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刚/文 从希腊到中国：心脏地带的联想

所有国家的历史，都是从治水开始，这是因为文明起源于大河流域，国家亦由河流哺育，不但古埃及，可以说是“尼罗河的赠礼”，就连文明古国巴比伦，也是从西亚两河流域里流出来的，还有古印度文明，同样是南亚两河流域的产物，而世界上最大的两河流域在东亚，以此造就了一个最大的也最为古老的文明古国——中国，以至于四大文明古国至今还在的，也就只剩下了中国。

由文明古国开创的古代世界的历史，是以王权国家为主体的历史记忆，以帝国兴衰及其疆域变化，标志世界的历史地理，表现为以王权确立“王土”天下，以“王土”划分国际。

然而，当地中海作为历史的因素出现在文明古国的世界里，于是，我们就看到了“摩西出埃及”，从尼罗河流域走向古巴比伦的两河流域，走向其新世界——《旧约》“应许之地”。

以“特洛伊战争”为标志，地中海因素，形成了它的国家意志——古希腊城邦及其殖民地。与此同时，在伊朗高原上也崛起了一个继承文明古国的历史遗产的新兴帝国——波斯。

历史的主流改道了，从两河流域进入地中海，环绕地中海，出现两大势力——海权代表希腊与代表陆权的波斯。

由此发飙了一个诱惑——地中海诱惑，无论海权，还是陆权，都难忍其诱惑，皆欲将其据为己有，它是个文明的母体，哺育两岸文明生生不息，不但以海产作为食物来源，更以海运承担沿岸各国的贸易，将不同的国家联系为一个统一的经济体。

作为陆权帝国，波斯未依存于地中海，但它为了统治沿海各国而投入到海域中来，要让地中海变成它的内海，然而，它却一再失败，不但在海战中败给了在海洋因素中成长起来的希腊雅典城邦，而且陆战也被统一了希腊的马其顿王国彻底打败。

于是，一个追求世界历史统一性的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出现了，大帝意气风发，那位被黑格尔《历史哲学》称之为“绝对理念的青春王者”，一边驱使地中海变成帝国内海，一边深入到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所指出的“世界岛心脏地带”。

他从《荷马史诗》来，由阿喀琉斯的灵魂转世而来，从亚里士多德哲学来，带着“王”的动力因和目的因，高举“哲学家王”的文明桂冠，跨越了地缘政治的海权与陆权的鸿沟而来。

他从伸向地中海的一角之地——希腊出发，尚未囊括整个地中海，便向东、向东、再向东，如同从地中海的边缘地带弯弓射出的一枝响箭，呼啸着射向“世界岛”的“心脏地带”。

一矢如飞，穿越三大文明古国的时光之冢，重温文明初曙时开创青铜文化世界体系且以之席卷并传承文明古国的雅利安人的历史旧梦，将三个文明古国——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的劫后历史遗产，通过兼并波斯领土重新收入其帝国的囊中。可惜的是，麦金德居然对亚历山大和他的帝国追求只字未提，是有所“忽略”，还是有意“忽略”？不管怎样，“忽略”就是不应该的。

因为，亚历山大，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从欧洲进入“心脏地带”的帝王，其进军路线，非如麦金德所言，从东欧进入，而是从南欧，从地中海出发，通往中亚兴都库什山脉，直抵帕米尔高原脚下，若能翻越，他就可以沿着天山走廊、河西走廊进入中国，可惜他未能一越，也许他认为，那就是希腊神话中的神山奥林波斯山，他已抵达文明的终极，除了上天，别无他去。

中西神话源头，也许同出一山，在中国，其名曰“昆仑”，在希腊，则称之为“奥林波斯山”，二者或同指一处，今之帕米尔高原。正如从昆仑到蓬莱，构造了中国的《山海经》神话世界，亚历山大也打造了一个基于希腊神话并属于他个人的“山海经世界”——从地中海到奥林波斯山。在那个世界里，他既代表陆权，也代表海权，更代表了希腊神话中的神权和希腊政治哲学中的王权，作为“哲学家王”表达了希腊哲学对于世界历史统一性的信念。

