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丰慧/文 京版问责办法首度将北京市党委领导列入问责范围。相比2009年7月出台的“全国版问责办法”，京版问责办法更加严格，“问题官员”两年内不得提拔（3月23日《京华时报》）。

随着问责力度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广，一个突出问题暴露出来。在安全事故、食品安全以及其他重大事件对责任人处理中，已经被问责的官员中鲜见党委班子领导被问责，一般都是政府班子领导成员被问责。而事实是，许多重大事项最终决定权都在党委官员手中。这就出现这样一个现象：决策者、有权者不承担责任，不被问责；而执行者的政府官员却屡屡被问责、被处理、被摘掉乌纱帽。不仅被问责的官员不心服口服，而且民众也感到不平不公，专家学者深感问责制度存在漏洞。因此，北京、广东、重庆等地将党委领导列入了问责范围，开端不错，方向正确，值得期待！

但是，从北京把党委领导列入问责的内容看，确实存在有待完善的地方。比如说“谁来问”的问题？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认为，党政组织要问责，专门监督机关要问责，群众要问责，媒体要问责，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也要问责。列了这么一大堆问责主体，其实真正管用的并不多。而管用的“党政组织要问责”，却存在“自己问责自己”的问题，往往使得问责制度走形式、走过场、打折扣，使得这项制度失去严肃性，最终使得党委政府公信力每况愈下。“问什么”的问题没有“谁问责”复杂，关键是要问到要害，不能避重就轻、回避矛盾。怎样问？既要问领导之责，也要问政治之责；既要问重大事故、事件、案件，造成重大损失或者产生恶劣影响之责，也要问在位不谋其政之责。这里面的关键问题是不仅要对明显的重大事故、事件、案件责任人问责，而且要对民生工作落实不力的党委领导问责，比如：保障性住房落实不力问题，住房调控政策落实不力等。

必须进一步明确谁问责、问什么、怎样问的内容和程序，要有一个操作性非常强、普通民众一看就能懂的问责制度。这才能发挥“群众要问责，媒体要问责”、“群众要举报、媒体要举报”的功能。否则，就会出现群众无从入手、不知如何入手的问题，何谈取得问责效果。

对党委领导问责应该不留后路、不留余地、不留一手，抬高官员违规违纪、失职渎职、赖政怠政的成本，才能使得党政官员真正珍惜自己的位子，真正一心为民，真正谨小慎微。相比2009年7月出台的“全国版问责办法”，京版问责办法虽然更加严格，规定：“问题官员”两年内不得提拔。但是，仍然给社会民众留下疑问：两年后是否就可以提拔了；仍然给被问责官员留以幻想：无非是两年嘛，熬过两年后照样可以提拔重用；给一些腐败官员也留下了空子可钻：两年里，被问责官员可能通过各种手段大肆行贿，有权者可能大肆受贿，目的是为了两年后顺利复出提拔。

因此，不但要将党委官员列入到问责范围内，而且问责制度要严厉严肃，要有让问题官员为自己的“问题”负一生代价的勇气，要有不给问题官员留政治生命余地、让其彻底出局的气派。如果问责制度有这样的威慑力量，那么，不但各种失职渎职问题、安全事故、重大事故、事件、案件等问题会立马减少，而且也将挽救无数党政好领导！

总之，希望将党委官员列入问责范围是一件看得见、摸得着、操作性强并且有成效的好政策措施，而不使其沦为一场政治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