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大于荣耀
奥巴马赢了!
20个月前当他宣布参选美国总统时,这一结果尚超出大多数人的预料。然而,从2004年民主党大会发表演讲在全国范围内初试啼声,次年挺进美国国会参议院,到今年中有些出人意料地击败党内劲敌希拉里出线,在三度与麦凯恩的电视辩论中次次占得上风,47岁的奥巴马不断在肤色大战、性别大战、年龄大战中缔造神话,成功地将自己塑造为新一代“肯尼迪总统加马丁路德金博士(对后者也许更加见仁见智)”的混合体。在他身后,是创纪录的6亿多美元竞选资金,超出对手麦凯恩近一倍,几乎是上届总统选举小布什和克里所募的总和,而其中近半数来自小额捐款者(每人不超过200美元);是从沃尔克到温弗瑞,从巴菲特到鲍威尔,从《纽约时报》到MNBC电视台的重重背书。能获得来自草根和精英的全面支持,连一贯以“宠辱不惊(冷静得似黄瓜)”姿态示人的奥巴马也难得地在两周多前的史密斯慈善晚宴上调侃自己“最大的优点是谦虚,最大的缺点是有点太过出色”;而与这份自信相得益彰的是席卷美国、波及欧亚的“奥巴马热”,游离选民从众的“花车效应”(Bandwagon Effect)消弭了以往曾出现针对少数族裔候选人口惠而实不至的“布莱德利(Bradley)效应”。
奥巴马最大的助选者也许还是不断恶化以致人人自危的美国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加上久拖不决的对外战争,不仅令执政的共和党政府疲于应付、备受指责,更成为其总统候选人难以处置的负资产。实际上迟至十月份,选情已基本明朗,有评论指连续两次惜败后,在如此形势下如再不能实现翻盘,民主党人恐怕就得检讨其政党的组织能力甚至存在必要了,而麦凯恩参选士气也一度非常低落,力争的也无非是输得不失尊严。
总统竞选常被描述为权力之路,但在这漫长的过程,候选人经过层层较量筛选,遍访全美,通过无数次的集会、辩论、讲演、沟通,力图向每一位选民传达其竞选纲领和施政理念,使更多人相信自己最适合领导国家,承担起政府对人民的责任。这些责任巨大而复杂:在全球范围内保持和提升领导地位,体面地从伊拉克、阿富汗等地撤军,处理棘手的多边关系和地区分歧;回应气候、资源、环境等变化,实现能源自主,鼓励节能环保;合理安排税制,增收节支,刺激经济增长,减少预算赤字;改革医疗和养老保险,扩大制度受惠面;提高教育质量,增强未来竞争力。最紧迫的当然是带领美国人民走出经济衰退,减少房贷危机的冲击,保障就业和企业生存,满足受影响最甚阶层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奥巴马的说服努力在10月29日达到高潮,当晚其竞选总部斥资400多万美元,买下全国主要电视台的黄金时段,同步播放长达半小时的宣传纪录片。在这部堪称佳作的宣传片中,奥巴马以自己的经历和观察,告诉美国大众他对民生疾苦感同身受,对国家未来深思熟虑,已经作好准备透过变革(change),将已在自己身上实现的美国梦带给更多人。
显然,多数美国选民相信奥巴马。两个月后,他将宣誓就任美国第56届及第44任总统,去兑现上述所承诺的责任。或许还应有更多。选战中,两位候选人在抨击华尔街金融家与其他华盛顿政客时都不遗余力,似乎一切麻烦都只归因于这些人的贪婪、无耻、麻木或纵容。事实上,这些人的确是罪魁祸首,但在之前的不正常繁荣期,大多数的美国人不也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盲目借贷炒房消费,肆意透支未来,为灾难到来推波助澜?普罗大众是受害者不假,却难说完全没有责任,甚至可以借此不负责任。上任后的奥巴马没有了当初唯恐得罪选民的顾忌,有必要把全面情况讲清楚,引导民众自我检讨,重启可持续、负责任的生活;竞选期间,他能够顶住政治投机的诱惑,不附和麦凯恩“燃油假期”主张等表现,也确实给人以这样的希望。同时,作为大国,美国必须继续承担起其国际责任。为一己私利推行保护主义,在汇率、环境、人权、知产等领域不尊重实际情况地一味施压,只会激化矛盾,多败俱伤,这种倾向在民主党人同时主导国会的现实下尤其值得警惕。实际上,已有少数美国经济学者将其金融危机归罪为中国向美国融资过多,颠倒主次、以偏概全地制造敌意,这种倒打一耙的言论实在不负责任。奥巴马把中国视为竞争者可以理解,但本着积极、务实、合作的态度对待中美关系,才更可能实现共赢。
亲历美国大选,很难不被其中的责任命题所触动,类似的思考也适用于自己的祖国。中国同样面临着对世界、对环境、对后代的繁重责任,政府源自人民授权同样必须造福人民。全方位的进步固然值得自豪,但令人揪心的是,看似有些矛盾的一对——不负责任和怕负责任目前却仍在相当范围内同时存在着。一方面是轻率决策、疏于监督、惩戒缺失,造成人员财产的损失和浪费,另一方面是互相推诿、不愿事事、敷衍塞责,增加成本影响效率损害公平。食品安全、灾害事故、官场舞弊、校园暴力,触目惊心。其实,不负责任往往源于约束不到位,怕负责任通常因为激励不充分,而对于两者,规则不明确都很可能是诱因。必须在尊重规律和现实的基础上,适当平衡约束和激励,制定清晰的规则并严格执行;此外,有必要在全社会重塑“责任意识”,各司其职,互助协作,共创和谐之道。
1863年,林肯总统在葛底斯堡演说中祈求“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存。1961年,肯尼迪总统在其就职演说中呼吁:“同胞们,不要问你们的国家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你们能为国家做些什么。”2008年面对艰难时世,“是的,我们能”,美国首位黑人总统当选之夜,奥巴马誓将承担起其领袖及历史责任。而对于中国而言,美好生活、民族复兴、和平与可持续的发展,则是我们的责任。
郭雳 北大法学院副教授,美国康奈尔大学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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