此后，欧洲各国，再无一国能进入中亚“心脏地带”，这一带，反倒成了东方游牧民族的天下，匈奴、突厥、蒙古，从东亚到中亚，再从中亚到西亚和东欧，一度将世界历史的地理枢纽握在手中，如同握着“上帝的鞭子”，挥舞着从“心脏地带”西行，进入里海、黑海和地中海，以骑射造就了古代世界的陆权时代，就如同近代世界的海权时代，产生了欧洲列强英、法、德一样，风行于古代世界陆权时代的匈奴、突厥、蒙古等，亦足以与之相颉颃。

别忘了它们身后，还有一股巨大的力量，那就是中国，它们都从中国汲取力量，或被中国力量驱逐，匈奴与突厥之于汉、唐，蒙古汗国之于蒙元王朝，都被中国力量驱动，而中国之于中亚，亦不曾放下，已有汉、唐通西域，然通商已至，而军政未达，汉使至安息，可汉军未至，唐军曾入大食，被大食击退。

然而，那一条“历史的地理枢纽”——丝绸之路，却一直被中国把握，自汉、唐举国通西域，以至于明、清晋商“走西口”，从丝绸之路到茶叶之路，中国都是世界“心脏地带”活跃的存在，其中贸易往来，均由中国商品——丝绸和茶叶来主宰，更何况，还有一个继宋而起的蒙元时代，不但以弓马实控了世界“心脏地带”，还接着宋人的航海，掌握了从中国东南沿海到阿拉伯海的东西洋海通一脉，以陆权与海权并用开启了蒙元半全球化时代。

明、清势力，虽不及蒙元，但亦有“走西口”与“下西洋”并行于天下，不但以此维系着十七世纪以来中国的半全球化，还成为今日“一带一路”之先导被当代中国复兴于天下。

麦金德以陆权论，确定中亚为世界的“心脏地带”，当然，这是狭义的，以广义论，这一带，西起东欧，东至蒙古，南抵西藏，因其地处内陆，海权难以进入，故称其为“心脏”。

基于欧洲立场，麦氏认为，欲执世界牛耳，当先取东欧，故其留下一句名言：“谁控制东欧，谁就统治心脏地带；谁控制心脏地带，谁就统治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就统治世界。”

据说，德意志帝国闻此言而开窍，两次世界大战，皆从东欧下手，北约与华约的冷战，也是基于争夺东欧，其结果，便是苏联解体，而当下一系列事件，就更是对“谁控制东欧，谁就统治心脏地带”的古典地缘政治学的现代阐释。

东印度公司：争夺海权的心脏

如果说，陆权论的地缘政治学说里，已经有了一个世界的“心脏地带”，那么，相对应的，海权论的地缘政治理论，是不是也应该拥有那样一个世界的“心脏地带”？是的，应该有。

可惜的是，与麦氏同时的马汉的“海权论“三部曲，对此竟然未置一词。于是，我们对应于麦氏的广义、狭义论，从中国立场出发，放眼世界，而为如是说：广义的海权世界的“心脏地带”，应该起于中国的东海、南海，以至于波斯湾与阿拉伯海。

或曰，何以作如此安排？盖因大航海的动机，乃奔中国而来，以“寻找中国”为由，而中国则不仅为此次大航海提供了指南针，更以“中国问题”本身，提供了一个历史的目的因。

若广义的海权世界的“心脏地带”可由中国进入，则狭义的海权世界的“心脏地带”就应当聚焦于印度半岛及其海域，这也就是郑和下西洋为什么最终死在了印度半岛上，还有第一个绕过好望角的达·伽马同样也死在了印度半岛上，看来印度就是个东西洋的结合部，其半岛形状，真的像一颗心脏，起搏于印度洋。

