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树强/文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一书的结尾写了这样一段话：“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不论它们在对的时候还是在错的时候，都比一般所设想的要更有力量。的确，世界就是由它们统治着。讲求实际的人自认为他们不受任何学理的影响，可是他们经常是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俘虏。在空中听取灵感的当权的狂人，他们的狂乱想法不过是从若干年前学术界拙劣作家的作品中提炼出来的。我确信，和思想的逐渐侵蚀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被过分夸大了。诚然，这不是就立即产生的影响而言，而是指一段时期以后；因为，在经济学和政治哲学领域中，在25岁或30岁以后还受新理论影响的人是不多的。因此，公职人员、政客、甚至煽动者所应用的思想不大可能是最新的。但是，不论早晚，不论好坏，危险的东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的确，思想的力量是巨大的！

凯恩斯是20世纪经济学领域的一位思想巨匠，凯恩斯在说这段话的时候，或许没能预想到其经济思想对于后世的强大影响力。不论是凯恩斯的忠实信徒，还是其思想最强烈的反对者，都会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凯恩斯是经济思想发展历程中最闪耀的星星之一。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总统尼克松甚至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只不过不巧的是，在尼克松这样说完不久，美国就走入了滞涨的泥潭，并且学术界和社会公众将滞涨的原因归咎于政府对经济的大规模干预，这让凯恩斯主义名声扫地。随后在1980年代，所谓的自由主义再次在美英等国家登上历史舞台，但这并不意味着凯恩斯的主张已经偃旗息鼓，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凯恩斯的药方再次被各国政府所服用。

麻省理工学院荣休经济学教授彼得·特明和牛津大学经济学教授戴维·瓦因斯合著的《凯恩斯思想小史：繁荣的钥匙》（Keynes：UsefulEconomicsForTheWorldEconomy）对凯恩斯经济思想再次进行了简要的回顾和总结。这本书的篇幅并不长，正文只有150页，甚至可以说只是一本小册子。作者还原了凯恩斯生活的时代背景，从而让读者能够在当时的环境下更深入地理解凯恩斯经济思想的发展历程。这本书还提醒读者，在《通论》出版之前，并没有宏观经济学这门学科，我们现在所习以为常的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在当时都不存在，包括凯恩斯在内的经济学家在分析宏观经济问题时，既受微观经济分析方法的限制，也没有有效的宏观框架抓手，所以彼时能够在经济理论上做出突破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作者强调，这本书只是凯恩斯经济学的入门读物，是一个概要介绍，这么小的篇幅不可能包含太多的政策细节，也不可能完全解释复杂的经济运作。但对于很多领域的研究似乎存在这样一个过程，要先由浅入深，逐渐明晰其中的奥妙，然后再从深返浅，更深刻地理解理论的发展脉络。

《和约的经济后果》

凯恩斯出生于1883年，毕业于剑桥大学并在该校执教。他于1906年通过英国文官考试，进入英国统治印度的机关，1913—1914年为印度通货和财政皇家委员会成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英国财政部工作，一战后作为英国财政部的首席代表参加巴黎和会。1919年6月，因为对谈判中各国要求德国支付其不堪重负的赔款感到愤怒而辞去了代表职务。在参加巴黎和会之前，凯恩斯的名望和影响力并没有那么大，他在欧洲乃至国际上名声大噪要从辞去首席代表之后所写的小册子《和约的经济后果》说起，这本书一出版就使凯恩斯获得了国际声望，确立了他作为全球公共知识分子的地位，也确定了他关于经济学后续的研究计划。

辞去巴黎和会的首席代表之后，凯恩斯避居在乡下的一处房子中，他很快就完成了《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来表达对巴黎和会所发生的事情的抗议。凯恩斯之所以反对施加给德国的大量赔款，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亲德分子，而是纯粹从经济角度考虑，德国在赔款的重压之下经济必然衰退，这又会反过来导致整个欧洲的经济陷入萧条。凯恩斯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看作是世界经济体系运作的结果，凯恩斯认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外部条件决定的。贯穿于《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的一条主线是，没有外部繁荣，内部繁荣也无法实现。后来在1944年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凯恩斯也极力地宣传《和约的经济后果》这本书所倡导的思想。

