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警惕中国模式的“慢性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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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轮子转得下去吗

扭转私人消费总量比例年复一年下降的局面，是一条刺激增长的合情合理的出路。可是要增加民间消费在GDP中的份额，得出台一系列配套的社会福利工程，修正一系列公共财政法律规章，改良一系列的产业政策，变革各级地方政府及负责干部的施政考核指标等等。

这些都会触犯众多的既得利益网络和权势架构，在许多掌权者眼里，风险太大。于是，三个轮子中惟一在行政系统手中容易再充气、再扩展的，就是屡试不爽的绝招——增加固定资产的投资额，大上特上巨型基本建设项目。

说实话，这么拼命下去，多半是拿国有银行的存款和全国纳税人的钱财再交一次巨额的大跃进式“学费”。

这便是我所说的“内外两个方面”的“内”部分。

维稳开支居高不下

中国模式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学模型，中国模式的“铁三角”有一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控制体系”，它在深层全面支撑经济过程。中国模式在过去二十余年里，无论是在设计上，还是在操作上，或是在对设计和操作成果的验收上，都是依赖于一个支架，就是“稳定压倒一切”的大架构。

“压倒一切”，就意味着无条件，不计成本，“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

如果存在一个高效的维护社会公正的体制，就不会把中小型矛盾闷住，酿成爆发性、悲剧性的对抗。

维稳名义下，一旦那些有权巧取豪夺、贪污腐败的个人及机构发现，自肥的制度安排、权力和利益之间的互相输送、对公共资源的滥用有可能被揭露，他们就会指责你影响稳定。这个咒语念出来，就极有机会把掌控惩治手段的上级给震住。对“维稳”的这种过度使用，时时刻刻、方方面面地保护着这类玩家们绝大多数不会被清除出局。

清华大学的一份研究报告说：“据统计，我国今年（2010）用于内部保安的预算达人民币5140亿元。据《2009年预算执法情况及今年预算草案报告》显示，公共安全财政支出去年增加16%，今年将再增加8.9%，增幅超过军费，实际金额与国防开支相差无几。”
在理清既有的中国模式运行成本时，各种维稳成本的提升阻碍既有中国模式的延续。

环保的巨大压力

此外，近年来几次有关全球气候变暖的国际会议，都把中国的碳排放作为主要议题。

从国际竞争的角度看，有的人以人权特别是劳工权为博弈工具，来迫使中国减少出口优势。也有人以全球气候变化为博弈工具。但两者非常不一样，后一个策略要强大很多。

这是因为，中国的低价产品出口，最终得到实惠的是进口国的广大消费者，以及把这些产品在中国下单生产、运输、销售到发达国家每家每户的整个商业链条及中介。他们游说的力量，合起来远远超出工会和人权组织的力量。

环境、生态、气候的变化就很不一样。低环保标准节省的成本，使中国产品价格低，虽然对进口国也带来一些切身的好处，但经过了这么多年的环保运动的开导，发达国家公众越来越意识到任何地区对生态系统的破坏，其后果是谁也躲避不掉的，跟他们切身相关。

因此，发达国家推出相关的反制政策和立法的支持面，只会越来越广、越来越强。中国作为全球碳排放第一大国，一定会遭遇越来越大的压力。

其中有一招是有些国家力争推出法规，从贸易最终端入手，对进口货征收环保附加税。这项立法是打蛇打七寸，对于低成本优势出口的制造业国家来讲，除非你采取更高的环保标准，降低碳排放，否则绕不过这个门槛。这也是“内外交困”的一种。

如果把既有的中国模式当作试验的对象而不是迷信的对象，那我们可以很理性地说，这个模式多年里承受着极其紧迫的更新换代的压力。关于如何推动这个模式转型，“十二五规划”已经有了一些思考，但是，决不能光有规划、嘴上说说，得动深层手术才行。

（作者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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