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转折年代与大突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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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1-19

吴晓波

接办的一个杂志，是由经济学家蒋一苇创办于1988年的《改革》双月刊。所谓的一篇长文和一部著作，指的是1991年12月发表的长篇论文《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与市场》和几乎同时出版的《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一书。

这一文一书，是吴敬琏的呕心沥血之作，就在与“计划派”舌辩的同时，他坐下来，用理论的武器全面阐述了他对中国改革的观点。

发生在1989年年底到1991年之间的这场 “计划与市场大论战”，是中国改革史上，对计划经济思潮展开清算的最精彩的一役，也是吴敬琏真正成长为一流经济学家的标志性事件。他以罕见的道德勇气和学术功底，捍卫了市场化改革的旗帜。这位个性温和、在生活中从未与人红过脸的江南人，在逆流横飞的时刻表现出了倔强和无所畏惧的一面。

就在吴敬琏的论文和书籍出版的同时，富有戏剧性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历史一把将他推到舞台的中心。

从1992年的1月18日到2月21日，87岁高龄的邓小平南下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其间断断续续地讲了不少话，他说，“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这就是中国改革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南方讲话”。一时间，解放思想、加快改革步伐，成为舆论之共声。

在焕然一新的大转折的前夕，吴敬琏发表的论文《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与市场》和出版的《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为这场思想解放运动提供了经济理论上的依据，“吴市场”之名迅速为公众所知晓，他成了全国知名度最高的经济学家。

3月14日，在邓小平南方视察的讲话还没有在国内报刊上得到正式报道的情况下，由吴敬琏任主编的《改革》杂志和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联合举办了一场 “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杜润生、童大林、高尚全、徐雪寒、王梦奎、吴树青、厉以宁、周叔莲、周小川及樊纲等70多位经济学家与会，这是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国内最先做出反应的大型学术活动。会上，众多学者均一吐为快，表达了加快改革之意。老资格的经济学家、曾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童大林一言以蔽之曰，“梦寐以求”。

4月16日，北京一些经济学家在香山饭店召开了一个加快上海改革开放的座谈会，吴敬琏在发言中再次强调市场体制的重要性，提出应当把“市场经济”作为国家战略真正确立下来。时任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的刘吉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的吴明瑜觉得他讲得十分清晰，便建议写出来，送给中央决策层。

吴敬琏在李剑阁的协助下写成一份建言书，于4月30日寄送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基，题为《关于计划与市场提法问题的建议》。在这封信中，吴敬琏回顾了10多年来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多场争论，然后明确建议中央，应当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

他从理论的高度十分尖锐地指出，中国的改革已经走上一条市场化取向的道路，已经无退路可走，因而在理论上也到了非得做出一个决定性突破的时刻。他说，“其实，由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直认为商品生产或货币经济同社会主义不能兼容，如果要固守教条主义的传统观念，即使采用‘商品经济’甚至‘商品生产’的提法，也无法走出由于陈腐的教条与现实生活脱节所造成的困境。所以，将‘市场经济’改变为‘商品经济’，并不能解决问题。如果沿着这条思路推演下去，就是勉强从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找根据，恐怕也只好回到 ‘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计划经济’这种1982到1983年的老提法上去。而这种提法是大多数人所不同意，并为1984年至今的中央文件所弃而不用了的。”

多年之后的人们，细读这段文字，仍然会为吴敬琏的赤诚和勇敢所感动。由这一段论述看到，此刻的他已经超越了上一辈经济学家在旧框架里寻找改革出路的局限性，在理论家的意义上，他表现得非常勇敢和义无反顾，他是伸出手指头，真正捅破了那层窗户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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