凯恩斯认为，一战之前欧洲的经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德国的经济增长和资本输出，巴黎和会施加于德国的大规模赔款会使德国经济一蹶不振，这反过来也将会拖累欧洲甚至全球的经济发展进程。出于惩罚目的而要求的大规模赔款，最终将会带来持续冲突而非永久和平。在《和约的经济后果》中，凯恩斯写了这样一段话：“欧洲的经济体系乃是以德国作为中心支柱而建立起来的，德国的繁荣和德国的企业，是欧洲大陆其他地区繁荣的主要保障。德国不断加快的增长步伐，为其邻国的产品提供了出路，这些邻国又可以通过非常低廉的价格，从德国的企业那里交换到它们所亟需的物品······德国不仅通过贸易为这些国家提供它们所需要的产品，而且还为其中的一些国家提供其自身发展所需要的大部分资金·······德国不仅向这些国家提供资金，而且还向它们提供同样所亟需的组织管理体制。”

按照上述描述，德国确实在欧洲经济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其经济走向衰退也必然会对欧洲产生较大冲击。凯恩斯在《和约的经济后果》中预言到：“我们面临的将是一个低效率、高失业、无组织的欧洲，遭受国内斗争和国际仇视的折磨，战斗着，饥饿着，掠夺着，欺骗着。有什么根据能使欧洲的景象变得不是如此暗淡无光呢？”

经济只是影响事件的一个维度，有时候这个维度很重要，会左右事件的发展，但有时候这个维度却要退居次要地位，政治等其他维度会成为事件的主要决定因素。在巴黎和会上，经济考量似乎没有那么重要，欧洲政治安全是更紧迫的目标，所以巴黎和会代表忽略了欧洲在经济上的整体性。甚至也并不是忽视，只不过重要性没有那么大。有意思的是，凯恩斯在《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中写了这样一句话：“今日在政治上的运筹帷幄与十年之后所要呈现的问题基本上毫不相关，苦心孤诣的计谋到头来只是一场春梦而已。”难道是一语成谶？这句话或许可以作为纳粹在德国崛起的一个无心的预言。

麦克米伦委员会

英国政府经常采用的一个有意思的做法是，在困难时期就会设立一个调查委员会来研究问题产生的原因以及可能的政策选择。1929年末成立的以苏格兰法官休·帕蒂森·麦克米伦名字命名的麦克米伦委员会（也称为金融和产业委员会），其主要目的就是研究英国如何有效应对美国华尔街股灾所带来的冲击，凯恩斯是委员会的重要成员之一。

在委员会研讨过程中，为了提振英国经济，凯恩斯提出了三条措施：一是英镑贬值，即英国放弃金本位制。英镑贬值之后，一英镑兑换的外币就会减少，外国人能用外币兑换更多的英镑，这样在国际市场上用外币表示的英国商品的价格就会下降，英国出口就会增加。从英国国内来看，由于英镑贬值，以英镑标价的外国产品就会更加昂贵，居民就会更多的消费本国产品而非国外的产品，这也会增加国内的生产。实际上，凯恩斯对于英国在一战之后重回金本位制就表达了强烈的反对（英国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恢复金本位制时温斯顿·丘吉尔是财政大臣），英镑贬值虽然是一个看似可行的建议，但委员会并没有马上采用。当时英格兰银行坚持金本位制，当英国出口下降导致外汇收入减少之后，所采取的措施是提高利率，这样就会吸引资本流入英国，从而弥补进出口资金缺口，维持国际收支平衡。但提高利率之后会产生一个负面影响，即导致投资减少，失业率上升。经济进一步下滑之后，价格水平也会随之继续下降，此时英国的产品会恢复国际竞争力，出口会逐渐增加。但这个过程是痛苦的！当时流行的货币数量论认为经济中的价格是弹性的，货币数量变化会引起价格的整体调整，并未考虑失业过程。大卫·休谟下面这段话简洁地说明了货币数量论的观点：“假设英国货币量的五分之四在一夜之间消失了，就货币量的情况来看，如同倒退到哈里王朝和爱德华王朝时期一样，那么结果又会怎么样呢？一切劳动力和商品的价格难道不会同比例下降？各种物品的售价难道不会像在那两个王朝时期一样便宜？那样一来，还有哪个国家能在国外市场上和我们争夺呢·······再假设英国的货币量在一夜之间增加4倍，接下来难道不会发生相反的情形吗？”