战国时代，各国竞为列强，然其产生，要有个实力的竞技场，若场地在欧洲，则难免国家较量，一旦国家宣战，战争如何收场？故而各国皆以代理人战争，东印度公司遂亦纷纷登场。

以印度为角斗场，让东印度公司下场，正是在各国东印度公司的角逐中，产生了欧洲列强，最终的决战虽然在欧洲，但前期的战斗一定在印度洋，是骡子是马，先要拉到印度来遛遛，往往是某国东印度公司的胜败，决定了该国能否成为欧洲列强。

率先来印度的，是葡萄牙人，但第一个组织了东印度公司的国家却是英国，英国来不及成为列强，其国内就爆发了革命，脱颖而出的头号列强，是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它追逐着葡萄牙人，从西洋一直追到东洋，从印度追到中国，从马六甲海峡追到台湾海峡，遭遇了中国“海商—军事复合体”政权——郑氏集团，于是，两个“海商—军事复合体”开战了，最著名的一战，便是1633年的金门料罗湾海战，这一战，打出了一位绝世英雄郑芝龙。

郑氏集团领袖郑芝龙，原名一官，闽南泉州人，海商出身，从澳门起步，到过马尼拉和日本，会葡萄牙文，还懂卢西塔尼亚语（犹太—葡萄牙语），此乃葡国犹太人的秘密用语。

受西方文化熏陶，郑氏入天主教，取教名贾斯帕，另名尼古拉，外国人都称他为“尼古拉一官”。他曾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做过“通事”——翻译，参与过荷兰人劫掠中国商船。但荷兰人却没有想到，就是他们身边这名不起眼的“通事”，被他们称作“尼古拉一官”的人，有一天会颠覆了他们在“中国海”的霸权。

一官兴起以后，不但成了荷兰人的对手，还被朝廷视为“倭寇”，邀荷兰人一起来剿他，没想到被他打得全军覆没了，不得已，才招安他去做了个“海防游击”，让他平靖海疆，这样一来，郑氏集团的武装就得以雄踞海上。1633年，荷兰人出动战舰，不宣而战，突袭郑氏战船，击沉、烧毁战船二十余艘，而明朝官员却欲息事宁人，表示愿意赔礼，请荷兰罢兵，可荷兰人不听。

郑氏应战，战于金门料罗湾。关于郑氏海战法，徐继畬在《瀛环志略》里提到清人江日升写的《台湾外纪》，其言“荷兰船坚炮猛，不能胜”，郑芝龙“乃募死士善泅者”，持斧立船头，以小船堆燃料，浇以油，中藏火药，置引线，乘风急棹，迫近夷船，以斧钉锥于夷船，与夷船一相连，就点燃药线，然后投水凫回。

有多少条这样的火船，冲向荷舰，决一死战？“药燃火发，风又猛烈”，致使“荷兰夹板，被焚三艘，余悉遁去”。

所谓“夹板”，乃当时最先进的战船，长五十丈，宽六七丈，船体包裹铜铅板，内有木板三层，每一层，都有一尺来厚，其间，以横木架隔，两旁用铁板夹住，内部列置大炮。

料罗湾海战，乃东西方命运攸关的一战，如郑氏战败，中国割地赔款，就无须等英国人来，国土沉沦就要提前二百年。这一战，使荷兰人屈服，“海上马车夫”在海上被颠覆。从此，荷兰人放弃垄断中国海上贸易的企图，转而承认郑氏海权。

此后，荷属东印度公司与郑氏达成协议，开始向郑氏集团纳贡，海船在澳门、马尼拉、厦门、台湾、日本各港口间行驶，都须持有郑氏集团令旗，否则一律禁止。郑氏集团向往来海船征税，“每舶税三千金，岁入千万计”，不是一代王朝，而是一介海商，代表了中国的一个海权时代，是郑和以后的郑氏时代。

荷兰人纳税以后，反倒成为了郑氏的朋友，有一次，故意贡献了王杖一枝，金冠一顶，以引诱郑氏自立王朝。但郑氏好景不长，因为清军入关了，南明一支逃到福建，倚郑氏为长城，清军南下，也向郑氏招安，郑氏待价而沽，终于投靠清朝。内忧外患，中国民间海权新时代的代表，便由郑芝龙转向郑成功了。

