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锦松：中国的模式和西方的模式有一定的区别，当然西方的模式包括美国的模式和欧洲的模式也有区别，这个区别非常有意思，因为我在中资公司做董事，在国资委下属公司做董事，也在西方公司做董事。刚才邵宁主任提到了一个积极投资者的作用，投资者和管理层的利益不一定完全一致的，有时候特别在西方，管理层主要是关注自己的薪酬，这个薪酬总是基于短期的利润。现在很多的企业董事，他们的利益是关注于整个国家的长期利益，因为是国家国资委指派的，他们会跟管理层进行不同的互动。我们可以比喻一下在西方，有很多构成，如果公司是私募股权构成，结构就比较好。中国的机制正在发展过程当中，刚才邵宁主任已经提到过正在发展过程当中，我同意邵宁主任的做法，很多董事都非常有经验，他们不用听管理层瞎说，他们都有很多的经验，但有的时候没有国际经验，因为很多公司正在国际化，如何保证他们有国际化的经验，如何对于某一个行业比较了解。比如说ICBC，我觉得现在他们开始，你必须对于银行有了解才能做他的董事，必须对这个行业有所了解，所以我们应该对整个董事进行更好地培训，这样可以使董事非常胜任他们的工作。
另外还有一个话题我非常关注，就是在中国我们可以任命一些董事，有它来为国家服务，但是在西方如何能够找到胜任的董事呢？董事的薪酬和董事的责任相比是完全不相符的，如果出现了问题，美国的董事就会面临很大的法律责任，对个人究责任，而薪酬非常少。为什么有能力、有时间在美国董事会工作，他的工资非常少，另一方面董事的责任大，我觉得这种制度应该重新思考一下。

布列坦：关于欧洲的经验有两个想说的，大家都知道很多的欧洲公司有这样的要求，就是非执行董事、外部董事应该占整个董事会的多数，而不仅仅是一半。另外一个，我觉得他们未必一定要是退休的老年企业家，他们可能比执行董事老一点这可能有好处，但我觉得很惊讶，在有一些公司，我参加到一些公司董事会的运作，对他们来说很难找得这样的董事愿意把大量时间花在公司当中，我问他们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很多的董事他们希望同管理层进行沟通，即使是最有经验的董事会成员，他们如何从管理层当中获得信息了，如果不获得很多的信息，就不能挑战CEO的决定，如何能够获取公司的信息，如何能够知道董事会下的高层管理人员能够把信息提供给董事，使这个董事自己能够做出决定，因为大多数的管理层是由CEO进行管理的。另外，还有金融企业面临着另外的问题，在英国金融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不仅对工业非常了解，而且它应该对于金融企业非常了解，不应该来自于制造业，还是来自于金融行业。

简碧佩：作为邦吉的CEO能不能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