资，今年上半年同比增长26.3%，比去年同期加快0.4个百分点，其中全国住宅投资同比增长36.6%；受世界经济放缓、人民币升值加速以及劳动力成本上升、国内融资紧缩、自然灾害频发等综合因素影响，上半年中国出口额同比增长21.9%，增速比去年同期低5.7个百分点；上半年CPI增长7.9%，6月份CPI为7.1%，比上个月回落0.6个百分点。上半年房价上涨10.2%。5月份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了8.2%，6月份涨幅进一步扩大到8.8%等。
从已公布的数据来看，6月份出口值1215.3亿美元，增长17.6%，增幅低于5月份的28.1%。同时，进口值增长强劲，增长31%，至1001.8亿美元，进口规模连续3个月超过千亿美元。从而使得6月份贸易顺差显著下降为20.6%，至213.5亿美元，是连续第3个月出现下跌。而出口的快速下降不仅使经济增长降温，而且也让一些以出口为导向的省份经济活力受到严重的冲击，比如广东、浙江等地。面对这样的经济形势，国内外的舆论是中国经济将面临巨大转向，特别是中国经济将面临快速下行的风险，因此，政府要尽早调整从紧的货币政策以及其他一些对经济紧缩的政策，以便减少中国经济面临下行的风险。
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形势，尽管上半年的GDP、固定资产投资、银行信贷、进出口贸易、居民消费等数据的增长与去年相比会有所放缓，但是，其放缓速度是十分有限的，而且也没有低于今年总理政府报告所设立的目标。特别是房地产市场开发投资、银行信贷及居民消费快速增长态势并没有随着从紧货币政策有所改变。因此，就当前中国的经济形势来看，还看不到今年下半年经济出现明显下滑的风险。特别是，我们从最近公布的金融数据及房地产数据来看，这种担心更是多余的。
2008年6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44.31万亿元，同比增长17.37%，增幅比上年末高0.63个百分点，比上月末低0.7个百分点；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为30.51万亿元，同比增长15.17%。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24525亿元，同比少增899亿元。而居民贷款少增加2139亿。6月末金融机构外汇贷款余额为2753亿美元，同比增长48.63%，上半年外汇各项贷款增加553亿美元，同比多增388亿美元。上半年人民币各项存款增加49649亿元，同比多增15774亿元。还有，尽管今年股市发展不佳，A股IPO及再融资出现大幅下滑，但债券融次则大幅上升。上半年，上市公司融资总额为2490亿，较去年同比上升25%。2008年上半年企业债融资额达到1196亿，是2007年同期的近两倍。
从这些数据来看，一是由于M2增长仍然高于以往央行所提出的目标（即16%，今年没有这个指标），而其增长的幅度比上年末所增长，再加上企业债券及外汇占款快速增长，所以目前国内的流动性并没有由于所谓的从紧的货币政策减少，反之，市场的流动性仍然十分充足，只不过，要看这些流动性流向了哪里？
二是从银行贷款的情况来看，人民币贷款基本上保持在2007年的水平上，而略有减少，但减少的比重很小。但是，大家要注意的是，2007年是国内银行贷款快速增长的一年，那么既然以银行信贷快速增长的一年作参照，那么2008年银行信贷同样发放不少。还有，2008年的银行信贷有几个特别的地方。第一，由于从紧的货币政策央行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进行规模管制，而且这种信贷管制比1998年以前的年度管制改变为月度管制，这就使得商业银行另辟新径。既2008年银行外币信贷增长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上半年外币贷款多增加了388亿，相当于2500多亿，近全部上半年贷款10%。第二，尽管银行贷款保持在2007年的水平上，但前几个月个人住房消费信贷迅速减少，前6个月个人贷款减少2139亿。这里，既有2007年个人利用银行的金融杠杆大力炒作国内房地产市场的因素，也有今年房地产市场变化投资者进入房地产市场减少，也有利息上升使得不少居民（无论是投资者还是消费者）认为资金成本上升，考虑其利率风险而不想进入房地产市场。再有国内居民对房地产市场认识的改变。而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减少，是目前国内房地产市场症结所在。第三，中长期贷款所占的比重较高，可以说这些银行贷款大量流入城市化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它对拉动国内经济拉动作用很大。而且，这一轮的经济增长中，城市化及房地产是整个经济增长的动力，只要城市化进程及房地产市场投资增长没有改变，中国经济要向下行是不可能。因此，对下半年国内经济增长仍然持有十分信心。即能够保持在10%以上的增长速度上。
三是上半年人民币各项存款增加49649亿元，同比多增15774亿元。这个数据是一个很特别数据。试想，今年CPI这样高，负利率又这样严重，为什么人民币存款会增长这样快。这里有几个方面的因素。第一，国内股市在经过前两年的快速繁荣之后突然快速下跌，从而使得让国人看到股市投资的巨大风险，面临这样大的系统性风险，国内居民只好宁可把钱进入银行体系出不进入股市。因为，这样做风险会低一些，受到的损失会少一些。第二，国内房地产市场在2007年政策全面调整之后，国内房地产市场巨大的风险已经显示出来。特别是房地产市场风险潜在的长期性，这种风险显示要有一个较长的时间内才能全部显示出来，这就使得国内居民对房地产市场风险考虑会更多。而且当房地产为优质资产的神话一旦破灭，居民对房地产市场预期根本性的改变，那么如果房地产市场的价格不做大幅度的调整，国内居民更是不会轻易地进入房地产市场。现在，股市不能进入、楼市风险高，那么资金进入银行是一个好选择。而这些资金什么时候重新返回资本市场，就得看这些市场变化了。第三，有人认为这大量存款进入有国际热钱的踪影。因为，热钱进入银行体系可以获得12%以上的无风险收益。但是，在我看来，这种看法只能是一种猜测，因为，国际上利差交易其收益可能高于国内银行储蓄存款。第四，大量资金进入银行体系对国内实体经济的影响如何。实际上对国内实体经济的影响不大，因为大量的资金流入银行体系可以增加银行可贷资金，从而规避央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的政策。这些进入银行体系的资金并非固定不变，只不过是在静观市场环境的变化，一有机会随时都会流出。这就得看市场的变化。
还有，大家都知道，这一轮的经济增长是以城市化及房地产带动的结果。因此，只要房地产市场增长不调整，那么国内经济要迅速下行的可能性不大。比如，1-5月份房地产开发贷款达到9519亿，同比增长31.9%，与2007年同期增长27.5%，快4个多百分点，投资完成额增长2400多亿。房地产市场资金的流入15099亿，同比增长近在3000亿。特别是中西部地区，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更达到45%。
以上的数据都表明，中国经济并没有进入下行的通道。只不过，由于房地产商宁可把房子持在手上也不降价，从而导致房地产销售迅速下降。这可能会增加下半年经济增长的风险。但问题并不是宏观经济政策过紧导致，而是房地产开发商不调整购房者对象，不让房地产的价格向理性复归的结果。因此，要保证中国经济繁荣就得通过进一步的政策调整，让大量持有的住房进入市场，而不是仅成为房地产开发商及个人投资的工具。也就是说，就当前中国经济形势来分析，未来半年并不存在下行的风险。但是，以下的几个问题必须注意。
一是通货膨胀的问题。就目前的中国通货膨胀来说，尽管预示6月份CPI会有所回落，但国内通货膨胀过高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而且如果不改变目前的一些宏观调整政策，国内通货膨胀只会向飚升，而不会放缓。因为，就目前中国的通货膨胀来说，它既不是成本推型，也是需求拉动型，更是不是国外输入型，而是中国式的通货膨胀。
中国式的通货膨胀不仅在于其CPI统计体系存在的缺陷，只有消费品的价格上涨到农产品及食品时才能够显现出现，而且在于中国许多资源仍然是以政府为主导，产品的价格上涨往往会与政府权力有关。当中国消费品价格上涨到食品时，也就预示中国已经全面通货膨胀了。再加今年以来国内要素价格上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飚升，这些都是影响国内通货膨胀高位重要因素。因此，在今年下半年，CPI要达到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设定的4.8%并非易事，反之，今年下半年，CPI仍然处于高位运行。而过高的通货膨胀不解决，不仅会扭曲市场价格机制，而且会影响弱势居民的生活，影响到中国宏观经济有效运行。
易宪容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会议演讲嘉宾
第二个是房地产市场的问题。目前国内房地产市场，尽管有房地产开发商在说中国房地产业出现危机了，不仅许多房地产企业的资金链可能断裂，而且也可能让大量房地产企业破产从而引发中国的金融危机与银行危机。但实际上，从上半年1-5月份的数据来看，无论房地产开发投资还是房地产市场流入的资金，都处于历史最好水平上。而且房价上半年也上涨10%以上。只是房地产销售有所下降。而房地产的销售为何会下降？关键的问题就在于房价过高，让最绝大多数的居民没有能力进入这种高房价的市场，但房地产开发商就是明确表明宁可不卖也不降价，也要维持暴利。而且房地产开发商正在制造各种舆论，希望下半年政府调整房地产市场政策，有利于房地产业的暴利得以持续。