反帝反清：明清之际中国民间海权

郑成功是郑芝龙的儿子，老子降清，儿子起兵！从沿海入长江，兵临南京，东南半壁为之一振，江南一隅突现光明，无奈师老兵顿，败归厦门。刚好“荷兰通事何斌负逋税逃内地，献谋取台湾”，这位何斌先生，原是郑芝龙部下，随郑氏到台湾，便留在台湾学荷兰语，做了荷兰通事。据说，荷兰人让他去收税，他拿了税银，就跑到内地来找郑成功了，劝郑成功先取台湾，再图中原。

因收复国土一时无望，他便听取了何斌建议。

我们知道，明万历年间，西班牙人曾屠杀过华侨，当郑氏令旗通行于中国海时，谁敢屠杀华侨？明末清初，郑芝龙在扶明与降清之间游离，放松了海权，西班牙人乘机再次屠杀华侨，这一次，又屠杀了约三万人。须知，华侨势力，是中国民间海权的一部分，华侨势力增长，就意味着中国民间海权扩张。郑氏时代，中国民间海权的基础，不光在东南沿海，更分布在南洋一带。

郑成功从台湾岛上驱逐了荷兰人，接着，遣使吕宋（今菲律宾），向西班牙总督递交国书，谴责其屠杀罪行，并广告华侨，联络各地华侨首领，断绝同吕宋贸易，同时调动军队，准备攻取吕宋。先占台湾，再取吕宋，继而夺取噶逻巴（今爪哇），控制台湾海峡和马六甲海峡，然后联合日本，光复中华。可怜兵马未动，英雄先崩，这样一个伟大的海权梦，可惜未如其名，没有“成功”。

郑之梦，如能“成功”，那就不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且以海权光大中华，使中国早在十七世纪便转型为一个伟大的海权国家了。惜其梦想随他而逝，没有继承下来。如今我们说起他，只说他有收复台湾的伟业，而不知他有建立中国海权的伟大梦想。他的梦想，是一笔巨大的历史遗产，竟然被人遗忘，一提到航海，人们就谈起郑和下西洋，少有人谈到他的海权梦想。

萧一山推崇他，在《清史大纲》中，把他作为“中国近代民族革命第一人”，其“民族革命之酝酿”一章，开篇就说“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人不能不大书特书的，就是郑成功”。

推崇他有三点：一是光复运动领袖，如岳武穆之流；二是收复台湾英雄，这就不光是民族的，还是世界的了，他不但使光复运动有了根据地，还改变了世界大格局，荷兰从此便衰落下去；三是民族革命先驱，他反清反帝，高举起民族主义大旗。

郑氏信心满满，坦言：“东西洋饷，我所自生自殖者也；进战退守，绰绰余裕。”人言其居海外一岛，养精兵十万，战舰数千，以“通洋裕国”，而财用不匮。且以洪门深入内地，遍植会党，布下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辛亥革命，非从天降，其来有自矣。清朝禁海迁界，以困郑氏，反使郑氏独操“通洋之利”，“中国各货，海外人皆仰资郑氏”，郑氏因而“财用益饶”。

遗憾的是，这个在航海和自由贸易中成长起来的“海商—军事复合体”，虽有足够的资本和武力，却没有像荷兰东印度公司那样，走在通往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向着民主共和国远航。

郑氏与此背道而驰，走向了以王权自立。民主共和国兴起，要靠自由贸易和保护自由贸易的武力，还要从自由贸易里发展出自由主义，没有自由主义，郑氏集团走不出王权樊篱。

对于民间海权，清朝视为大患，其时，满清占有国土，尚未拥有海权，南明退到海边，仍欲以民间海权来抗争。欲灭民间海权，清朝不择手段，海禁以外，更厉行迁界。康熙年间，三次迁界，从山东到广东，沿海居住民都被迁走，寸板不许下水，片物不许越界，违者杀无赦，欲以此，将中国民间海权连根拔掉。

