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媒体财经要闻（080811）
《证券时报》
李荣融：国有股东不可能大量减持
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昨日表示，央企重组的步伐在奥运会之后将会加快，并且奥运之后央企重组将会有一个转折，即由企业自愿组合向由国资委主动推进转变。在此期间，相当一部分不属于国家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企业，将更多地进入市场参与竞争。
李荣融是昨日在国资委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作上述表示的。
市场传言，随着电力体制改革的推进，五大电力集团有可能进行重组。对此，李荣融明确表示，五大电力集团目前没有重组计划。目前电力企业最需要做的是保证国民经济平稳运转。
对于市场关注的国有股减持问题，李荣融表示，市场上所传国有企业会大幅减持国有股是市场的炒作。他指出，为了保持国有经济的控股地位，国有股东不可能大量减持上市公司股份，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可能大量减持。
李荣融进一步表示，当前，国资委要做到对国有股减持实时监管。所以，国资委会同证监会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联合建立了一个动态监测系统，实时监测国有股减持情况，目的是确保国有股转让减持都要合法。
“中央企业的上市公司要为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李荣融强调说。
《中国证券报》
把握奥运后能源市场化改革“时间窗”
始于2007年的此轮高通胀压力，在很大程度上打乱了国内微观主体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同时，作为高通胀的一个副产品，国内能源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也因此被搁置，甚至在局部领域（如近期对电煤价格的行政控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倒退。不过，在奥运会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政府将迎来重启能源领域市场化改革的良好时机。
可以说，政府能够重启能源市场化改革的前提在于国内高通胀威胁的减弱。虽然能源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在长期内将有效纠正经济结构中的失衡因素，但由于目前国内能源要素价格被严重低估，改革在短期内会明显推高能源价格并使通胀加剧，这正是一年来能源市场化改革被搁置的最重要原因。不过从现在的发展趋势判断，国内下半年的通胀水平很可能持续近两个月的下降势头，从而使能源市场化改革成为可能。
下半年通胀继续呈下降趋势的最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上半年的货币紧缩政策取得初步成效，截至6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仅同比增长14.12%。考虑到货币政策的时滞效应，紧缩政策对通胀水平上涨的抑制作用将在下半年进一步显现出来；其二，今年下半年的另一个有利因素在于去年同期CPI的逐渐走高，高基数效应将使下半年的CPI数字更好看些。
如果说CPI继续走低将使重启能源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成为可能，那么国内能源市场目前的混乱局面更凸显了此项改革的紧迫性。由于国内外油价“倒挂”严重影响炼油企业的生产并加剧了销售渠道囤油的动机，国内诸多省市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油荒”；煤价高涨和电价控制则使全国近一半的省份开始限电，出现“电荒”；上半年国内煤炭价格涨幅惊人，而在两道电煤限价令之后，市场可能又会面临新的一场“煤荒”。
事实上，各种“荒”本身就是计划调控手段的产物，自由市场只会有价高价低。能源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不仅会从根本上解决目前的“荒”，也将在今后明显增加政府调控政策在通胀时期的有效性——只要控制好货币数量，供需相对力量的博弈将有效调节能源价格，并使整个经济与能源短缺永远说“再见”。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能源领域的市场化改革绝不仅仅是提高油电价这么简单。提高石油、电力等价格，甚至是赋予微观主体完全的价格决定权力，都只能是能源领域市场化改革的第一步。最为根本的措施在于放开能源领域的市场准入，这才是保证市场机制充分运转的前提和基础。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政府不可能大幅放开国内原油开采领域的市场准入，但无论是原油和成品油的进出口贸易环节，还是在国内炼油生产和成品油批发环节，放开市场准入都应该成为最迫切的改革目标。
在我们看来，国内经济明后两年或许还将面临颇为严重的通胀反弹压力，这需要政府始终将反通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年下半年通胀的下行趋势为能源市场化改革提供颇为难得的“时间窗”。但也正是由于通胀压力仍大，能源领域必须以放开市场准入等改革来配套价格机制的市场化改革，只有这样才能谨慎地、系统性地解决当前面临的相互交织的矛盾。
《上海证券报》
