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泽博：我完全同意在这种情况下，风险没有得到适当的评估，不仅在市场当中，在企业当中风险也没有得到适当的评估。总的来说，我们觉得有不同的失灵情况发生，我不想说监管的失灵或者是评级机构的失灵，因为评级机构确实有失灵的问题，但我想主要关注的是公司治理机制的失灵，我觉得公司的结构还是不错的，但看起来他们承担风险的水平，风险变得越来越复杂，过去企业家只是卖一些实体产品，而现在你做期货的交易，有期货的市场，还有其他衍生产品，还有证券产品，风险管理变得越来越复杂。大多数公司董事会成员不能完全理解他们的风险状况，很多董事会成员只是业余董事，不是专业董事，我觉得有新的方法对董事进行新的培训，使他们了解复杂的风险。同时，董事会的风险评估做得并不是很完善，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激励机制是错误的。市场上的奖惩办法，经理人员承担风险和赚钱，就可以拿到奖金，如果他们亏钱，对他们的惩罚就很少，他们承担了很多短期的风险、长期的风险，所以激励机制出现了问题，以及董事会的风险评估出现了问题。

简碧佩：关建中先生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评估机构在美国出现了问题，让您谈谈中国评级机构的情况，为什么美国评级机构出现问题？

关建中：去年在这里伦敦峰会说了评级问题，我认为监管解决不了评估体系的问题，这一节讨论公司治理，我认为还是应该把它放在企业自身的信用环境靠。因为我们现在的信用环境跟企业的环境越来越密切，一年多的时间我特别关注我们似乎忘记了评级机构由于提供错误的评级信息给市场带来的危害，也没有加以很好的总结，只是归结于衍生产品的过度、泛滥。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怎么看美国评级模式？我认为根本的问题是评级体系的模式出了问题，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正确的出路。它的根本问题是评估体制和机制出了问题。所谓体制是把评级机构所承担的公共责任企业化了，把它作为一般的市场主体定位它，又没有加以有效的监管。同时它的竞争机制使得评级竞争导致了评级的趋同化，不太注重揭示风险。第二，收费模式使得它跟被评级机构的利益上冲突。
模式的认识不改革，不可能真正接受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从国际评级体系来看也是这个问题，评级的机构是一个国家的机构承担整个国际社会的评级责任，这显然是有问题的。第二是评级标准，国家的评级标准是整个在国际信用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现在的评级标准是什么呢？包括五个方面，第一是评级标准的问题是用民主政治对国家政治进行排序，还有按照国家GDP对经济利益进行排序，还有按照经济和金融的对外开放度，也就是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对国家未来经济前景做判断。第四，强调的是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国家货币发行权来顶一个高的级别。最后，偿债的来源不是看国家有没有钱，有没有财政收入，而是能不能借到钱，能不能借新债换旧债，当前国家的评级标准由这五个方面构成，显然不能充分的揭示风险。我们关注到的希腊危机是远远不够的，整个评级体系给最大的债务国，就是发达国家就是高的信用级别，最高的信

级别占了全球90%以上的信用资源但？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是有限的，导致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第三是监管，我们对整个国际评级机构没有任何监管，在这个问题上显得比较含糊，其实国际评级承担的是国际社会的责任，但用一个国家的法律无法监管另外一个国家带有主权性质的评级机构，所以监管基本是失灵的。最后就是在国际上的评级竞争，国际评级竞争不能正确揭示国家风险，包括跨国金融机构的风险。

所以这四大问题使得我们所知道的，所得知的国际评级信息是错误的，这也是这次金融危机，我们总结经验教训，一个是评级体系从根本上出问题。以美国为主，以国家评级为例，我觉得这是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