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斯蒂格利茨家用晚餐
从时代广场喧闹拥挤的街头钻入地铁穿越半个纽约走出地面时，眼前的场景已彻底切换。位于哈德逊河边的这一片高级住宅视野开阔，环境清雅。斯蒂格利茨的家就在沿河一条斜坡上的第一栋楼内。
西装革履、如欧洲老绅士般优雅严肃的门卫老头领我们进入电梯，按下12层，并嘱咐我们进屋前要脱鞋。电梯门合十并开始上升时，看到电梯间里大大的“禁止吸烟”的警示牌，同行的来自坦桑尼亚的记者穆巴尼（Mbani）说：“不许抽烟，不许穿鞋，还会有更多规矩么？我希望不要不许我们穿裤子。”大家被逗乐了，开始七嘴八舌的开玩笑，我说，“希望不要不许拍照。”巴基斯坦记者(Irfan)说，“希望不要不许吃东西。”
我们一行10位来自不同国家的记者是受斯蒂格利茨夫妇之邀来他们家吃晚餐的。斯蒂格利茨的太太安雅（Anya）之前也做过多年财经记者，现在是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教授，主持着多项全球记者培训和交流项目。去年3月，我也曾被邀请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参加安雅组织的一场主题为“如何报道全球化”的论坛。当时她给我的名片印着的名字还是安雅·施伏琳（Anya Schiffrin），今年在给我们的邮件中已经冠夫姓，改叫安雅·斯蒂格利茨（Anya Stiglitz）了。
现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斯蒂格利茨，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作为安雅的丈夫，成为安雅所有培训项目中雷打不动的固定讲师。邀请参与培训与交流的记者来家里做客，也成为斯蒂格利茨夫妇家的经常项目。
本报记者程明霞与斯蒂格利茨教授在他家中的合影
对比我在曼哈顿下榻的不足5平米的小窝，斯蒂格利茨的家显得无比辽阔，到离开时，我也没弄清他家到底有多少房间。宽敞的客厅四壁洁白无一物，家具和器物少而色调明亮，让空间更显开阔。餐厅巨大的餐桌旁的橱柜上摆放着4、5个各式各样的大蜡烛台，想必夫妻两人热爱烛光晚餐。
呆在自家客厅的斯蒂格利茨初看起来和公共场合的他没什么区别，穿着剪裁精致的西装，只是没有打领带而已。但一顿晚餐下来，你会发现这位在公共领域特立独行、固执刚烈的经济学家，在家里是个沉默内向的人。
斯蒂格利茨年轻时被美国经济学界称为“神童”，他在24岁就取得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成为该校史上最年轻博士，之后又年轻轻轻在多所知名大学获得终生教授的资格，到他2001年当选经济学诺奖得主，被认为顺理成章。但最让斯蒂格利茨爆得大名的还是他在表达自己观点和批判对方时的毫不含混和毫不留情，尤其是在其2002年的著作《全球化极其不满》中对世界银行和IMF的猛烈抨击。
而在众多诺奖得主中，中国公众对斯蒂格利茨的了解和关注则更多基于斯蒂格利茨多年来对中国的大力赞美。他常来中国参加论坛或给年轻学生讲座，他对比中国与俄罗斯等其他亚洲国家的增长曲线时，对中国经济增长成就和模式不吝辞藻地赞赏和推崇，总让中国的年轻学子听得心花怒放。虽然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对斯氏观点持否定态度的大有人在。
端着自己的食物独自站在窗台边默默吃饭的斯蒂格利茨完全没有在公众场合演讲时的激情澎湃。面对自家客厅一屋子的客人，斯蒂格利茨并不主动跟任何人说话，腼腆安静的仿佛他也是客人。直到妻子安雅喊他：Joe, 你过来沙发坐。顺从妻子召唤坐到我们中间的斯蒂格利茨，仍然不说一句话，低头认真地吃饭。直到他妻子介绍了我们每一位记者，然后说：Joe, 我想大家都想听你说说金融危机的事。这时，斯蒂格利茨才抬起头，用手抹抹嘴，开口说：呃，无可避免我们要进入一次经济衰退……。
“您是说美国要进入一次经济衰退，还是全球经济？”就坐在他旁边的我没等他第一句话说话就插嘴问到。他转过头来看着我说：“我是说全球经济，不过你除外，中国。”
天时地利，我不停地插问和追问，让我们两人端着的食物一直悬在半空中没机会送进嘴里，直到客厅那头响起电话铃声，斯蒂格利茨回头看不到妻子在哪里，于是放下餐盘跑着冲向电话。这时，我们的领队，在FT当了21年记者编辑的沃特（Watt）对我说：好了，明霞，今晚我们被邀请来晚餐，不是采访，我们就让这个男人在自己家里放松些吧。
“好啊好啊，”我对沃特说，“说实话我真要饿死了。”
《斯蒂格利茨专访》请详见：
//www.yunxiqiu.com//zt/dhdx/zjfb/2008/10/27/1178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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