因此，下半年，变数最大的应该是房地产市场问题。这种变数的关键就在于中央政府对房地产市场当前判断。如果政府为房地产开发商所要挟，认为房地产真的出现了问题，需要调整政策来救房地产市场，那么中央2007年以来所推出的房地产政策就得改变，民生的房地产市场就会改变。这样的市场改变，中国房地产泡沫就会吹大。中国房地产市场可能步上美国次贷危机之路。最近，美国次贷危机越演烈，就是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的结果，政府对此不可保持百分之警惕。但从最近银监会领导的讲话来看，对房地产市场信贷风险有清醒的认为，明确表示只支持房地产合理需求，支持居民自住性消费，对房地产投资炒采取严格限制的方式。因此，在当前的情况下，我相信中央政府会坚决地落实2007年以来关于房地产市场的政策，让房地产开发商改变目前暴利的经营模式，以便让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何处回归理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房地产市场会走上持续健康之路。
第三个问题是人民币升值过快的问题。我在年初就指出，人民币快速升值对减轻通货膨胀起不到一点，反之，人民币升值过快一定会导致沿海一带以出口导向的许多企业不堪重负。我在年初就了解，如果人民币升值一年超过10%，那么许多出口企业就无法消化这种负担而破产倒闭。最近，中央领导陆续到江浙一带调查，可能看到这个问题严重。因此，放缓人民币升值速度，甚至改变人民币升值趋势，是下半年政府政策的重要方面。如果这种汇率政策不改变，那么中国最有活力的几个省的经济（广东、浙江、江苏等）就会受到严重打击。而国内这些省份的经济受到打击，它对未来中国经济影响决非是小事了。
总之，目前中国经济基本格局并没有改变，下半年中国经济下行的风险也不高。但有三个问题，政府必须密切关注。一是通货膨胀的问题；二是房地产市场问题；三是人民币升值问题。如果把这个问题调整好了，那么中国经济仍然会步上快速健康持续发展之路。在这意义说，就能够找到国内宏观调控得以均衡的节奏与力度。
王小广：我先讲一下宏观经济。
现在的趋势很明显，原来我们必须费率应该是10%，但是应该再高一点，这个是三大因素。
第一个是出口，第二个是经济增长内在的趋势下降，还有人民币升值。经济增长内在的趋势下降是内在的力量，我认为这个是不可扭转的，所以我们更认为是中国经济内在市场趋势变化的力量。
包括外部的市场，包括我们内部市场不光出现了很多的问题，还有宏观调控你紧缩了，我认为许多是市场内部发生的周期性的根本的变化。
王小广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经济形势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会议演讲嘉宾
至于今年，我认为主要经济增长放慢的原因，确实还是在出口，还有次贷危机，导致了我们的出口下降，这就出现了顺差的减少。我们现在顺差下降了10%，甚至是12%，这种下降造成了GDP下降1.8%。所以，从今年上半年看，投资还是比较快的，投资增长升高，房地产比去年还快，这是我们投资快和内需比较强的重要原因。
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消费增长没有解决。我们市场的变化还是在内外，那么我们下一步，特别是我们的经济增长真正地面临一个比较风险的地方，就是内需的下降。我觉得内需近期看不到，所以大家说不需要调整的政策。美国是全球的事情，你能调整美国吗？美国自己都调不了。所以，现在的问题在哪呢？我们内部的变化开始慢慢地适应这个变化。投资需要调整，消费也需要根本的调整。
那么，这个原因我们调整了，那么怎么认识呢？我觉得要看到它的坏处，不好的大家叫唤，企业倒闭了、坏账了、银行有风险了。我认为，有一些东西是正常的。你本来犯了错误，你本来乱投资，投资过热的时候，就不顾自己的能力，甚至银行也把握不了这种风险，这种情况下在盲目贷款，这种东西最后变成了风险，所以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所以，应该看到它的坏处，但是看到就业的影响是对的。
我们就业由于一些不当的政策，我不便讲是哪个地方不当，但是肯定有一些不当的政策，这造成了就业的问题.
另外一个，我想我们要更多地看到它的好处。这个好处我不是讲我们的增长放慢的好处，我认为现在实际上增长放慢，本身确实可以解决我们前期的矛盾，我们那些时候非常规的一些东西，实际说是造成了中国经济的失衡。
一个是国内的失衡，投资和消费之间的失衡，因为投资增长非常快，消费增长非常慢，那就是剩余的。投资快形成了供给，剩余就是生产规模太大了，国内消耗不了，所以你就出口了，所以有了那么多的出口外汇。所以，我觉得我们出口模式的本身是出口资源、能源，特别是稀缺能源，进口美元。我认为美元现在来讲很多是带有融资性的。
原来说经济危机最重要的是萧条能解决，萧条可以解决危机市场之前的问题，市场危机是把萧条显示出来。所以，美国的市场不要萧条，他有危机也让全球的市场分摊。所以，你要清楚这个工作。
所以，美国认为没有必要萧条，所以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911”之后他不想萧条，今天他又不想萧条，所以美元的价格降到很低，利率降得太低，所以所有的国家都跟着这样。现在又把利率降到了非常低的水平，如果中国和其他的国家都这样，为了防止经济下滑，那么就造成了冲突。我就担心这个。
但是我们讲，更重要的还是我们这种方式是不是有问题。我觉得我们正好是利用这个调整来改变增长方式，发展模式。这个发展模式是什么呢？我原来讲是两个依赖，一个是对外依赖外资，出口导向实际上是外资导向的。因为我外资出口占55%，我加工贸易占55%，我除了加工贸易中国的出口规模有那么大吗？没有，所以我们等于是借来的，等于是转移过来而已。如果我自己中国有这么大的贸易规模，有这么大的汽车的生产量，那么中国一定是一个接近于发达国家，人均收入应该是5000美元，但是我们现在不到3000。所以，这实际上是一个出口，这是我们下一步要弥补的，要认真去做的。
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一个是出口依赖，还有一个是外资以来。国内是房地产依赖，我觉得这两个是需要改变的，改变了这个，中国的希望就有了。
我们讲怎么改变？我讲我是一个市场经济的支持者，而且提倡改革。我现在的改革感觉是朝内的，内部其中有两个依靠。一个是依靠内需，一个是依靠自主创新，自己的民营企业变成国际性跨国公司。我觉得包括产业界的竞争力，你必须要有这个。所以，所有的国家发展没有一个省掉这个过程。我们是想外资代劳，房地产商通过外资效益创造繁荣，来代劳把中国人民变富。所以，没有一个国家是通过房地产繁荣来变成发达国家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先例。但是，我们现在需要这么一个改变。
所以，这是中国人的矛盾，中国人的消费，应该扩大消费。扩大消费有两个转变，第一个转变是消费整个民族的、国家的消费观念要做一个彻底的改变。怎么彻底改变？比较西方人和东方人，就是发达国家他发达了，肯定是有成功的道理，我们未发达，肯定是我们穷我们落后，是有我们的道理。这个差别在哪里？我在消费上找到这个问题。我发现中国人是什么导向？是吃和住为导向，我们叫做吃、住为导向的中国消费文化，根深蒂固。所以，这有文化的原因。这是好的还是坏的？是坏的。这个房子和吃，这个房间这么宽敞，我们买了房子都守在家里看电视。所以人越来越变傻，因为他是封闭的，吃和住绑住了你的手脚。西方是以玩为中心的，这是他们的消费方式。所以，西餐永远比不过中餐。人家是有钱拼命出去玩，而我们是以吃和住为主。
去年我到洛杉矶的时候，我看了两个地方，一个是美国好莱坞的影视城，一个是迪士尼，我突然明白了，这个国家和这个城市是靠什么支撑的？就是一个字，“玩”，人家是玩经济，只有玩人家消费才可以突出出来，人家这个玩不是低级趣味的玩，而是有品位的。玩车子、媒体是玩产业，所以玩是创造一切的源泉。所以，如果我们改变了消费模式，这样就扩大了消费，把消费观念改变了以后，服务业也得到了发展。
我们的车子，它是最重要的代步品，它是获得了个人的解放和自由，你有了车子，你的生存空间一下子放大了。他是由于玩发明了车子、飞机、电脑，科技是玩出来的，绝不是所谓的为了其他的。主要是玩和利益发明创新，这是西方的特点。所以，应该从这个方面来转变。
第二个转变，我认为也很关键。我从来不反对人家买房子，也从来不反对人家买车的，所有的一切都是消耗能源，许多人都反对。我不反对，我认为应该反对那种奢侈性的耗能的，就是车子进入家庭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你的政策是以什么为目标的？你是要节能型的车子，不节能的车子不是不让买，而是抑制它，我让它成本很高，房子也是的。我是小户型我鼓励，我见过很多的公寓，在北京的三环、四环更多的经济适用房是30层，而不是建设到较去了。所以，这造成了交通的拥堵，因为人流被分流了，所以要建更多的小户型。日本和其他的发达国家就是这么做的，所以你的房子的结构是什么？叫做紧凑化的房子。我们中国人不是搞自主创新吗？那么我们怎么和人家比？我们要和日本学习，要做节能型的。日本因为是节能型的工业体系，美国制造业不行就是因为他们是耗能型的工业体系。所以，他们后来就是高科技以另外一种模式把日本打倒了，但是中国现在就是要学日本，我们比日本更节能、更好。我们整个的工业体系是节能的，你就有竞争力。
所以，自主创新这个模式来做，你根据这个模式做，你就有竞争力了。所以，我们老是说模仿加资源的节省加进来以后，你就是创新的。所以，没有必要标新立异做一个特别的怪样子，像我们的建筑业做一个怪模怪样的建筑业，这没有实用价值。
所以，我的观念是模式的转变。
第二个我想讲一下通胀的问题。因为现在通胀大家都是很恐惧，也觉得中国在一个全球经济、中国经济放慢了情况下，世界要进入一个高通胀时代。这个看法对吗？我觉得不符合经济学的逻辑，全球的经济增长，美国萧条了很长时间，然后中国经济往下走，然后来了一个高通胀。我认为这个事情不会发生，所以衍生了次胀论。我不认为是这样的，中国的次胀发生过没有？1989年的时候发生过一次，GDP的增长是4.1，通胀是4.8，所以发生过一次。但是，90年之后，增长速度3.4的时候，通胀率降到了3.1。中国这是一个短缺的环境之中，通胀一年，那么今年为什么会变成持续的状态？我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大家都讲了，为什么会恐慌？因为到了今天，像美国一个是恐慌到大萧条，一个是恐慌次贷。我认为有三个原因造成了次胀，第一个是生产力的增长力大幅度放慢。你看美国的历史中，就是70年代生产力降一半，比40年代到60年代那个中间降一半。为什么90年代起来了？因为增长速度恢复了那个状态，所以他就繁荣了。所以，这个事情肯定是一个内在的生产力下降的结果。所以，今天看不到。
