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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景绣:我为奥运学英语(1)

  
作者:张晶
发布日期:2008-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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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mavolunteer,doyou needhelp?”(我是志愿者,你需要帮忙吗?)

在故宫的红墙外,一位身穿藏青色棉服、头戴白色小帽的老人不停地向来往的外国人打招呼,重复着同样的问题。

这一幕被新加坡纪录片导演莲·派克 (LianPek)收录到镜头之中。派克发现,一股蔚然成风的英语学习热潮正在攫住这座城市,而这股风气大抵都与2008年的北京奥运有关。

那位75岁的老人名叫杨景绣,从中国申办奥运会成功的2001年开始学英文,至今已有七个年头。作为奥运的城市志愿者,他将在三里屯南口的志愿者站点度过自己的奥运时光。

聊天定理

2001年,只是跟着外孙在新东方的课堂上“偷师”了几句,杨景绣就开始对英语上了瘾。

1993年退休后,他就一直赋闲在家。简单自在的生活,时间一长也不免让人感觉枯燥。学门外语,跟外国人自如地交流,在他看来是件特时髦的事。

没过多久,他在《北京晚报》上看到,申奥片里记录的一位美国青年科里,就在附近的团结湖社区义务教老人学英文。

于是他报名成了一名 “插班生”,而且一直坚持到了最后。

2004年3月,他骑车到附近的朝阳文化馆自学英语。在二楼老人阅览室的桌子上,堆放着一摞空白表格。那是向社区成员征集意见,“除了看书、读报,还能开展哪些活动为老年人服务?”

他一直发愁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学英语,一笔一划地写下了五条建议。

事情很顺利。两周后,一块一米多高的牌子立在了会议室外——“银色年华英语沙龙”。

揭牌仪式那天,北京电视台派了记者、摄影师来专门报道。杨景绣没想到会这么受欢迎,“这下全北京城都知道了。前来交流的人越来越多,海淀、密云、通州,甚至河北涿州的人都跑了过来。”

不过义务教课的老师可不像这些退了休的老人,有这么多的充裕时间,于是师资上免不了偶尔“断粮”。

杨景绣开始到处寻觅教课老师,好让这个学习班可以持续下去。他跑过北京不少高校,找来人大、二外的许多大学生轮流帮忙。路边偶然认识的老外,也被他热情相邀。

老师们的身份可谓三教九流,兴趣各自不同,于是教材也换来换去:《新概念英语》、《英语300句》……到后来杨景绣的家里积攒了一堆书籍和光盘。

直到2005年11月11日,恰好奥运倒计时1000天的时候,他们终于有了相对固定的教材——《北京市民奥运英语1000句》。取这个题目是因为,他们觉得当下的首要任务,就是“学好英文,接待外宾”。

神路街的旺市百利超市二楼,曾经有个大书店。杨景绣说服了书店老板,将那里开放成一个公共的“英语角”。

从那之后,每个周日下午,书店都格外热闹,老人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用或熟练或生疏的英文对话,一直到“非典”期间才暂停下来。

直到最近,还有几个老太太兴奋地跑过来跟杨景绣套近乎——“我们都是当年旺市百利那个英语角的”。

提到学习成绩好的要诀,杨景绣说是自己“胆子大,敢说”,就连出门,“也爱找有外国人的地方待着。”

工人体育场北门一带的大广场,一到傍晚,就有许多中老年人络绎不绝地赶来,跳舞,踢毽,耍太极。杨景绣也是那里的常客。

因为紧挨着三里屯酒吧街和使馆区,这里往来的外国人格外多。他们常被这群活力充盈的老人吸引,每每驻足观看,那时杨景绣就会主动上前和他们攀谈。

一开始他总不知道如何开口,后来实践久了,也大致总结出了那么点规律。定理一:上来第一句先问,“您说英语吗?”回答是的话,说明对方英语没问题;若是“会一点”,可能母语不是英文,但也能交流。定理二:接下来要转入谈舞蹈,不能总问别人来自哪里,那会被误解为是想找个“陪学”练英文,往往把外国人吓跑。

通常,杨景绣会热情地邀请外国姑娘参与,“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教你。”

边跳边聊,日子久了,他也可以用英文流利地讲出长篇大论。“现在跳的这种就像你们西方的伦巴、探戈、华尔兹,但实际上是中国舞蹈。名字是西方的,但跳法改编过,是我们中国的‘街舞’——北京平四。”

杨景绣兜里常常揣着一本有点掉页的通讯录,上面密密麻麻记满了老旧朋友的联系方式,他们遍布全球各地——美国、法国、德国、西班牙、瑞典、哥斯达黎加、日本、爱尔兰、马来西亚、奥地利、新西兰、丹麦、意大利、希腊。“简直像一个小联合国。”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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