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耕耘/文 作为罗兰·巴特的学生，拉康的后继者，法国思想家朱莉娅·克里斯蒂娃将语言学、符号学和精神分析根植于文学理论中，享誉学界。1980年代，她接连出版《恐怖的权力》《爱情传奇》《黑太阳》，可谓精神分析三部曲。与此同时，她加入巴黎精神分析学会，兼具精神分析师身份。与弗洛伊德、拉康等前辈相似，对病例的诊疗成为一种理论奠基。如果用“互文性”形容这种书写，更合适不过。文本通往实证，个体精神症候与文本意义阐释互生同构。《黑太阳：抑郁与忧郁》中译本的出版具有某种独特意义。此书聚焦现代社会精神危机的广泛现实，抑郁成为集中表征。它试图搭建理论与生存，作家与读者的深刻关联，通过文本观察症状，通过他者见出“自性”。从而，作者赋予理论潜在的疗愈功能，揭示抑郁的根源，探讨克服与解脱的可能。如何理解书名“黑太阳”这一充满悖谬的意象？“它隐形却沉重的光芒将我牢牢固定在地上、在床上，让我不语，使我放弃”。

这其实包含作者的意图，将抑郁视为一种负性的创造力，受困的生命能量。“在抑郁之中，我的存在随时会被动摇，但存在的无意义感却并非悲剧性的：对于我而言，它显而易见、熠熠生辉，又不可抵抗”。抑郁背后，深藏着语言与存在的双重危机。“将我们吞噬的无法言说的痛苦。这种痛苦往往是持续的，它让我们失去任何话语、任何行为的欲望，甚至让我们失去生存的欲望。”克里斯蒂娃始终从人的本质理解抑郁根源。人是能创造并使用符号系统的动物，语言又通往存在，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语言是存在的家。抑郁面临的问题，既是失语，也是无家可归。

一

如何在精神分析的传统中理解抑郁，作者描述了关于“抑郁的观念史”。她借助弗洛伊德的“死本能”假说，推演抑郁的机制。在我看来，作者与弗洛姆在对死本能的阐释上殊途同归。后者曾在占有型人格的论述中，讨论了“恋尸癖”、施虐症与死本能的关联。克里斯蒂娃则偏重从符号语言维度，探讨抑郁如何破坏人类象征机制。二者都指向恋物的逻辑：拒绝符号的表象，留滞在对物本身的爱恋。

换言之，抑郁源于对“丧失之物的哀悼”，无法承受并拒绝承认已丧失的现实。抑郁者放弃在言语和行动中，获得象征性补偿，借助符号的能指重新“寻回”。它无力将“物”转化为欲望的客体，难以建立原初认同——主体的想象性融合。象征秩序和转喻之链从而被阻断。如何返回“物本身”是抑郁的症结所在。“在他情感、肌肉、黏膜和皮肤的张力之中，他体会到自己属于某一早期的他者，却又与之保持距离，这个他者是无法表征、无法命名的，但是他的身体排泄及其非自觉行为依然保留着这一他者的印记”。排泄行为，象征了主体和客体，自性与他性分离的原初时刻。

从此种意义看，它在时序和逻辑上都是一种回溯，反馈出死本能所呈现的退行、返祖驱动。显然，作者指涉了弗洛伊德所言的肛门期欲望。但她更关注在客体生成前，语言还未习得阶段，肛门性欲意味着什么。其实质是对主客分离，对自我界限的怀念。“抑郁者全部的自我都深陷于去爱欲化却又无比欢愉的肛门性欲之中，因为肛门性欲承载了与古老的物融合的原乐。”去爱欲化的性欲，似乎隐喻抑郁者与恋物癖的共通，即主体无法向客体“投射”，只有通过将爱欲撤回，导致一种反向的“内摄”。

“投射往往先于内摄，侵凌先于痛苦”。克里斯蒂娃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分析应证了主客分离前，这种“前客体”阶段的创伤。陀氏的癫痫被视为悲伤的高潮部分，沮丧则是癫痫发作前的序曲。癫痫与抑郁原本并没有直接的化约，两者只是在痛苦的书写中得到转化。作者坚称，陀氏具有某种早期的、原初的痛苦，其与承载欲望的死本能和“原发性受虐”相关。这促使他过早地出现了威严的“超我”。然而，早熟的超我影响并未变成爱欲冲动，却造成一种痛苦情绪。

陀氏痛苦存在于“界限”和边缘之上，痛苦既没有完成投射，也没有实现内摄。我们发现，前述排泄物与身体之关系，在作者论述陀氏时得到具体演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痛苦不在外部，也不在内部，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处于自我/他者分离的边界，甚至发生在这样的分离成为可能之前。”忍受痛苦塑造了陀氏的小说风格：复调的文学将替代独白的文学。一种没有对象的臆想忧伤，过剩的激情，歇斯底里的力量，泛滥无常且令人眩晕。

虽然，克里斯蒂娃借用巴赫金得出的复调特征，但显然她关注诗学结构与病理表现如何同构。陀思妥耶夫斯基将痛苦转化为狂暴、快感以及无法满足的欲望，它依托各式人物（违抗者、劫掠者、自杀者），转换为无边的欢愉。我认为，陀氏的文学实质，或可称为受虐症的文学。“与其说人性在于对快乐或者利益的追求，不如说在于渴求给人以快感的痛苦。不同于敌意或暴怒，它不具备那么明显的客体特征，更多是退回自身……这是被抑制的死本能，是被意识的清醒所束缚，从而回到痛苦、无生气的自我身上的施虐倾向”，而退回自我的施虐即是受虐。