第二个是管制，政府的管制多了。政府管制放松了，所以生产力就把它释放出来了，中国的改革也是这个过程。
第三个就是供给冲击，主要是能源和粮食的冲击，这三个必然导致次胀的发生。
但是，中国今天有吗？没有。就讲价值管制，我认为也是原来的管制，没有新增加多少管制。
你讲我对石油、电力，那个管制原来就有，是我们的改革没有到位，是改革的问题，而不是我们增加了管制，管制还是原来的。我不认为今年的管制比去年更多，今年比前年更多，我认为这是延续原来的管制。我们没有新增的，就是控制了某一个电信，或者是又增加的产业，从产业的角度来讲是这样的。但是，他们的出台确实有一定的问题，临时管制措施给大家感觉到我全部的价格是被管制的。什么东西被管制了？我认为我看不出什么管制。我讲的是新增的，就是这个管制是不是大幅度地增加？那就可能造成了次胀的问题。我认为这是局部的涌现，就是要涨不让涨，有类似的因素存在。所以，我说这是三个因素都没有根本的问题。
像供给冲击，比如说现在的价格上涨，粮食的价格也在上涨，粮食的问题跟70年代的粮食问题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的粮食，包括发展中的金砖四国都不存在这个问题，特别是穷国不存在这个问题，富国也没有这个问题。我认为，粮食的问题是一个机遇性的问题，不会成为一个粮食危机。所以，供给冲击是远远低于70年代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讲通胀的形势，我觉得还是比较乐观的。
增长速度放慢了，自然会下来。甚至我还担心，因为现在供给的增长速度快于需求的增长速度，所以我认为它会反过来，它是通货紧缩。我认为可能明年没人讲通胀了，后年可能有人讲通货紧缩了，我不知道对不对，但是我对于通胀是非常乐观的。
能源的价格调高，可能有一些人民币波动的因素。
最后一点，我讲一下政策，我给一个基本的说法。我认为是基本稳定的，可以做一些适当的微调。
第一个，中小企业就业，包括刚才易宪容说的人民币的升值放慢，甚至有必要的时候，出口下降，人民币降得很低的时候，我甚至人民币可以贬值。虽然不见得起多少的作用，但是可以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
对于中小企业，我认为应该有一个政策性的引导。比如说我们原来小银行等等都说我为中小企业服务，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的，都是为大企业服务，就是没有这个分工。所以，政府是不是在这个方面，利用这个调整机遇的时候，为中小企业做更多的事情。比如说学一下日本、韩国，对于中小企业特别的政府政策性的关注。
第二个我们认为经济调整是一个内在了趋势，过多地干预它或者是刺激它，放松它都不是好的。做一点结构性的调整，但是这里面自谋职业的街头小贩就不该管。韩国的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那都是小贩子搭着小棚子做着小买卖，我认为中国不应该管，我们现在街道都没有这种商业功能，都变成了缺乏这种商业细胞。
还有一个是服务业，我们的服务业是不是可以减税等等一些好的政策。现在讲松动的政策，无外乎是救房地产商、救股市。我认为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从就业的角度来改变一些我们原来政策的缺陷。
主持人王吉鹏：您对民生关注非常多，您有一个观点是经济在浮动，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竞争力造成的，不是政策一方面的因素。而且您反对滞胀的观点，还有一个观点是你反对房市等等的观点。
我前几天看到一个人月薪2千多，不敢吃猪肉，而吃鸡肉。
王小广：粮食涨价了，食品涨价了，没有人说节约粮食，就是讲通胀。粮食少吃，我们的肥胖率减少一点。我没有看见一个讲节约粮食，菲律宾人讲大米要少吃，我们经济学家和媒体上没有做过这种事情，我认为这是很可笑的事情。
华而诚：其实过去几年到现在，比如说2003年以后，到2007年这5年当中，从战后50年来，可能是发展比较快速的几年，在发
中国家如此，中国也是如此，在欧美和其他的国家也是如此。
华而诚
建设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研究员。
会议演讲嘉宾
那么，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发展中国家来讲，包括中国是世界经济发展很重要的地区。我们现在讲到这个问题，我们知道通胀不但中国如此，美国也是，在欧洲和其他大多数的国家，都是通胀是最大的问题。
那么，这里表现在粮食价格的上涨。从2003年以后，大家看到粮食价格，包括我们看到的广泛副食价格等等上涨。我认为根本的原因是经济的过速增长，要从全世界的范围来讲，潜在的经济增长过速造成了粮食的价格上涨。
当然了，还有生物燃料的问题，因为全球的通货膨胀基本上表现为全球供需的问题，主要是需求超过了供给。
在中国大家知道，2003年至2007年，这5年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达到了17%以上，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大概是9%，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我们大概持续了20年的9%的增长速度，但是到了2007年以后到了17%，现在到了25.7%。所以，2003年美国的联邦基准达到了1%左右，主要是紧缩的贡献。
2003年以后，中国明显走入了经济加速增长的阶段。那么，通货膨胀其实是经济调整的一个比较粗放的方式。使得经济产生了一个市场地动的经济下滑，但是这种代价太大，我们都不希望通货膨胀是经济粗放的问题。所以，我们要采取对策，所以现在怎么对付通货膨胀的问题？很多的地方都是两难，所谓的滞胀加大。
其实在中国来讲，刚才我们讲了，嚣张是需求过剩的结果。我们过去讲的流动性过剩，需求过剩就是货币过多。最早我们中国
情况反映在资产价格市场上，比如说房地产。2007年以后，商品的价格上涨，这都告诉了我们这是这是价格上涨的原因。
从2007年以后，GDP的占比优势，在国际争夺最多的是人民币价格的问题，每次中美的论坛等等，很多都是说人民币低估了，要人民币升值。
那么，2007年、2008年，我们所谓的内部供给，还有外部的供给。所以，我们现在碰到了一个独特的现象，就是内部的通货膨胀，这个组合是并不多见的。
通常，我们在通货膨胀不高的时候我们总需求过剩，通常伴随着是贸易异常、货币贬值的现象。中国在90年代，后来通过了宏观调控，那个时候才产生了逆差的增加，人民币贬值。
现在我们是通货膨胀，外贸的顺差扩大。因此，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因为通货膨胀本身，从汇率的角度来看，其实是实际汇率的组成部分。实际的影响，都是从全球商品的竞争力。因此，从贸易顺差来看，全球是2600多亿美元，广义的角度，是超过了GDP10%。那么，从汇率的角度来看，中国现在是超前了。因此，在现在我们假如说认为这种需求是造成通货膨胀的一个原因，那很显然，实际汇率的升值，它可以有助于调整汇率。它是根据需求和供给来调整的。它够可以对于全球的贸易顺差有所约束，另外可以减少需求，对于我们的通货膨胀有好处。
假如说实际汇率的升值是由通货膨胀来处理的话，那么成本是很大的。现在的调整也是如此的，这其实有一部分是反映了总量需求过高。其中有一部分是外需来的，汇率大概在30年中间，大概是占了2成或者是2.5成。所以，我刚刚讲的，像中国的宏观调控里面，名义的汇率是由市场调整的。
还有一个是从紧货币的问题，就是投资内需经过银行信贷投资，所以增长速度过快。那么，这个形势本身，你控制货币从紧，或者说控制内需，只要有效的话，我刚刚讲比如说92、93年的时候，它就有助于你以前是外贸逆差，假如你不是外贸逆差，有助于增加国际收支。但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国际收支的顺差已经过大了，所以冲突了。那么，这个冲突怎么解决？
因为会产生过多的新增的外汇储备，假设你因为从紧的货币政策，从紧的货币需求，外贸反而增加了，所以就反映在国际收支上面。假如我们的货币政策是从紧的，那么你的货币就升值了。因为从紧的货币政策是升值的汇率是一致的。假如人民币升值就不要从紧，它的结果是必须产生一个货币政策，否则货币政策没效率。
我们过几年都是这个情况。2001年第一季以后，就出现了宏观调控，但是这个结果流动性依然过剩。就是进来以后有一个对冲的政策。但是，效果不大，为什么？因为你外部不均衡。
比如说2004年的进出口占GDP的比例一点多，我们2005年的宏观调控大的数字到了4左右，去年到了8%左右。其实，我们的宏观调控在扩大，而外部的因素在加剧，所以我们没有产生足够的负利润。2005年7月，所谓的增加人民币汇率，其实大家也注意这一点。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情况，我刚刚讲的，在一个市场的机制里面调整，我们说目前的通货膨胀是一个新的体系里面是在调整的。但是，压力在哪里呢？为什么从去年年底以后，为什么中央开始约束信贷。我刚刚讲了，同时人民币的升值加速，这也是一个市场的因素。因为你不这样做，你走到过去三年前的圈子里面了，因为你两个不均衡，外部不均衡、内部不均衡，这需要两个政策来解决。一个是人民币一个是外汇顺差。但是，我们现在还是一个管理的水平，现在没有形成一个货币市场对应的机制。
但是，我想我们的方向是对的。我同意王小广的，这不是一个人为的或者是政策上的自主政策，政策的调整永远是关于中国和美国的，永远是跟着宏观经济走的，走错了问题就更大了。所以，你要顺势而为。
