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周/文 《我拒绝成为天才鹦鹉》是美国诗人、小说家本·勒纳的一本自传体小说。勒纳附身于小说的主人公，年轻的高中辩论冠军亚当，追溯了自己在托皮卡高中那段“少年彷徨时”的经历，重新从更旁观交叉的视角反思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和美国当下社会危机的起源。值得一提的是，这本并不完美的小说斩获了美国多项重要小说的提名，这让它本身也成为了了解美国当下社会、政治危机中一个在某些意义上仍算得上典型的白人男性精英所思所想的镜面。

“聪明人”的游戏

这部小说主角亚当·格登，毋庸置疑是个聪明人。他的成绩在托皮卡高中名列前茅。他的GAP是4.0，SAT的数学成绩是790。

但亚当并不止步于此。他渴望成为聪明人中最聪明的那波人。于是，他加入了同校的“聪明人俱乐部”——托皮卡高中辩论队。要知道辩论是美国高中最上台面的聪明人游戏。亚当辩论队队友们的普遍画像如下：有着身为高级知识分子的父母，高到恐怖的SAT分数，志在升学到常青藤大学并且早早就在这些大学的暑期学校进修过。这些年轻人聚集在一起，在那些有着远超于他们年龄的宏大的政治主题，诸如联邦政府是否应该制定新的政策来减少青少年犯罪上，激烈地彼此辩驳、一较高低。

在这些聪明人之中，亚当如鱼得水。他的“思路敏捷，擅于揭穿谬误”。他日常翻阅着《经济学人》杂志并从中摘抄论据卡片，等到上场时向对手进行有理有据地轰炸。当亚当拿到了全国高中辩论联赛冠军，并获得了和当年（1996年）的总统候选人、参议员鲍勃·多尔合照并登上州立报纸的殊荣时，他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这个来之不易的冠军能证明他的智力即使在这些聪明人中也堪称佼佼者。

然而，在这高光的A面之外，这个聪明人的生活也有着难以公之于众的B面。这两面的形象也处在岌岌可危的失衡之中。即使在他A面最荣耀的时刻，他的B面也露出了些许马脚。在和参议员的合照中，亚当扎起了马尾辫而将两侧的头发剃光的发型格外让人瞩目，让他活像一个说唱明星。

亚当确实是个地下说唱明星。在托皮卡小城白人男孩们每周六晚上偷偷组织的充满酒精、大麻的派对上，他是永远的即兴说唱冠军。B面的亚当被儿时脑震荡遗留下来的偏头痛时刻侵蚀困扰，和家长的关系同时也单方面的剑拔弩张，甚至成为了隐性同侪欺凌关系的主导者。

不过，亚当说，这一切不过是他融入身边年轻人的一种妥协。就像亚当称他的发型不过是在他的左派父母的家庭和他长大成人的红州之间的“灾难性妥协”。有时，他甚至会否认这是一种妥协而是一种“可利用的张力”，来帮助他在同龄的孩子们中变得更酷。这些典型的郊区中产阶级男孩，外科医生、律师、心理医生们的儿子们，住在沿着人造湖成片建造、门前停着自家游艇的千篇一律的高档独栋社区里。他们对“特权景观中文化贫瘠的状态”心生怨恨和反抗，对父母购买的录像带中市区非裔黑人的暴力进行了夸张的模仿。任何两个见面的十几岁男孩，都几乎会“理所当然地”在心中想象，如何“打爆对方的鼻梁”，弄断对方的下巴或者手脚，掐昏对手。

他们眼中的“酷”，是成群结队地放着震耳欲聋的说唱音乐飙着车，穿着宽大的T恤拖着音说话，滥用毒品、彼此虐待。正如亚当所言，这些都是在“模仿黑帮说唱及其录像带”。对这些孩子而言，“辩论手”不过是书呆子，“诗人”只意味着娘娘腔。

亚当之所以是“聪明人”，也是因为他甚至可以巧妙地利用和扭转了自己这些本该被同龄孩子们厌弃的特长，以自己的方式在这些歌颂暴力、性和毒品的孩子中如鱼得水。他将说唱、诗歌、辩论理解为不同的语言战斗模式。语言是他的天赋，也是他的武器，帮助他在这些语言战斗中无往不胜。在这些即兴的地下说唱战役中，他思维敏捷口才伶俐，反应霸气恶毒，即使受到最轻微的挑衅，也要“快速说出一连串羞辱压倒对手”。事实上，那些来自诗歌的比喻和韵脚，成为他秘而不宣的制胜武器。