二

爱上痛苦与爱上幸福，同样都是“确定的自由”。它包含两大要素：一是确认意识，二是自由选择。陀氏小说大多存在违抗—惩罚—自杀—救赎的链条，人物“因为圣洁而成为白痴，因为犯罪而成为启示者。”违抗和人性觉醒关联，痛苦实质代表了意识的某种现实。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里写道，“大自然通过我的意识向我宣告，存在某种整体的和谐。人类的意识根据这一宣告制造了宗教……我终归应该服从这个宣告，应该顺从，为了整体的和谐应该承受苦难，应该同意活着。”换言之，无意识的情感无法经由语言，进入到意识层面。陀氏的人物唯有依赖越界行动，挑战禁忌，才能意识到自己。如此，自杀行为背后的虚无主义，反而变为命运的实现，意识的赋予。

相比而言，杜拉斯的痛苦已演变成为社会性疾病。在个体和社会，内部与外部之间，混乱与虚无的精神危机是全方位的：从道德、宗教、政治，深入到人的表意系统。二战造成的死亡和疯狂沉重瓦解了意识和理性，杜拉斯正是无可抗拒的承受者。她走向了不可见、无逻辑、无法表征的沉默书写。只有沉默才能与恐怖相配，忧郁将成为一种新修辞，而非单纯的临床躯体症状。杜拉斯并未去克服忧郁，而是动用这种隐秘力量。在我看来，她的写作是战后存在主义文学介入社会的反向实践——即直面虚无。

克里斯蒂娃认为杜拉斯采取与世界对峙的态度。痛苦的真相被一种蹩脚、拘谨，冗长且缺乏美感的句子揭示出来。“句子的动词似乎忘记了主语，或者在宾语或形容词的位置，句子戛然而止，似乎喘不过气来”。作者称其为笨拙的美学，非净化的文学，陈旧的词语表达出僵硬、造作和病态浮夸。克里斯蒂娃很可能隐匿了自己的结论——杜拉斯的书写语言就是抑郁者的典型言语形态。“请留意抑郁者的言语：重复而单调。语句不连贯，句子被切断，衰竭，停滞。意群无法形成，重复的节奏、单调的旋律主宰着破碎的逻辑序列。”如果我们比照这一界定，就会发现它很适用于杜拉斯，甚至可以直接指涉。

然而，这种被击溃的语言却带来病态诱惑，隐秘疾病的传染力。其特点是没有悲剧，没有高潮，无法言说，只剩下衰弱的痛苦。我认为，克里斯蒂娃意在区分两种文学：一种是升华治愈的文学；另一种是顺从死亡的文学。前者是观察、分析忧郁，企图隔着距离，在艺术空间里找出路。后者则实实在在地困于死亡与疾病之中，没有净化、彼岸许诺，更没有距离。

在我看来，克里斯蒂娃延续弗洛伊德的范式构建了抑郁观念。这种模式或可概括为崩解与整合——对应生本能与死本能的双向驱动。生本能指向渴望连结的爱欲原则，死本能倾向于对外的毁坏冲动，“它表现为生理上和逻辑上无法传递能量和心理印记，由此摧毁循环和联结。”作者的巧妙在于，将抑郁视为迟缓与阻滞的间性状态。她辨析了精神分裂与抑郁，用“类精神分裂”描述此种间性。在我看来，抑郁是对两种本能的无意识防御，是避免直接陷入精神分裂采取的自我抑制。

自我同时充满内聚与崩解的冲突，需要取得暂时性调停。抑郁用“冻结冲突”实现缓和，虽然它空洞无意义、却勉强维持了主体的整体性。这仅仅是为了防止自我彻底碎片化，而采取的阻滞，远非解决。即使她在谈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也按照抑郁的阐释逻辑——丧失和创伤体验，意识不连续的中断、人的能指和象征功能失效。癫痫和抑郁同样在防御，意欲去除主体对他者的爱欲关系，以回避形式抵抗“类分裂状态”。癫痫使“主体通过动力的释放重新找到了‘死本能’无声的表达方式（神经传导断裂、符号联系中断、生命结构失去稳定）。”

重要的是，癫痫背后亦是两种本能的冲突并存。诗学意义的复调和对话，源于主体对他者欲望和排斥的矛盾，其解决方式是归于混乱和毁灭。艺术提供了解决冲突的恒久形式与替代方案。一方面，为了抵抗痛苦，小说书写疯狂行为；另一面，精致的忧郁将变成冲突的替身。“艺术创造将它们整合，同时将它们消耗。因此，艺术作品使我们能够与自己、与他人建立一种不那么具有破坏性的、更加舒缓的关系。”这显然是与宗教狂热和偏执狂相较而言，更好的温和方式。

当作者将忧郁视为文本特征时，精神分析就成为文学分析的内在要求。忧郁通往非理智的情感，为无意识探求提供了窗口。在“言语的生与死”一章，作者描绘忧郁者无法自我表达，动作迟缓，失去生气，词语破碎。精神分析师则试图从声调，音节的碎片里辨认，重组意义，找到与他者的连结。这样的倾听乃是一种宽恕，它“使得抑郁者（这个将自己困在创伤里的局外人）重新出发，同时赋予他遇见新事物的可能”。

文学书写作为审美活动，“它介于痛苦和行动之间”。这对应了克里斯蒂娃所言，宽恕是“介于绝望与谋杀之间的第三条道路”，这一道路既没有使忧郁变为罪行，也没有走向自杀，而是选择升华。从而，我们发现了全书的指向，即艺术疗愈忧郁（作为文本现象的抑郁）的可能——它创造另一个分裂的空间，使主体可以“坚定地依附于那个允许破坏性暴力自我表达而非行动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