那么，现在的宏观调控的结果怎么样？从年底第四季开始，从紧的货币政策比较严，人民币大幅升值以后，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的速度下降，我们下降的速度里面很大一块是因为外贸顺差的下降。那么，这个方向其实是预期的结果。你本来讲了供给比需求过速，而不能自然调节，那么实际上需求减少了。所以，通货膨胀也会下来。
那么，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因为汇率的升值，至少表现在进出口的外贸顺差减少。这里面更明显的是速度的下滑，甚至包括一
石油的增长速度下滑，外需的增长速度下滑，影响了汇率的下滑。不管怎么讲，外需的结构调整分担了一些本来应该分担的角色。
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中小企业受到了一些冲击。我刚刚从宁波回来，问他们有多大的影响，他们说其实还好。他们说市场变化了，他们就不做了，关门了。银行本来也没有贷款给他们，也没有什么贷款。
当然了，从银行来讲，其实我们不能看短期问题，因为短期问题更突出了，因为我们对于商业银行的贷款政策从紧。因此，我
讲体制内从紧以后，对于体制外的资金需求，是激励不够。因此，中小型的企业非常辛苦，这个大家都有共识。
其实我们知道，中国的经济发展活力跟重点，大部分是在中小企业。不但现在如此，将来也是应该如此，所以这个在现实当中比以前更突出了。当然了，它的供给本来比较大，经济出现在下行的时候，当然现在的问题更突出了。所以，这个问题我想不是转型的问题，除了银行本身自己受信改革以外，还有其他的问题。
其实我想讲的是宏观经济上，讲通货膨胀和宏观调控，我刚刚讲的，其实在过去这5年里面，全球有一个很大的变局。比如说结构调整，也就是说它有适应影响，比如说发展中的国家，像中国，他是在高速发展，这就是转型。整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的分配占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影响整个的上层组织，目前的国际组织都在考虑，它与整个的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是不具备的。
比如说美国的经济形势变化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以前没有发生过的，美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疲软，大概在1%左右。不管是1.7还是1，他大多数是外贸顺差。美国大概很牛的经济，全球经济的发动机等等，今年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他不但不拉动全球经济。
所以，这反映了什么？反映了美国经济与外部经济都是非常强劲的，包括中国经济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我想对于全球经济的变化，中国经济的影响这方面我们应该有所关注，我们所关注的宏观调控，应该调控自己。
其实在油价上涨，大家注意到今年全球石油的总需求，增量当中50%是中国的。所以，中国经济治理好调控，如果不调控好，全球经济的下滑就回到中国来了。我也同意生产力是很重要的因素，所以我觉得中国的经济没有问题。
主持人王吉鹏：华先生的观点很明显，他说紧缩的政策和汇率政策要一块挺进，不然就回到了原来的误区了。所以，您的观点是通胀现在是存在的，不见得会下来，而且经济不见得乐观，但是我听着有点矛盾。
您认为我们中小企业是最重要的经济体，那么现在宁波很多的中小企业都不做了，那么我是做企业的，什么时候可以做，你什么时候可以调整让我能够做起来，我认为这就是我们的矛盾。
刘尚希：对于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看法，现在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现在，很难说看得非常清楚。
刘尚希
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 ，研究员。
会议演讲嘉宾
实际上，未来本来就是不确定的，谁也看不清楚，谁能说清楚未来是怎么样呢？所以，现在的经济形势，没必要悲观，也没有必要乐观，为什么？因为我对当前中国经济状况的初步诊断是：慢性病加外感风寒，两者叠加在一起，才造成了当前我们看到这种状况。风寒也不是什么要命的病，慢性病是一下子好不了，不过一下子也死不了。所以，没必要悲观。
中国经济这个慢性病是发展方式导致的，增长方式或发展方式长期转换不过来，致使经济的脆弱性在日积月累，就像人一样，体质越来越差，免疫力下降。外感风寒指的是全球经济疲软，美国次贷危机仍在加深，美元贬值，初级产品价格全球上涨，使得“两头在外”的中国经济难以承受，好比一个体质弱的人，稍一受点风寒就会感冒。
我认为，国民经济跟人一样，不是一部可以任意拆卸的机器，而是一个有机体。当前经济运行出现问题，主要是经济体的“体质”下降，其次才是外部环境的影响。从医学的观点来看当前的经济问题，根子在内，表现在外。解决的方法当然是先治表症，后调机理。也就是先治感冒，退烧降温，恢复到正常状态，然后着手调理，增强国民经济的“体质”，提高经济的健康水平。前者是治标，是宏观调控的任务，后者是治本，是宏观管理的任务。正是宏观管理不到位，我国经济才得了慢性病，长此下去，自然就会体质下降，脆弱性加大。
可问题是，学界以及决策层对“外”的敏感性和关注度要远远高于“内”。一是对国外经济状况的变化十分敏感。美国的经济如何、欧洲的经济怎样以及日本经济变化等等，极度关注，似乎中国的经济决定于它们。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关注全球经济的变化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但其背后其实是反映出一种依赖性思维，把中国经济的好坏寄托在国外经济身上，好像人家过好了我们才好过。相反，对本国经济的敏感性要低得多，往往等到了火烧眉毛了，才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二是对现象层面的问题十分关注，而对一些具有根本性但往往又不太紧迫的事情往往是能拖则拖，拖出了大问题才得到重视。急迫的事情不一定都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干的多数是急迫的事情，而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我国经济的慢性病实际上就是这样积累下来的。
我国经济的慢性病是什么呢？用中医的话说，就是“阴虚火旺，阴阳失调”。尽管三十年均增长接近10%，但经济内外失衡，创新能力弱，自主性不强。归根结底，这是长期以来形成的、难以转换的现行发展方式导致的。当前的发展方式，我觉得有三个基本特征。正式这三个基本特征，带来了当前我们所面临的所有问题。三个基本特征是哪三个呢？
第一个特征，低消费，高储蓄。这是我们现行发展方式的根本特征。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看，今年上半年的增长超过了21%，怎么会是低消费呢？在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这个指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一个商业统计指标，它要打两个折才能够真正反映消费的增长状况。打第一个折就是要把物价刨除，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刨除物价以后，今年上半年的增长和去年同期增长差不多。此外，还要打第二个折，这个折很多人是不清楚的，这个折就是说作为商业统计指标包含了虚增的一块，必须剔除。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包括了个人购买的和社会集团购买的，而社会集团购买的，包括政府、企事业单位等，过去讲的社会集团购买力，实际上，它其中有一部分不属于最终消费，而是属于中间消耗，应计入产品或服务成本。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最终消费和中间消耗的经验数据大概是7：3，其中30%是虚增的一块。让人感觉消费增长很快，如果把这个扣除，最终消费的实际增长要低得多。我初步估算一下，今年上半年最终消费的实际增长大概是8%多一点。显然，这个指标实际上是低于GDP的增长，以前年份更是如此。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的消费率是一直走低的。
我们国家的消费率从1978年的62.1%，到1990年的62.5%，2000年62.3%，进入本世纪后更是一直下滑，2006年49.9%，2007年49%。这个消费率，和任何一个国家比，我们都偏低的。即使拿三十年中消费率最高年份来比较，我国的消费率既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亚洲国家的平均水平。那你说这个是不是低消费？我说的低消费是消费率低，实际上也是我们消费不足。那么，消费低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弱，而消费的拉动作用弱，就得依靠投资和净出口。这种情况下，必然导致经济失衡，因为低消费必然是高储蓄，而高储蓄除非是两个出口：一个是投资，一个是顺差，不然，国民经济就会陷入萧条。
所以，从短期看，必然导致这么一种结果，消费的拉动力弱，经济内外失衡。从长期看，消费率低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人力资本积累不足，知识资本、社会资本的积累减缓。怎么这么说呢？消费不足，也就表明社会的健康消费不足、教育消费不足、文化消费不足。这些是与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社会资本密切相关的。新经济增长理论表明，这些资本不足，将来的发展就会后劲不足，变得脆弱。