凯恩斯提出的第二个建议是利用关税对英国商品实施保护。实际上，凯恩斯之前一直是自由贸易主义者，从《和约的经济后果》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凯恩斯也承认提高关税并不是一个完美的方案，但如果不能让货币贬值，贸易保护就是一个替代措施。第三个建议是大幅增加公共工程开支，这条措施已经蕴含了《通论》所要表达的思想。前两个措施都涉及与其他国家的贸易问题，增加政府支出则是完全是国内的事情。当时，英国财政部是坚决反对增加公共支出的，认为公共支出会产生挤出效应，凯恩斯就这个问题与财政部的高级官员进行辩论，但对方只是顾左右而言他，不正面回答问题。凯恩斯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这证明了财政部对事情的掌握并不比英格兰银行更深刻。这足以让一个爱国者潸然泪下。”虽然凯恩斯在气势和辩论上占据了上风，但委员会最终并没有采取他所建议的措施。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凯恩斯的思考是无意义的，在麦克米伦委员会的研究对于凯恩斯系统地梳理政府影响经济的政策框架，进而形成《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打下了重要基础。

《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

到了1930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陷入到了经济大萧条之中，此时，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缓解国内的失业和经济下滑，凯恩斯的研究焦点也发生了一定转变。凯恩斯为了探讨如何应对经济衰退而写就的《通论》已经成为标志着宏观经济学成为一门学科的开山之作，也是政策制定者采取各种措施来缓解经济下行的思想肇始之源。凯恩斯写这本书主要想解决英国国内的失业问题，所以书名把就业放在了最前面。1935年《通论》出版之前，凯恩斯在给他的朋友、剧作家乔治·萧伯纳的信中写到：“你要知道，我相信自己写作的这本经济学理论著作（《通论》）将会极大地革新——我想不是马上，而是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人们对于经济问题的思考方式。”在这一点上，凯恩斯略显保守，不只是接下来十年，凯恩斯的《通论》已经重溯了政策制定者的政策清单。

故作玄虚也好，确实深奥也罢，《通论》一书非常难懂是毋庸置疑的，就连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都说，一开始他看不懂《通论》，他甚至宣称：“在该书出版后的约一年到一年半期间，在麻省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等名校所在地）没有任何人知道该书的内容是什么。”我手边有一本商务印书馆出版、高鸿业翻译的《通论》，购买这本书的时候我还在读本科，而且本科专业还不是经济学，阅读体验确实不是很好，懵懵懂懂、云里雾里、不知所云。这本书的写作风格与《和约的经济后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和约的经济后果》读起来非常顺畅，文字也非常优美。

