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最有影响力的人正在想什么？

乔恩·米查姆/文 在白宫里，约翰.F.肯尼迪曾经向Ben Bradlee提供过一个对于我们这个行当的非常不错的定义。“使得新闻业变得如此迷人、使得传记如此有趣的，”JFK评论到，是“努力着想要回答这么一个问题：‘他是什么样子的？’”我从未见过一个对于新闻业本质更加清楚的阐述。而肯尼迪讲话中的精神，也就形成了这样一期特别的杂志，我们的第一期由“访谈”这种文体构成的杂志。不再是把我们插在你跟一系列的思想者和实干家之间。我们认为，最聪明的办法是，找到那些我们所能够找到的可以谈论未来的最为有趣的人，然后让读者你获得一种他们跟你相似的感觉。

接下来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问题了。但是，就在我们出发之前，我们应该暂停一下，回头回顾一下。我认为，这个刚刚过去的一年，是尤其能够带给我们教益的。因为，对于处理“意料之外”来说，2009年，提供了一堂实物教学课程。自从奥巴马成为总统的那个清冷、明朗的中午开始，事情既不像我们所担忧的那么坏，也不像我们所希望的那么好。

有鉴于目前对于经济增长方式的寻求依然是徒劳的，以及令人沮丧的高失业率，美国的国内政治，在一年的结尾之处，处在了一个并不令人开心的位置之上。来自海外的威胁，从阿富汗、巴基斯坦到伊拉克和伊朗，依然是令人发疯的纠结不清。自从1981年以来，这是所有总统中最为举足轻重的开局之年，它的严重性可以直追1933年。在这两个例子之中，美国人都受益他们的领导人。在他们的时代之中，这些领导人激起了不凡的爱与憎恨。我们现在仍然不知道，是否会有那么一天，奥巴马也能够加入到这个行列之中去。但是，看上去不容争辩的是，不管我们的政治立场是什么，我们都应该希望他能够做到。

虽然，一如既往，质疑、甚至是轻视总统，是一种流行的看法。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或者他出卖了华尔街；他不懂得商业，或者他太过于受到拘束以至于不能与公司利益相符；他在国外的影响力不大，或者他是一个布什政策的照本宣科者。他被赋予了太多的期望，但他取得的成果却又是如此的有限；他被关注的太多，但他却不能够很好的解释他自己。这就是这份工作的性质。奥巴马被历史给约束了起来，而且不得不解释所谓的“事后诸葛亮”的指点，但这正是责任的代价。而且，直到目前，他身上依然没有出现对于总统精神品格伤害最大的一种迹象：自怜。

聚光灯下的生活，是这期杂志中访谈的一个希望构建的主题。希拉里和基辛格谈到了外交政策性的可能性的必要性。在于Lally Weymouth的一次谈话中，Hamid Karzai给出了阿富汗政府对与这一次战争已经进行到哪里的观点——这种观点并不总是显得与华盛顿的观点一致。Valerie Jarrett给总统和第一夫人在人气第一年在权威及责任领域里画了一幅肖像。以他那站在慈善的有利位置，42届美国总统克林顿提出了一个判断任何特殊性问题的全球性的框架，他认为，富裕国家的死板与贫穷国家的能力缺乏，是这个新世纪的主要不安定因素之一。佩洛西谈到了党派性偏见，而David Petraeus则反思了过去十年内进行的战争的教训。盖特纳谈论的是在经济领域里发生了什么——以及什么没有发生。与此同时，Douglas Holtz-Eakin则提供的是一个立场相反的看法。从Minnesota那里，Tim Pawlenty谈到的是佩林以及恢复共和党的“品牌”。Eric Holder讨论的则是政府的反暴行政策以及惊讶切尼是否对于自己所说过的话真的相信。对于文化及政策交叉的问题，Joe Scarborough 和 Bill Maher交换了各自的看法。对于零售、阅读及技术都有所理解的Jeff Bezos，则展望了书籍的未来。还有彼得.杰克逊和卡梅隆，他们对于电影有所理解，他们讨论的是电影制作的危险级快乐。我们在杂志中只发布了这些访谈的节选版。更长版本的访谈则放在我们的Newsweek.com网站上。

我们希望，可以说，通过聆听这些印在纸上的声音，读者们将会感觉到，自己正与一些世界上最令人感兴趣的一群人坐在一起，谈论那些重要的事情。无论如何，这是新闻业的承诺之一：给读者们提供一条智力上的沟通渠道，让他们有机会去接触此刻那些最为优秀的人们正在想什么和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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