例如教育消费，30年来有所扩大，但总体不足。1982年受高中以上教育的人口比重不足10%，到2007年这个比重仍不足20%，也就是说，到了现在，我国人口所受的教育在初中以下的达到80%。三十年教育消费方面的变化与我国GDP十几倍的增长相比，显然是严重不相称的。我国的人口素质，包括健康素质和文化素质的改善并不明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业会遇到困难，产业布局也只能被动地去适应这种低素质的劳动力结构。沿海地区三十年来为什么一直都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发展加工贸易？就是因为教育消费不足而导致低素质的劳动力一代又一代地产生出来，所受教育程度低，没有一技之长，只能是沿着父辈的足迹到沿海那些对劳动力素质要求不高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打工。面对规模巨大的低素质劳动力，产业又如何升级？企业又如何转型？一遇到外部市场不景气，在出口企业的这些打工族的就业问题又成为政府的一块心病，拿不起也放不下。一些有眼光的企业主动转型，结果却遭遇技术工人严重短缺的境况。事情都是人干出来。在教育消费不足的情况下，连技术工人都短缺，经济怎么能有创新能力？
消费率低，不是简单的吃饭的问题。它实际反映的是人和劳动力的再生产状况。长期来看，人和劳动力的再生产状况决定了物的再生产的状况。整个社会就是两大生产：“物的生产”和“人的生产”，人的生产没有搞好，那么物的生产可以持续多久呢？我觉得，我国经济的软肋就在这个地方。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要实现产业升级，它最广泛的社会群众基础，就是高素质的劳动力大军，而不是靠少数院士和科学家能解决的。原子弹和氢弹可以这么搞，但是整个经济和产业核心竞争力的提高，依赖于广大劳动者素质的提升，包括健康素质和文化素质。
低消费的发展方式，必然创造出与大生产不相适应的低素质的劳动大军，人口大国难以变成人力资源大国，更不用说变成人力资本强国。这种后果，现在正在慢慢地显现出来。
第二个特征，高投资，低效能。实际上与第一个特征相联系，消费率低必然是高储蓄，高储蓄又会带来高投资和高顺差，这是必然的。三十年来投资率居高不下，1978年38.2%，1981—1985年平均34.4%，1991—1995年平均39.6%，2001—2005年平均40.7%，最近两年高达42%以上。长期保持这么高的投资率，也是世界上罕见。而投资效果却是一路下滑，近两年创历史新低。
高投资，维持支撑经济的高增长。同时，投资最终形成产能。高投资的结果，年复一年形成了巨大的产能，这些巨大的产能就形成了对资源、能源巨大的消耗和需求。而且，这些产能一旦形成，是不可逆转的，从而对于能源和资源的强大需求也不会逆转。从高投资的这种发展方式来看，能源、原料价格上涨不是必然的吗？因为这个需求上来了，而这个需求就是年复一年高投资形成的。
目前依赖于高投资形成的这么一种经济增长格局，似乎是在低消费的情况下被迫的结果。其实高投资与分配差距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两者是相互推进的。一个经济的投资率高，它必然导致分配差距大；而分配差距大，又必然导致高投资、低消费。这是为什么呢？一个社会的投资者及其管理者总是少数，通过财产性收入的分配，最终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投资率越高，社会财富的集中度就越高，分配差距就越大。高投资率和通过分配差距的扩大，它反过来导致低消费。低消费导致了高储蓄，高储蓄又导致了高投资，不断地循环。一旦进入这种循环，要解决起来就非常难，而且其难度随着时间的延续而加大。
第三个特征就是出口导向，这个是大家都谈到的。在低消费的情况下，过剩储蓄要么变成投资，要么转化为顺差。30年来，出口导向有两个阶段。外汇短缺阶段，采取各种措施尽量地扩大出口；外汇过剩阶段，出口导向变成了无奈之举，没有办法不得不支撑出口。因为外需的引导下，逐渐地形成了一个为外需而生产的庞大产业部门，而且还有一个就业的问题。一旦出口下来，既影响经济增长，又影响就业，还影响招商引资。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对此非常重视。在出口对经济增长、就业和招商引资的影响越来越大的时候，政府不得不采取各种各样的办法来维持巨额出口。中央最有力的措施是出口退税，地方的措施则是五花八门，总的一条措施是，允许企业成本外部化，利用不完全成本的方式来维持出口。可以说，三十年来，我国主要是靠“薄利多销”来维持出口规模的快速增长。这是一种脆弱的增长，汇率、出口退税、劳动力成本、外部市场等等，一个因素发生变化，企业就会陷入亏损，就需要政府来救助。因为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多数是很低的，出口企业的创新能力很弱，大多要靠政策吃饭。
近些年来，节能减排降耗的措施跟进，出口企业环境方面的支出增加了。新《劳动法》出来，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力度加大，用工成本上升了。现在又遇上了全球经济萧条，外部市场萎缩。出口企业几面受压，觉得非常难做了。刚好又遇上当前政府宏观调控，货币政策从紧，出口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感受难以为继，有些企业破产了或转产了。出口企业比较集中的沿海地区，感受到的经济压力较之内地要大得多，感到难以承受。其实，这就是长期出口导向积累的脆弱性所致。
现在面向出口的巨大产能显现出来了以后，对于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了，实际上也越来越难办了。净出口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大，尤其是2005年以来显著增强。这一年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4.1%，比2004年的贡献率6%一下子提高18个百分点。2006年和2007年，其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到19.3%和21.5%。当经济增长的1/5要靠净出口来拉动的时候，出口导向实际上就在左右政府的政策。对于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那么，对于这一块政府也更加重视。这样，也会形成一种相互推进的关系。要维持经济增长，就要改善出口的条件，调动出口企业积极性；出口企业越是有积极性，出口规模就越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就越大，政府就越是需要重视，为出口创造更好的条件。如此一来，出口导向就形成了一种循环，出口企业和出口地区就成为左右政府政策的重要力量。这就会使政府宏观决策陷入左右为难的局面。现在，就已经陷入到这样一种境地。汇率、货币政策、出口退税、环保要求、劳动力工资、税收等等，都影响到出口企业的生存。怎么办？松动哪一个？这无疑是对政府当前决策的重大考验。对广大的出口企业来说，也是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坚持？转产？破产？企业的调整也处于非常痛苦的阶段。当今局面的形成，就是长期出口导向的结果。出口导向的发展方式，已经使我们的经济变得脆弱。
抱着的孩子是养不大的。我觉得，迟早得调整，再不转型升级是没有出路的。实际上，珠三角已经在行动了，广东省发了5个文件帮助珠三角地区产业转移和调整。这是明智的选择。寄希望于政府救助，重新以薄利多销来维持出口增长，已经走到尽头了。
对于当前出口企业面临的困难，要两面看，不能只看一面。现在确实是到了一个调整的阶段，对于国家来说，是一个调整的机遇，但是对于这些企业来说又是一个严峻挑战，不少企业的日子难过，希望政府出手拉一把。这怎么找一个平衡？市场经济总是需要新陈代谢的，肯定是有一些企业要死掉。一个都不死，日子都好过，那无法转型升级。但一下子死掉的企业太多也不行，如何把握好一个度，这是决策的关键。
从现行发展方式来观察当前的经济问题，多数都可以得到解释。上述三个基本特征就像是一个人的不良生活习惯，长而久之形成了我国经济的慢性病。总体看，体质下降了，脆弱性加大了，越来越抗不住外部环境的变化。刚巧，国际经济气候不正常，中国经济也就生病了。
从前面的分析来看，我们不难解释为什么物价上涨。现在的PPI为什么上涨这么快？前因就是长期投资率过高，效能又低，形成了对能源、资源消耗巨大的经济体系，国内能源资源满足不了，就从国外市场上找，在能源、资源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又遇上了全球能源和资源价格上涨，国际市场的垄断集团说涨价就涨价，我们没有定价权，这不能不导致PPI快速上涨。看似是外部原因，其实还是内因，是我们的发展方式转换滞后的结果。
再说食品价格上涨，我觉得，是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忽视了食品生产方式的转换，满足于手中有粮。现在猪肉的价格涨得最快，今年上半年同比涨了40%多。我从农村出来的我知道，过去农村养猪是一家一户的小规模养殖，而不是规模化养殖的，所以卫生防疫体系建设长期落后。现在，年轻劳动力基本上出去打工了，加上粮食涨价，谁还养猪？过去养猪是被逼无奈没有办法，养一头大肥猪当作是储蓄。若不挣钱，现在还不如出去打工赚钱。而规模化养殖缺少条件，资金、技术和相关知识缺乏。这样一来，猪肉不短缺都怪了。不难看出，是长期的小农生产方式导致了食品价格的上涨。
