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初建/文 针对媒体报道《梁启超故居“饮冰室”面临拆迁》一事，北京市西城区政府认为，“饮冰室”并不在新会会馆，新会会馆为梁启超早期在京活动期间的暂居场所，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故居。据西城区政府介绍，事实上，梁启超故居和书斋“饮冰室”位于天津，已于2002年修复，并于2006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时，西城区政府新闻办介绍，新会会馆位于西城区正在实施的“大吉危改项目”用地范围内，该会馆是区级文物普查登记项目，即为“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 

根据政府相关部门的说法，可以得出几个结论：其一，梁启超故居和书斋“饮冰室”不在北京西城区，而在天津。因此，有关“梁启超故居‘饮冰室’面临拆迁”之说并不存在。其二，按先前已确定的规划，该拆的地方还是要拆，虽然新会会馆将原址保留，但这个会馆不过是个“区级文物普查登记项目”。 

这件事情到此也许暂告一段落，为“梁启超故居和书斋”命运担心的人或许应该松一口气。然而，从这事情中折射出来的有关政府部门对历史人物，对文化古迹的态度，十分的可疑。 

梁启超的才华、名气、学术造诣，以及他在中国近代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不用多说。人们只需要记住两件事：一是他与康有为并称为“康梁”，同为“戊戌变法”的始作俑者；二是，他挑头反对袁世凯复辟，“一支笔胜十万兵”，时人称 “再造共和赖斯人”。这样一位鼎鼎大名的人物，哪怕就是在北京短暂居住过，其曾经的旧居难道不该倍加珍视，妥为保护，永久纪念？何况，梁启超与北京的关系远非“暂居场所”那么简单。他不仅曾在北京办过报纸，曾主持清华大学国学，与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等合称为清华四导师，曾先后担任京师图书馆、北京图书馆馆长，而且，他是死在北京协和医院的。再往下说，他的儿子梁思成、儿媳林徽因，孙子梁从诫，都在北京生活，读书，工作，都为北京的建设发展、为北京特有的京城文化做过贡献。怎么到了某些官员那里，一句轻飘飘的“暂居场所”，就把梁启超与北京的关系弄的无关紧要了呢？想想近年来有些地方争“名人故里”，争“遗址申遗”的火爆，想想韩国人恨不得将中国的文化说成自己文化的那股子劲头，北京一些官员对梁启超的态度真让人无话可说。 

对历史文化、历史名人抱有可悲态度，其背后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比如，是某种无知。就像前些日子河南灵宝扩建函谷关景区，给老子像上贴金举动。如果排除借机贪腐的可能，该举动纯属适得其反，是那些主事者根本没有读懂老子。不过，比无知更可怕的是冷漠。如果知耻而后学，无知者还可以改变。但假如对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冷漠无情，那么，就像当年北京的城墙被拆掉一样，一个梁启超的“暂居场所”又有什么不可以拆的？

笔者曾写过文章，提到杭州西湖边苏小小墓、武松墓，以及徐锡麟、秋瑾、苏曼殊、陶成章等人的墓、碑曾在上世纪60年代无端被毁掉，如今又重建的故事。相比于毁掉的历史，重建的东西外表再漂亮，内在的精髓也失而不可复得了。去过巴黎、罗马的人，都会对那里的古代建筑、历史文化遗迹所受到的良好保护留下深刻印象，认为那体现出了现代文明与历史文化的美妙结合。我们可以反思一下，假如当年北京的古城墙能够保留下来，在今天会不会是世界独一无二的景观？明清时期盛极一时的会馆，曾经是北京城里除了皇宫和皇家园林之外一道独特的风景，如今那些风景何处可寻？即使不谈过去，今天，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尚存的历史文化遗址保护得好一些，为后人多留一些景观、风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