刚好西班牙人屠杀华侨，这在清朝看来，便是天随人愿，来助它消灭中国民间海权。须知，此时清朝，其身份还是异族，是入侵者，它在江南对国人的屠杀，一点不亚于西方海盗屠杀华侨。当国人的抗争被清军压缩在东南沿海以及西南一隅时，它比西方海盗更急于扼杀中国民间海权，以此斩断反清复明之根。

荷兰人盘踞台湾三十余年，被郑氏一举夺取，其恼怒自不待言。还在被围困时，荷兰人就请求清军救援，被撵出台湾后，仍派舰队驶抵闽洋，以清荷联军，先夺金、厦，再取台湾。但荷兰再也不能恢复它在中国海的霸权。本来，荷兰与清朝有约，联合攻打台湾，打下台湾后，清朝仍将台湾交给荷兰。但荷兰自退出台湾后，国力大伤，又与英国战于大西洋，再也无力顾及东方。

荷兰立国，以东印度公司为支柱，该公司曾经控制了东西方贸易的两条财路，一以台湾岛控制台湾海峡，一以噶逻巴控制马六甲海峡。郑氏收复台湾岛，使荷兰失去了台湾海峡，断其一条财路，英国人占领新加坡，又夺走了马六甲海峡，这两条财路一断，荷兰就衰落了，其海权，从东到西，被英国一一夺去，故其助清攻台，却未讨要，是其已无能为力，再而衰，三而竭了。

郭嵩焘使欧，船经香港、新加坡，他上去，考察了一下，对英、荷两国治下殖民地的状况，发表看法，他说，荷兰人“专事苛敛，以济国用”，而英国却“以本地之财，济本地之用”，他以英国在印度、澳大利亚的殖民地为例，其每年收入逾万万，均未掠至英国，皆以之用于本地，“使其人民共之，故无怨者”。

因此“苏门答腊各小国，乐以其地献之英人”，荷兰连个苏门答腊都搞不定，看来是大势已去了，较之英国搞定印度，差得很远。其实英国赋敛繁重，十倍于中国，然而其民无怨，何也？走向世界，遍设港口，广开财路，为民致富，与民同利也。

他还有一个发现，发现英国人被华侨拥护。当年，郑氏驱逐荷兰，令旗行于南洋，华侨闻风响应，而英国，亦正与荷兰人争夺海权，从西洋打到东洋，当然也要支持郑氏集团。

据说，郑芝龙在金门料罗湾海战中，就用了全新的英国大炮，其战法亦与英国海军战胜西班牙无敌舰队相似，其结局，成为东西方海权转机，至郑成功收复台湾，荷兰始衰矣！

从此，荷兰与清朝缔约，誓灭郑氏，英国与郑氏结盟，夹攻荷兰。郑氏虽亡，但华侨仍在，便转而支持英国。

乾隆年间，荷兰人在噶罗巴屠杀华侨，酿成“红溪惨案”，乾隆帝未谴责荷兰，反而说死难者是“天朝弃民”。

请注意，还是这位乾隆帝，以天朝的傲慢，拒绝了马嘎尔尼，看似面子问题，实有算老帐的意思。到了嘉庆帝，英国又派使来，这位嘉庆帝，不仅傲慢，而且无礼，还格外小气，气歪了英国人的鼻子。清朝皇帝为什么一而再的拒绝与英国贸易？究其根源，在于荷兰支持清朝，英国支持郑氏，已然为敌。道光帝时，英、清战争，英舰北上，其进军路线，竟然与郑氏北伐一致。

荷兰屠杀华侨，实与清朝联手，清知其祸患在海洋，但其视野所及，并非西方列强，而是中国民间海权，因为明末反清运动的动力就来自海上，后来孙中山革命也发动于海上。

当时，满清来抢国土，列强来夺海洋，面对这两个入侵者，中国民间奋起抗战，“反帝、反封建”，由此发端。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8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