总体看，当前的物价上涨不是因为需求的突然放大造成的，而是发展方式积累的经济慢性病而又外感风寒的自然反应。这是一种自适应性的调整过程，对此需要密切关注，但不可人为地从需求管理的角度来加以过度干预。就像人发烧了，如果一发烧，马上就吃退烧药，反而不利于恢复健康。只要这个发烧控制好了，别烧得太厉害，不超过身体的承受能力，烧几天反而有助于身体的痊愈。经济也是类似的道理。对于经济增长也是如此。经济增长放缓了，就好比身体有病，食欲不振，能吃多少就吃多少，若吃不下就少吃，不能硬撑着吃，那样反而有害。经济滑坡也是一种自适应的调整过程，我们不能过于敏感，人为地做过多的不适当干预。传统经济理论主张政府要熨平经济波动，实际上只会起到反作用。经济体系是一个有机体，关键是平时注意调理，增强体质，病急乱投医，人为的过多干预，可能会死得更惨。
所以，我的看法是对目前经济状况要密切关注，但不要过于敏感，采取过度的措施，顺其自然，经济就会调整过来。等到恢复正常之后，就要通过改革措施，如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理顺能源、资源价格体系，提高消费率，调整分配格局等等，调理经济，降低脆弱性，逐步提高经济的健康水平。
当前可采取的措施有：第一，加大改善民生力度。越是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越要加大力度改善民生。改善民生不会加剧物价上涨，反而有助于稳定物价。例如提高工资，现在有的说物价上涨，不能再提高工资了，不然就会导致工资物价相互推动。其实不然，只要相关配套措施到位，如税制改革跟进，不会推动物价进一步上涨。相反地，现在实际工资增长减缓，如果出现工资再下滑，消费率就会更低，将会对经济造成更大的潜在伤害。
第二，促进调整。政府可以在这方面采取一些帮扶的措施，帮助企业渡过阵痛转换的阶段。对于企业研发、转型、转产、转移等调整，可采取有差别的税收政策、补贴政策、信贷政策、担保政策等等。但千万不能给企业“止痛药”，那样，表面上可能缓解，反而会加剧病情，长远看反而是不利的。
李三喜：预测中国经济走势是件困难的事，是国际、国内，是经济、社会、政治、自然等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总的感觉是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并存，机会与风险并存。从实际出发，当前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在现有的宏观经济形势下，深层分析中国经济尤其是中国企业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并寻求应对之策。
李三喜
中天恒管理咨询公司董事长
会议演讲嘉宾
回落映射国家经济发展的转折
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走势是确定的，也是不可逆转的。我国上半年GDP增长10.4%，比上年同期回落1.8个百分点，这说明我国偏快经济增速开始出现回落，但不是衰退，更不是危机。这也恰恰说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由超速的高速增长向又好又快的可持续性发展转变。我国经济增速出现回落其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实的宏观政策起到了作用。中国经济不可能持续超过两位数的高速增长，而且高速增长是有巨大风险的，相反经过控制减速才可能有持续的发展。靠拚资源的高速增展，对我国经济长远发展是有害的，对世界经济也是有负面影响的。应该说不是国际上给我国输入了通胀，而是我国的高速发展的经济输出了通胀。中国经济超高速增长是靠投资拉动的，所以我认为回落是很好的事情，对抑制当前国内外的通胀是件大好事。
说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势头不可逆转发，主要是拉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主要因素投资增长仍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上半上半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５８４３６亿元，增长２６．８％，比上年同期加快０．１个百分点；农村固定资产投资９９６６亿元，增长２３．２％，加快１．７个百分点。
中国经济发展不应忽视的三大风险
在日益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下，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也存在好多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就是我们必须要防范的风险，如不能很好的化解风险，必然会发生危机或危险。
仍要关注投资失控的风险
我国经济的高速增加主要是靠投资拉动的，不是靠出口，也是造成通胀企高的主要因素。因此，我国经济超高速发展靠投资拉动，抑制通胀也要靠控制投资。在紧缩的货币政策下，大家比较担心投资萎缩，引起经济衰退。呼吁放松货币政策声音越来越大，在房市的巨大泡沫还没有破灭，在政府大搞形象工程、企业盲目扩张的趋势还没有停止之前，从紧的货币政策必须坚持。否则，就还必须再来一次更加猛烈的清理整顿。
之所以要控制投资失控的风险，除了房地产、政府基本建设热之外，企业的重复投资浪费是惊人的，违规建设是严重的。比如，我国电信、电力以及军工企业的分拆，虽打破了垄断，但无序竞争带来的重复建设的浪费是惊人的，当然，也是客观上起到了推动中国经济超速增长的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就电信来说，国家主管部门缺乏对电信网络科学有效的产业政策，引导和统筹的规划，我国的电信市场未形成和谐有效的竞争机制，各电信运营公司各自进行干线、光缆等基础网络建设，导致低层次和大规模的重复建设，也造成网络资源的闲置。现在才想起来要合了，但有限的资源已浪费，巨大的损失已经形成了。像这种人为因素或者是政策或决策失误造成的投资失控、资源浪费、重复建设本应该是可以控制的。
还有一个宏观经济分析必须注意的现象是违规建设投资数额不确定。我国的违规建设投资数字，是个谁也无法说清楚的不确定数，但可以肯定不在统计局统计范围、发改委计划盘子里也是没有的。这种违规投资最直接的结果是使中国资源消耗殆尽，也是导致通胀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更可怕的是正因为违规建设，具体投资数额不确定，而往往被忽略了。
如果企业重复建设、违规建设的资金如是资本金或企业的自有资金，就不会有什么大的社会风险，可实际上大多是银行贷款。有个企业自有资金不到２０亿，却正在投资建设上千亿的投资项目，想方设法从银行以各种各样花样骗去贷款。因为国有大型企业吗，银行贷款就源源不断地贷来了，有些贷款甚至投到违规项目上了。这样投资失控，必然带来信贷失控，同样投资失控的风险必然会引发金融风险，金融风险爆发就会导致整个经济危机。当然，这理论上看起来不合乎逻辑，实际情况却就是这样。不可否认，信贷资金失控是整个社会尤其是企业投资失控的罪魁祸首。因此，从紧的货币政策不能松，要把长期以来积累的矛盾和风险暴露出来呀。这才有中国经济可持续性的发展。这些道理很简单，就是很难做到。政府放权难，企业家弃“官”难，银行问责难。但克服这“三难”，中国经济危机就不会大爆发，就会又好又快发展。如果真能坚持从紧的货币政策，违规建设、重复建设的风险就会暴露出来了。
国家能源安全风险不宜再忽视
能源价格不断攀升，是造成通胀的源头。考虑国家能源安全，相关能源信息不宜公开，但我国的能源资源有效，消耗持续增长，越来越依赖进口这是不争的事实。也就是说我国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也面临着的能源危机。因此，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是十分重要的，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具有战略意义。而我国包括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中国神华、中煤能源以及电力几乎所有的具有优质能源资源的企业都纷纷在境外上市了。这不仅将中国人民极其有限的能源资源廉价的白白送给国外资本家，而且严重影响到了国家的能源安全，甚至国家的安全。
说将有限能源资源廉价白白送给国外资本家，大家可以翻翻这些上市公司的年报算算，有些境外上市的能源企业给境外投资的回报已经超过了所募集资金，有的已超过了１５０％以上。说我国能源企业在境外上市严重影响到了国家的能源安全，甚至国家的安全，决不是骇人听闻。我国的能源公司在境外上市，你就得请境外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对其进行严格审计、评估和咨询，这样我国能源储备等大量涉及我国能源安全的信息就境外中机构掌握，并在全世界公开披露。我国的能源公司在境外上市，你就得遵循上市地国家的法律，受上市地国家法律制约，至少要执行上市地国家的会计制度，这就不得不按照上市地国家的要求披露各种信息，甚至要按照上市地国家的意志来经营。当然，这种重大隐患是不难看出的，那为什么短短几年就把我国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能源企业都送到境外上市呢？政府官员和企业高管借境外上市从中捞一把的说法肯定没有根据，因为这终究涉及到国家的能源安全，甚至国家安全，至多是几个境外的咨询公司勾结一群官宦子弟捞几十亿美金的咨询费吧。这点到是有根据的，你翻翻这些能源公司的账，为了能符合境外上市国的条件花了多少咨询费就知道。如真有人认真地查一查就肯定清楚啦。就连国家开发行原副王益介绍贷点款也要给哥们发几千万元的财务咨询费呢，何况把一个中国的企业要包装成境外的上市公司呢。从一般常识讲，不论在境内上市还是在境外上市，直接目标肯定就是募集资金。说实话我国这些能源企业不缺的就是资金（当然是不乱投资乱上项目的话），有些企业效益是非常好的，国家银行是国有企业的保险柜，财政补贴也是不能少的，因为能源企业关系到国计民生吗。不缺资金那到境外上市的唯一解释就是中国人不会管企业，到境外上市就提高了管理水平了。实际上提高企业管理水平途径有很多，至少不能拿国家的能源安全做赌注吧。还有，我国企业为能在境外上市花了多少冤枉钱，有的人竟然给活活累死啦。我国一个企业的总会计师就是为满足上级主管部门三年必须在境外上市的行政命令，五十不到就给累死了，也是给气死了。这个企业的效益很好，更是不缺资金，就是要为满足政府部门的政绩要求就得上市。在境外就得上像能源这样的好企业，不好的企业境外资本家不需要，也看不上呀。