目前经济学教科书中将《通论》主要思想模型化的是由约翰·希克斯所提出的IS—LM模型，虽然无法寄希望于一个简单的模型来完全涵盖凯恩斯的思想，但由于其简洁、直观，容易被理解和接受，二战之后已经成为阐述《通论》的基本模型。简单来说，IS—LM模型就是在一个纵轴代表利率、横轴代表产出的二维图形中有两条交叉曲线，即IS曲线和LM曲线。向右下方倾斜的IS曲线上各点代表了商品和服务市场的均衡，向右上方倾斜的LM曲线代表了货币市场的均衡，两条曲线的交叉点表示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实现了均衡。IS—LM模型是经济学教科书中的最基本模型，这里不再赘述。有意思的是，希克斯在其晚年的时候声称IS—LM模型是他自己提出的理论，而不是凯恩斯思想的提炼。尽管希克斯仔细陈述了IS—LM模型与凯恩斯的《通论》如何不同，但似乎并没有效果，人们已经将IS—LM模型看作是《通论》的通俗性阐释和图形化代表。

在《通论》中，除了政策建议的与众不同之外，凯恩斯还引发了经济学一些分析方法的革命。例如，凯恩斯提出了价格粘性这一概念，在之前的经济学分析中，都假设价格是自由调整的，这也导致货币数量论已经占据了分析框架的主流。在就业领域，如果工资是自由调整的，那么就业市场就会随时保持在充分就业状态，但现实明明不是这样，1930年代的大萧条期间工人出现了大规模的失业，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矛盾。凯恩斯说到：“减薪会挫伤员工的士气，因为减薪是对员工的侮辱，会影响员工的生活水平。后者体现在，生活水平突然下降会导致员工分心、沮丧、发怒，并且由于难以适应收入下降，员工会对公司心生不满。”

经济学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社会实践学科，脱离经济现实很难做出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与长期的经济增长相比，凯恩斯更关注短期的经济运行。凯恩斯在《货币改革论》一书的第三章中写了这样一句话：“‘长期’这个概念会对当前事务的处理产生误导。长期内我们都不在这个世界上了。狂澜既起，倘若经济学家只是说，长期来看大海终将重归平静，那他们给自己确立的研究使命就太简单、太不中用了。”

经济学研究者要对理论研究做出较大贡献，一个重要要求就是在理论上有一定的创新性，但对于一位刚进入研究轨道的人来说，常常会发现自己想到的所谓创新性观点早已被其他研究者所阐释。正如本文开头所引用的《通论》中的那段话所说，很多思想并不是新鲜事，凯恩斯所提倡的经济思想也并非是全新的，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之中，凯恩斯的建议已经被多次付诸实践。例如，北宋时期的科学家、政治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述了这样一段内容：“皇祐二年，吴中大饥，殍殣枕路。是时范文正领浙西，发粟及募民存饷，为术甚备。吴人喜竞渡，好为佛事，希文乃纵民竞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又召诸佛寺主首，谕之曰：‘饥岁工价至贱，可以大兴土木之役。’于是诸寺工作鼎兴。又新敖仓吏舍，日役千夫。”范仲淹（字希文）在宋朝时就已经实践了凯恩斯所提倡的政策举措，鼓励佛寺的住持在饥岁进行修缮，这样就可以“日役千夫”，增加民众的收入，最终也会提升经济需求，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而且此时进行工程建设，人工成本也没有那么高。

从供给和需求的角度看，对于处在下行阶段的经济，重要的是要推动供给和需求重新进入良性互动，“一锤子买卖”式的刺激只是暂时能起到一定作用，但过后就无效了。经济体系就如一套精密的机械系统，出现问题之后，政策措施关键是要使系统重新运转起来，如果只是换个零件或简单敲敲打打，但机械还是无法正常工作，那么措施的效果就非常有限。

