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评论员 启越 半年内将2亿元善款发放到近10万农户手中，差错率不超过1%，管理费不超过善款的3%，曹德旺以一种商业的方式完成了看似不可能的慈善行为，也由此被称为“史上最苛刻的捐款”。他累吗？那是肯定的，不仅仅要出钱，还要费心找第三方机构计算管理费和评估项目合格率。他有必要这么做？有必要，至少现在有必要。因为稍不留神，善款真的就到不了那些农民手上。

对于国内迄今为止最大的单笔个人公益捐款的关注，更多的集中于曹德旺与基金会的约定，以及约定的合理性，比如管理费到底应该是3%还是应该是“行规”10%？而这些仅仅是技术性细节。因为管理费都是因机构、项目的不同而异的。在政策法规、操作模式、社会监督十分完善的发达国家，其慈善机构的管理费也是从1%到30%不等，但是并没有人为此提出更多的异议，所以项目管理费的多少并非问题之核心，关键的是如何保证透明、高效，保证让捐款者捐得放心。

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曹德旺要求基金会每10天就要向他递交一份有关项目进展的详细报告，约定基金会如果差错率超过1%就要赔偿。因为他要确保捐出去的每一分钱都发到应该收到钱的人手中，而不是被“雁过拔毛，层层拦截”。他以自己的方式直言不讳地告诉慈善机构：我不放心。

曹德旺的不放心也是当下中国慈善界的最大心病。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去年年底在京发布了 《2010年度中国慈善透明报告》。该《报告》显示，九成公众不满慈善透明度。全国仅有25%的慈善组织信息透明度较高，总体情况不容乐观。在信息透明度中，关于组织的基本信息公开透明度最高，而财务信息透明度方面，慈善组织则表现得“吝啬”许多，透明指数只有1.52，明显偏低。

在之前的一些慈善活动中，公众的焦点都集中于富人身上。人们乐于将中国富人与比尔.盖茨、巴菲特比较，并因为后者的乐善好施从而得出前者的为富不仁。统计也显示，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而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就是说，中国只有1%的企业曾经参与慈善捐赠。中华慈善总会的捐赠物资中，近80%来自海外，只有20%来自内地。中国富人为什么患有“慈善冷漠病”？一方面自然与富人本身的慈善意识不足有关；但是也应该追问一下：我们真的创造了富人捐赠的良好制度环境吗？

民政部从2006年就开始着手草拟《慈善事业法》，2008年已经把《慈善法》的议案报到了国务院，但3年过去了，现在这个法还没有出台。现在在运行的是公益事业捐赠法和《基金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这些法规要不可操作性差，要不就设置了很多障碍，比如对公募基金和非公募基金的区分和募款资格的严格审批要求就曾让壹基金面临身份之困。还有去年的玉树地震中的汇缴争议——政府曾多次下文，要求全国13家慈善基金会将善款统一汇缴至青海省指定账户，由政府执行重建项目。其他有公募资质的慈善组织也需将善款转汇至13家基金会。此举让人怀疑慈善组织成了政府的过渡账户。还有税收上如何更多鼓励捐款，也是一直处于讨论中，并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

官方对慈善事业的定调是 “政府推动、民间运作、社会参与、各方协作”，前提是政府必须明白，慈善事业的主体是民间，政府所起的作用是通过有利于行善的立法推动慈善，只有理顺了这样的关系，才有可能社会参与，各方协作，慈善事业中的透明与高效才会自然而然地体现出来。

一个花絮是，18年前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慈善”被定义为“带有浓重的宗教和迷信色彩,其目的是为了做好事求善报……它只是对少数人的一种暂时的、消极的救济……它的社会后果存在争议”。如今慈善该被重新定义了，这不仅仅表现在词条的变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