值得注意的是：继今年５月份时任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的一项法律，规定限制外资进入俄能源、电信等４２个具有战略意义的行业后，俄金融市场管理部门又推出了一项新措施，限制俄公司，特别是能源、原材料开采领域的公司到国外上市。看来，俄罗斯已经对能源公司在境外上市已经采取果断措施了，也在保护本土企业了。
俄罗斯的这种做法值得我们进行深刻的反思，并采取果断措施：在境外上市应谨慎，禁止能源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企业在境外上市，甚至可仍作为国有独资企业设立和管理。能源企业实际上垄断着国家资源，其能源收入应该国家的或者是全社会的，应该理顺国家和企业的分配关系。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境内企业不允许境外中介结构审计、评估和咨询。对我国境外上市宏观政策进行深刻的反思，上不上市在哪里上市这是企业自己的事，千万不能做为政府的政绩工程来抓。政府应该干政府的事。
实际上，除了在能源企业在境外上市之外，还有一个国家能源安全隐患是一些不负责的人将我国矿产开采权廉价转让境外公司或个人。
更要关注通胀和紧缩政策下大型企业面临的风险
今年年初以来，全球经济增长减慢，石油、粮食等初级产品价格持续上涨，我国经济运行的外部环境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国内经济增长有所放缓，物价上涨压力较大，冰雪灾害和特大地震，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也给经济运行增加了新的不确定因素。在内忧外患背景下，企业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这不仅是东南沿海的民营企业面临着成本上升、资金短缺的风险，大型企业同样面临着这样的风险。我国的不少中央企业在应对经济通胀和其他灾难中过程中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有的已经出现了严重亏损，资金短缺的矛盾也日益突出。大型企业，不论国营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大多关系到国计民生，因此,也要关注通胀和紧缩政策下大型企业的面临的风险。
原材料价格的变动，对大型企业的影响很大。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回落，但生产价格涨幅扩大。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7.9%（6月份同比上涨7.1%，比上月回落0.6个百分点，环比下降0.2%），比1-5月份低0.2个百分点。上半年，商品零售价格同比上涨7.5%（6月份上涨7.1%），涨幅比上年同期高5.1个百分点；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7.6%（6月份上涨8.8%），涨幅比上年同期高4.8个百分点；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同比上涨11.1%（6月份上涨13.5%），涨幅比上年同期高7.3个百分点。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同比上涨幅度比较大，各大型企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压力是巨大的。工业生产增速减缓。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3%（6月份增长16.0%），比上年同期回落2.2个百分点。1-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10944亿元，同比增长20.9%，比上年同期回落21.2个百分点。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和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在价格管控的政策下，日子很难过。
因国家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银根收紧，信贷规模受到严格控制，加上受内外部环境的影响，企业盈利水平下降，企业面临着资金尤其是流动资金紧张的情况。
央行调整贷款利率，融资成本增加，利润必然受到影响。很简单，融资成本增加，企业生产利润水平下降，基本建设项目单位造价上升。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劳动用工约束力度加大及带薪休假制度带来用工成本的增加和组织难度的加大。
在当前的宏观调控政策下，关注大型企业所的面临风险，至关重要。试想想供不上油、供不上电是个什么状况。考虑通胀的压力，政府价格管制是必要的，但不能不考虑这些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从紧的货币政策不能放松，对制造经济泡沫的房地产等行业不能放松，但对涉及国计民生大型企业生产流动性资金不能从紧，而应该从松。当然，要控制企业将生产流动性资金又投到重复或违规建设上。
总之，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在增加，经济短期的波动在加大，经济全球化后经济发展的范围在扩大，全球资金的大规模流动，宏观经济形势把握的风险在加大。
魏加宁：我搞宏观调控也将近30年了，感觉确实改革开放30年来，因为今年是宏观经济走势不确定性最强，意见分歧最大，预测难度最高，政策选择最困难的一年。确实是这样的，感觉分歧非常大。
魏加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副部长，研究员。
会议演讲嘉宾
因为现在外部有次贷危机，所以很多人把它与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相比，而我认为，今年要比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的形势更为复杂。因为众所周知，1992、1993年的时候出现了经济过热，93年及时采取了宏观调控措施，94年推出了宏观配套改革。到了96年的时候，中国经济已经基本上实现了“软着陆”。在这种形势下，97年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所以，当时我们所面临的风险是单方向的，政策取向也是单方向的。就是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把经济往上推就可以了。但是，现在我们所面临的风险则是双方向的，一方面是国内的通货膨胀，自身“有疾”，另一方面是“外感风寒”，就是外部的次贷危机。所以，一冷一热使我们的政策选择面临两难的地步，方向和力度都很难把握。
目前，意见分歧非常之大，也是前所未有的。我认为造成当前这种“两难”局面的原因很多，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在过几年经济形势比较好的时候，我们错过了一些最佳的时机。
比如说，我们错过了推出创业板的最佳时机。如果前两年A股市场比较好的时候，我们能够及时地推出创业板的话，一方面可以给中小企业一个新的融资渠道；另一方面，也可以适当分流一部分A股市场的资金，减轻了A股市场的泡沫。本来是很好的事情，但是我们迟迟没有推出。到现在，股市如此脆弱的时候如果再推出创业版的话，有点雪上加霜的意味了。
还有一个是存款保险，我们也呼吁了很多年。如果是经济形势往上走，银行不良资产往下走的时候，国家的财政收入情况也比较好的时候，推出存款保险是相对比较容易。但一旦经济出现拐点，银行的不良资产重新开始上升，国家的财政收支状况又发生逆转的话，再推出存款保险显然难度会更大。
再一个就是我们错过了理顺资源价格的最佳时期。前几年物价比较低的时候，我们把资源的价格理顺的话，现在的通货膨胀形势就可能要好一些。
遗憾的是，形势好的时候不思改革，形势差了又不能改革。
关于未来的经济走势，目前意见分歧非常大，关于整体的经济走势现在存在着三种意见，主要是担心三种风险。
一种是担心“滞”，担心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外需趋冷，内需再紧缩过度的话，叠加效应有可能令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加上股市的调整和房地产价格涨幅趋缓，一些人担心是不是会像日本泡沫经济破裂以后那样出现经济停滞现象。
这种担心有一定的理由。当年日本泡沫经济时期，最初一般商品价格很低，但是资产价格猛涨，所以央行没有及时地采取紧缩政策，而是实行低利率政策，大量增加货币供给，等到1998年一般商品价格上来以后，央行连续提高利率，于是就导致了泡沫经济的破裂。
我们这几年的情况也有些类似。05、06年一般商品价格很低，但是房价、股价上涨很快，07年下半年开始，一般商品价格快速上升，中央银行连续提高利率，于是股市泡沫破裂，房地产市场出现盘整迹象，加上担心奥运后“低谷效应”的重叠，所以一些人担心出现停滞。
另外一种担心是担心“胀“，就是担心通货膨胀，就是担心重蹈03、04年的覆辙。