救市——我们该为谁创新？
沪深股市下一步发展要从“帮助困难的国有企业”转变为“激励所有的优秀企业”，实现从“需要融资的企业上市”到“回报股民的企业上市”这一历史性的转变，而在资本市场制度建设上的创新，更多着眼建立一套更完善的上市公司激励约束机制。
我怀念1992年那个明媚的春天，那时我还是在校大学生，听到了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传达。记得那是我在校期间唯一一次全体学生在政治学习时间自发地长时间鼓掌打断发言。那是大家由衷的掌声，因为大家从小平同志的讲话中，不仅看到了国家民族的光明前途，也看到了自己的前途。
小平同志曾经说过：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而小平同志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其实是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的发展。我今天就按照实事求是的精神来回顾一下中国股市制度建设和公司治理方面的现实缺陷。
中国证券市场迎来大发展的机遇其是在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打破了旧体制格局之后，各地的国有企业纷纷上市融资。当时实行了额度制，这就给寻租留下了空间。不少企业当时就是想尽各种办法拿到上市额度之后，圈了一笔钱。此外，在正常额度审批中，监管机构默认执行了“谁困难，谁先上”的原则。记得四川红光上市不久就被查出财务造假，戴上ST帽子，主管官员还振振有词：“我这也是为国企解困嘛”！
我们的资本市场制度建设和公司治理的基础就是这样的薄弱，至今没有任何机构、任何人提出要对当时所造成的股民损失提出赔偿。大多数新股民都认为这些赔偿都已体现在了股改的对价中了。但我认为，股改既没有彻底解决历史问题，也不能确保未来沪深上市公司治理和制度建设是符合中小投资人利益的。
我当然无权提议清算那段历史，但是有责任提请各位注意：沪深股市最近的一次牛市是在公司治理取得进展之后才出现的。客观地说，证监会为此做了大量工作，从推动股改（严格地说，证监会无权代表出资人去推动股改）到清查资金占用，都是沪深股市可贵的进步。从国外的经验来看，任何牛市最根本的基础不是公司业绩，而是公司治理。
沪深股市的下一步发展要从“帮助困难的国有企业”转变为“激励所有的优秀企业”。要实现这个转变，只有在资本市场的制度建设上创新。遗憾的是，我在资本市场上看到的创新经常是为了企业融资进行的，比如分离式可转债，比如股改权证。看到那些最终作废的权证造成无辜中小散户的巨大损失，我捶胸顿足。
今天，又是同样一群人，号称是学习了国外先进经验之后，提出要建立平准基金、推出融资融券和股指期货、指望降低印花税等等这些措施来救市。这和当年忽悠着“股市的首要功能就是为困难的国企融资，以便减轻国家负担”的人是同一类型。指望在投资人身上找到治愈投资人伤痛的药方，这何其可笑。
只有建立一套更完善的上市公司激励约束机制，我们才能鼓励上市公司的控制人去做强业绩，提高回报，最终提升股价，使股民获利；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防止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和控股股东做出不利于上市公司中小股民的事情，最终防止股民被内部交易和不对称的信息所出卖。让上市公司按照新的公司治理规则把业绩做好，而不是让股民相互之间玩一种新游戏，这才是根本的救市之道。这条道路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观点，也符合毛泽东思想方法论的观点。
我们现在的首发上市条例规定只要业绩符合一定的财务指标要求，就可以申请上市融资，就可以上市之后再融资，就可以在融资和再融资之后抛售原始股。为什么就不能把回报中小股东作为是否审批上市的一个重要条件呢？纵观沪深股市的发展历史，除了股改时期之外，从来没有哪个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曾提出固定的公司红利政策。无论业绩多少，每季度必须分配0.25元，这样的红利政策在国外市场屡见不鲜，我国为什么从来就没有监管部门推动，也没有大股东提议呢？我呼吁，对于首发上市的企业要求其明确规定红利政策，否则不予审核。我们要实现“需要融资的企业上市”到“回报股民的企业上市”这一历史性的转变。
我始终以怀疑的眼光在看国内的一些投资银行，那些整天西装革履的金融精英整天围绕着大股东的需求转，帮助他们实现上市融资的目标，并收取一个远低于国外同行标准的投行费，他们可曾从中小股民的角度去考虑过：这些公司是否具备保护中小投资人的机制？是否具备了完善的公司治理？是否做到了巴菲特要求的“不受大股东控制”的要求？
早在美国互联网泡沫时期，类似的公司治理研究有过一个结论：高估值和宽松的治理环境毁了企业管理层的进取心。可不能让这样的悲剧在中国重演。所以，我们再不要为所谓的投行排名去无谓的争论了，今天需要无畏的真理和无知的直言不讳者。
我还想特别提出一点，股改时，股民是依据当时的股价同意大小非流通的，没有理由认为股民在低于股改投票前一天价格时，仍然同意十送三的对价，监管部门或者司法机构应给出一个司法解释：所有股改之后大小非抛售的价格，必须高于股改投票前一天的价格，否则对价无效，因为股民批准对价的前提条件之一（股价）已不成立了。假如这些股改时没有想到的政策能得以落实，相信对帮助企业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能收亡羊补牢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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