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员 魏黎明 蒙学经典《三字经》正在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与此同时，部分地区已将“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等语句从教材中剔除。这引发了近来关于教材的一系列争议。

不可否认，古人的蒙学课本在今日确实存在不合时宜的地方，予以扬弃应属正常。然而，抛开《三字经》等是否仍具有蒙学价值不论，更多的争议，来自人们对长期以来教材制定的价值判断的质疑。

尽管近年教材内容的改革有所进步，但概括来看，以各级教育系统为主导的教材制定仍然存在着较大缺陷。其中之一，即占据主导权的有关部门总倾向于在教材中输入单一的价值观。这样的教材，往往被寄望于帮助学生建立某种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这本身无可厚非。问题是，这样的“三观”前面往往要冠以“正确”二字。

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倾向性，而非一种开放式的引导和培养，以及对人性多元化成长的尊重。类比来看，这就好像在考试中只强调标准答案，而不是向学生提供参考答案一样。事实证明，前者往往代表灌输，而后者更有利于引导和启发。

具体到《三字经》，如何取和如何去仍有待观察，但结果很可能并不乐观，正如对于“颜如玉”、“黄金屋”的“去其糟粕”。在一些人士看来，这些曾激励古代读书人的名句，着实代表着一种偏狭的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精神。然而，仅从这两句话的字面理解，用知识去追求美和财富，似乎并不是什么坏事。

事实上，即使是老师、家长抑或教材制定者的内心，也不见得对财富和美色毫不动心、弃若敝履。恰恰相反，很多时候我们故意压抑了自己的真实想法而已。这就是问题所在，对于发自人性的东西，我们却往往要视为“糟粕”，非欲除之而后快。

纵观历年教材，不人性正是舆论指责的诟病之一。为此，多年来的教材甚至通过虚构故事和歪曲名人传记，来达到宣传说教的效果。以不真实的手段，在教材中宣扬不人性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还美其名曰“正确”。

这么做的后果之一是，大众传媒至今仍极力宣扬“为国家、为集体，不计个人得失”、“坚守岗位，不见亲人最后一面”等观念。与此同时，“纵做鬼，也幸福”等怪论也时不时跳出来刺激人的耳目。

人性扭曲至此，与教材提倡的正确的“三观”教育一脉相承。这样的教材，这样的教育，总鼓励我们“做鬼”，却几乎从不鼓励我们“做人”。

然而，每当这样的教材将“精华”一股脑地灌输给我们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对于“糟粕”的免疫力未见得就更强了。

就“颜如玉”和“黄金屋”而言，曾为许多士林学子在内心中孜孜以求，但他们同时也接受了另一番教育：君子好色，发乎情止乎礼；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里的礼和道，在古代自有其含义，在当前似乎可以引申为法律。

无论是对“颜如玉”还是对“黄金屋”，通过知识并且合法地追求，似乎都不应该受到谴责。事实上，我们的教材不仅一概将“颜如玉”、“黄金屋”等扫地出门，甚至对法律常识也未能稍加亲睐。

在国际通行的启蒙教育中，法律常识往往是其重要内容。在我们，拥有着全世界最好的一部宪法，却几乎并不为小、中、大学生们所熟知，更谈不上深刻体认了。

日益成为这个国家主流国民的“80后”们，可能并不清楚在他们上学之前，曾经有一本教材叫作“公民”。后来，这门课被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思想品德教育”。

这就是我们的教材，这就是我们的教育，既不准备在人性上给予我们多元的认知，也不准备在法律上指明我们的权利和义务。如此一来，我们不仅在人性上常常陷于教条式的盲从以至扭曲，而且在法律上总处于蒙昧不清的状态。

然后，我们就总被指责为不具有施行民主的基础，理由是，民智未开，民众法律意识淡薄，等等如是所云。

综上，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材，似乎总免不了从教材制定的制度上去寻找答案，这当然是对的。然而，这么说总有大而空的嫌疑。所以，回答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材，不妨先从回答我们不需要什么样的教材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