03年初已有专家提出过热的问题，央行试图收紧银根，发布121号文件。后来由于SARS的冲击，担心SARS对于经济的负面影响太大，所以就中断了“踩刹车”，重新“踩油门”，有关部门重新鼓励投资。所以，到了04年4月份的时候，发现了1、2月份的新开工项目过多，投资过热。所以，采取措施加强宏观调控。所以，一些专家担心会不会重蹈这个覆辙。
目前，除了以上两种担心以外，还出现了第三种担心，就是担心“滞胀”，像国家发改委的专家、商务部的专家都有这样的看法。但是，关于如何防止“滞胀”又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中国目前的情况和美国70年代的情况不同，属于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失灵，所以现在只有“保增长”、“保就业”。还有一种观点则认为，当年美国恰恰是长期实行凯恩斯主义政策，通过通货膨胀政策来保增长、保就业，其结果才导致了“滞胀”的发生。
那么，怎么看待这些风险呢？我认为要从两个方面看，一个是看可能性，就是看这种情景出现的概率有多大。还有一个是看一旦这种可能性出现，它所带来的损失有多大，要从这两个方面来加以观察。
首先，从可能性方面看，目前各种观点都有，各种专家的意见都不一样。其次，从损失来看，就是要看克服的难度。我认为如果出现了“滞”的情形，克服起来相对比较容易。而克服“胀”要比克服“滞”困难一些，因为我们过去有过成功的经验，也有过失败的教训。失败的教训就是80年代中后期的经历，，84年开始过热，85年开始实行宏观调控，连开了4次省长会，但是86年经济增长速度一往下掉，企业也叫、地方政府也叫，包括一些青年经济学家也叫。于是赵紫阳对于通货膨胀的态度就发生了转变。87年重新放松银根，开闸放水，“软着陆”未实现就又“硬起飞”，结果，88年通货膨胀迅速攀升，89年出现“硬着陆”。这不是我说的，请大家看一看薛暮桥先生对这一时期宏观调控的有关回忆。
不过，我们也有过成功的经验，92、93年过热以后，93年开始实行宏观调控，94年推行宏观配套改革，96年实现“软着陆”。所以，我们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而且有一整套办法来克服通货膨胀，关键是敢不敢下这个决心。
但是，如果出现了第三种情况，也就是“滞胀”的话，恐怕克服起来就很困难了。首先一点是我们没有经历过，所以没有经验，不知道该怎么办。第二点，从美国的经验来看，克服滞胀也是最困难的。比控制单纯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都要困难。
第三点，我觉得中国目前“滞胀”的风险与以前相比的确是在增加。为什么这么说呢？根据我96年对于美国滞胀的研究，实际上，美国当年滞胀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短期因素里一个是外部因素，就是石油危机。第二个因素是尼克松多次实行价格管制，把整个市场信号搞乱了。
另外，深层次的原因是三个。一个是宏观经济政策上，一直奉行凯恩斯主义，试图用通货膨胀的办法来保增长、保就业。第二个是政府管制过度，束缚了企业的积极性，导致生产效率下降。第三个原因就是60年代约翰逊时期的“伟大社会”建设，大搞福利主义，因工资、福利的刚性特征，只能上不能下的特征，最后导致滞胀。而目前的中国，目前在这几个方面上都在朝着滞胀的方向靠拢。所以，对于滞胀我们要引起足够的警惕。
第二个方面，对于今后的宏观经济政策我有一些担心。最近，中央高层领导纷纷到沿海地区进行调研，这是一个好事，是了解实际情况。但是，我担心的是，因为去的都是沿海地区，看到的大都是出口企业，因此看到的问题很可能只是一个方面。所以，我很担心面对各种压力，决策会不出现失误，会不会又出现开闸放水的局面。如果一旦开闸放水，就会重蹈80年代的覆辙。
再有一点，恐怕要吸收日本的教训。日本在80年代中期日元升值的时候，由于中央银行没有独立性，在大藏省的管辖之下，所以它面临着三重压力，一个是来自美国的压力，要它大幅度升值；一个是来自政府的压力，主要是大藏省，要它放松银根；再一个是出口企业的压力，于是，就实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利率压得很低，货币投放得很多。再加上财政上也实行的是宽松的财政政策，连续搞了两个紧急经济对策，以应对由于出口下滑出现的经济衰退，但是结果却搞出了一个大的泡沫经济。所以日本的教训也需要引起注意。
这是一个方面，就是担心决策出现失误，担心开闸放水。但是，另外一个方面，第三个方面，我们也应当根据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提高宏观经济政策的灵活性，就是在调控方法上需要加以改善。在货币政策方面，似应更多地使用价格调控来代替数量控制；在财政政策方面，应当实行减税政策；在政府管制方面，减少对企业经营行为的过度干预。总之，应当采用里根政府时期克服滞胀的办法来防止中国出现滞胀局面。
主持人王吉鹏：今天我可以坐在一起纵论经济形式，与新望院长的工作紧密相关。最后，我们听一下新望院长对于我们探讨的看法。
主持人新望：前一阵我们那里搞了一个讲座，是社科院的前所长吴绵阳（音译）和林小林（音译）两个人做了一个对话。李小林（音译）明确讲，现在的经济危机的核心的技术衰退了，尤其是美国，近几年没有什么大的发明。90年代的科技的突飞猛进结束了。
通货膨胀是从年初就开始讲了，结构性的通货膨胀。我记得先从猪肉开始的，后来限价，后来农业部搞了一些补贴政策，鼓励养猪等调控政策。后来又是兰州的牛肉面，这是很典型的调控政策，地方的市委限价，从2.5元张到了3元，就不让涨了。那么，牛肉面的老板说牛肉涨了面不让涨，所以就是缺斤少两。所以，通货膨胀一出现以后，从国家层面上讲，都是好心迫于民意的压力，为了维持老百姓的生活，有限价和补贴，但是时间长了看起来很难维持。
广东和深圳都跑到咱们加油，外国的飞机到中国来加满油再走。所以，我们这个限价补贴是补贴了全世界。那么，为了抑制通货膨胀简单的政策，看来能不能维持下去，是不是才价格自动的调节，根据供求关系来调节，这是很多的经济学家认为是供求关系在起作用。
那么，我们还为了防止通货膨胀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汇率也不敢动，汇率一加息以后，就有很多的热钱进来。所以，大家分析通货膨胀的时候，说有输入型的通货膨胀，有成本型的通货膨胀。
那么，输入型的通货膨胀，国外有人认为世界的通货膨胀与中国的通货膨胀有关系，中国的通货膨胀导致了国际性的通货膨胀的因素。他们认为我们的要素价格不合理，我们的土地价格、能源价格不合理，所以导致了要素价格不合理。那么，现在由于时机的问题，会不会再调整要素价格？能不能维持下去？而且，要素价格的调整，牵扯到了经济增长方式等一系列的问题。那么，有人讲，中央政府要调整，要有大的改革举措出台，一定要考虑时机、民意，还有一个是保持经济增长的基本面。今年是奥运年，如果有一个大的改革政策出台会导致一些人的利益等基本的问题。
那么，09年是建国60周年了，10年又是世博会，11年又是建党90周年，所以要保持一个大的经济增长方式应该怎么办？
我们的资源禀赋还是那样的资源禀赋，就是比较优势我们暂时无法放弃，那么经济结构的转变，让谁来承担这一个转变的代价呢？现在看来是垄断企业、中央企业好过一些。
东南沿海这一带一些领导也提出了，现在要防经济衰退。而且，东南沿海尤其是出口型的企业，浙江这一代的亏损面甚至是破产的企业很多，现在大量地开始裁员。裁员以后，东南沿海的经济衰退问题，就转变成了中西部的社会稳定问题。
黔南那一带，很多的劳动者在做玩具，出口导向调控以后，后来很多的玩具厂的效益不行，所以有的亏损破产就裁员，那么送回老家的做玩具的人是8、9万人。那么，很多的人就没有活干。上海那个刀客，是母子两个人几年没有工作，母亲下岗，他自己也几年没有工作，长期没有工作，社会问题就比较严重了。
包括像我们的股市，恐怕有关方面也在担心，长期这么掉，掉这么多，会不会出现问题。原来的预期是杨帆讲的12000点，但是近期掉到了1半多。所以，宏观政策我们媒体讲通货膨胀、经济衰退，所以请大家礼拜天到这里来讨论一下，非常感谢！
易宪容：我们宏观调控这么多年，大概调控到一点点变化经济就衰退，那么多年就白干了，我不要宏观调控了。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以前是一个病人，你现在正常了，你正常了不行，你又变成一个病人吧。比如说你过去发烧了，你现在体温正常了，你不能37度，你最好是38度、39度。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们任何的企业都会紧张，特别是我们的负利率这么高的情况下，我们的通货膨胀这么高的情况下，谁不希望把银行的钱都放到我的口袋里面来呀？因为零成本，谁不要啊？所以，在这些情况下，我认为中国的经济30年没有问题，而且经济增长这个基本的格局也不会变。我曾经在98年的时候在《信报》写了一篇文章，我说中国的经济除非发生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发生台海战争，那么我们的中国经济可能会出现衰退。但是，台海战争是发生的可能是几乎等于零。
所以，我说我现在对于国内经济来讲，我现在基本认为，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来讲，在未来的几十年是根本不会改变的东西。
而且，近几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我们健康水平的提高是快速增长。你看到上海人，100岁、90多岁的人多得是。这个健康水平提高多少？比如说你找一个单位用人，不是初中生，而是研究生等等。所以，这些基本的东西已经增长很多了。所以，经济根本不会发生衰退。
主持人王吉鹏：搞宏观的非常乐观，我们搞微观的非常悲观。
王小广：负增长在中国可能吗？次增长是5%以下，但是怎么可能呢？这个基本的东西，从来没有过。只是有一个增长的调整，是在波动的。未来的日子过的，以前赚30%，现在赚10%，所以你难受了。
易宪容：房地产的暴利以前是100%，现在低一些了，所以他难受了。
王小广：对，这是恢复正常。前面是不大正常的。
主持人王吉鹏：就是有点缺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