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

早在1941年底，凯恩斯就思考战后国际货币体系该如何运作，他设想成立一个被称为“清算联盟”的组织，“清算联盟”作为调节国际收支盈亏的机构，能够满足全球流动性需求，而且在满足这些需求时不会引发任何国际风险，也无需面临任何限制和障碍。具体来说，凯恩斯围绕四个目标来构想战后的国际经济货币体系：第一个目标是充分就业，这是国内方面的目标，代表着每个国家内部处于均衡状态，需要由国内的相关机构来负责。第二个目标是国际收支调整，“清算联盟”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而设想的机构。凯恩斯打算发行一种被称为“班科”（Bancor）的超主权货币用于国际结算和调节国际收支平衡。因为英国的经济地位已经大幅下降，无法与美国相提并论，虽然英镑还发挥国际货币作用，但在战后想保持往日荣光已不现实，凯恩斯提出创设“班科”可能有拒绝美元发挥主要国际货币的考虑。虽然没有成立“清算联盟”，但布雷顿森林会议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来承担这一职责。第三个目标是促进国际贸易开展，并希望自由贸易可以为英国和其他国家带来繁荣。第四个目标是促进全球长期经济增长。他设想成立一个国际组织，为需要资金的国家提供贷款，这也就是后来成立的世界银行。凯恩斯在二战之后不久（1946年4月）就去世了，他没有时间将上述构想理论化，但他将相关的想法传导给了经济学家詹姆斯·爱德华·米德，米德在1951年出版了国际经济学著作《国际收支》，他正是因为这本书而获得了197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后来，米德谦虚地说道：他自己“并未对纯经济理论分析的基础作出原创性贡献”“不需要专门强调也可以看出是明显地受益于凯恩斯勋爵。”

时间来到了1944年，二战即将结束之际，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国际经济金融会议，这次会议主要目的在于讨论二战后的国际经济和国际货币体系安排，从而促进全球经济持续繁荣。这次会议的两位主角是英国的凯恩斯和美国的哈里·德克斯特·怀特。在这种国际会议上，各国代表肯定要为自己国家争取更多的利益，推动采取对自己国家有利的主张，但只凭讨价还价是没有结果的，最终还要看国家的实力。由于英国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国际地位上，已经无法与美国相提并论，日不落帝国已经日落，纵使如凯恩斯般雄辩，也无法弥补国家实力的缺陷，最终怀特的主张成为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基础，美元也成为二战之后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一直持续到现在。关于布雷顿森林会议的过程，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布雷顿森林货币战》这本书，该书详细讲述了凯恩斯和怀特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的博弈过程以及内幕故事。1946年4月，布雷顿森林会议结束不久，会上的很多设想还没有完全落实，凯恩斯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只留下了其或被推崇或被抨击的经济思想熠熠生辉、任人评说。

从凯恩斯出生的1883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1914年之前，是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时期，也是资本主义经济繁荣发展时期，在这段时期成长起来的凯恩斯在思考经济问题时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这从巴黎和会和布雷顿森林会议中凯恩斯的主张就可以清晰地看出。在经济学教科书中，对这一点强调的并不多，或许是《通论》的影响太大，我们所了解的凯恩斯经济学，基本上就意味着《通论》中的内容。但《通论》研究的是封闭经济，凯恩斯对开放经济的研究基本上被忽略了。

在反对者眼中，凯恩斯已成为政府干预经济的代名词，而且“干预”一词还含有贬义，但这样简单地理解凯恩斯经济思想也有失偏颇。凯恩斯的本意是在经济陷入衰退时政府应该有所作为，推动经济重新进入良性循环轨道，政府干预经济不是最终目的。以政府出资建设公共工程为例，最终目标并不是单靠公共工程的产值来拉动经济，而是公共工程可以雇佣失业工人，增加工人收入，进而提升消费需求，这样就可以实现供给和需求的良性互动。个人理解，凯恩斯是设想以政府支出为杠杆，撬动经济进入正常运行轨道。事实上，政府是在多重约束下行动，政府干预经济，除了经济角度的考虑之外，还有政治角度的考量。

支持也好，反对也罢，毋庸置疑的是，凯恩斯已经重塑了政策制定者的政策清单，就如本文开头所引用的那段话所言，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比一般设想的要更有力量，凯恩斯的经济思想也必然会继续影响政府与市场的互动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