换个角度来说，其实，这些看似无法无天的挑衅、攻击、堕落，不过是这些来自富裕家庭的孩子们在无所事事中所创造的属于自己的地下聪明人游戏。他们的暴力和糜烂事实上有着心照不宣的限度，不会真的让那些不可挽回的、影响到自己前程的触犯法律的行为发生——这也是为什么最放大语言来装腔作势的说唱成为了他们一决雌雄的关键。这些地下聪明人比赛的参赛者和亚当一样，善于掌握规则和利用规则，试图在青少年的荷尔蒙经济中获得更高的分数，从来不想造成损失和沉没成本。所以，如果仅仅靠着语言的力量就能够“造成损害，击败软蛋”，那么语言就是赢得这场地下聪明人竞赛的关键。亚当对此心照不宣，“一种快速的、仪式性的诗性对骂将他在无人的高中校园度过的周六下午和在无人监管的房屋度过的周六晚上连接起来”，“使他能从一种竞赛过渡到另一种竞赛”。

而亚当的童年玩伴戴尔，则在这部小说中成为了和亚当对立的镜像。亚当是在这些聪明人游戏中赢者通赢的赢家，戴尔则是输者通输的输家。在A面学校里聪明人的游戏中，笨拙而有语言障碍的戴尔，甚至无法在老师要求他上台发言的时候完整而流畅地吐出一个句子，只能尴尬地呆立在讲台上被同学们嘲笑。因而，他被迫拿不到高中毕业证书就早早辍学。在B面同龄人群体的地下聪明人游戏中，他成为了某种“吉祥物”，虽被接纳也被隐性地揶揄、嘲笑，让其他孩子们更加能印证自己的聪明。“戴尔履行了一种关键的社会职能”，《我拒绝成为天才鹦鹉》如此写道，“是他让他们原本盗用的谈吐和礼仪变得自然”，让他们的“言行举止显得真实”。

戴尔是双重的失败者。他是有学习障碍的辍学生，和同龄孩子社交的被遗弃者。他被四处排挤，只能投向军械爱好、种族主义言论，以此来维护自己的尊严，也就是在红州被极度强调的男性气质。最终，他酿成了这部小说中唯一真实发生的、让人心惊肉跳的惨剧。在地下派对中戴尔被一个醉醺醺的同龄女孩调笑他可能是个基佬后，愤怒地撼动了挂在了地下室正中的闪耀的沉重母球，血腥地毁灭了这个女孩的下颌面和她后半生的语言功能。

漫长的青春期和饶舌的胜利

“美国是永无止境的青春期。”作为小说作者的本·勒纳安排他的三位主人公，亚当和他的父母，两位心理学家简和乔纳森都在自语中如此喃喃道。

亚当的父亲乔纳森擅长诊疗“沉默寡言的中西部男孩和男人”。多年来他发现那些来自稳定中产阶级的白人男孩们变得越来越孤僻和目中无人，沉浸在痛苦中遭受折磨，只是，“他们的痛苦和他们的处境没有任何的关系，他们处境中唯一引人注目的东西，是他们过于聪明和正常”。这样的男孩们困扰于自己无法成为真正的男人的痛楚中，而那些看似已经成年的男人们，只是永远长不大的男孩彼得·潘。

他自己的男孩亚当也正在遭遇这样的痛苦。亚当的偏头痛之所以如此困扰着他，是因为“装成一个真正的男子汉”的压力让他无法负担。“语言搏斗”的压力会让他“成为一个小孩”，在床上呼唤母亲。在美国人共同经历的漫长青春期中，赢得诸如辩论这样的“语言搏斗”成为了证明他们能够成为真正男子汉（即使是幻象）的最佳证明。他们如此恐惧自己在这样承压的承认能力测试下失败，以致于亚当的心理学家母亲简引述道，“美国人最大的恐惧就是在公众场合说话”，甚至超过他们对核战争、飞行溺水、蛇或蜘蛛，乃至于死亡本身的恐惧。在“语言搏斗”上的失败，只会证明你不是一个成年的社会人（那就只能是男孩），甚至更糟糕，只能沦为一个未接受文明开化的猿猴。

于是，作为形式的语言压倒了一切。这些“言语搏斗”的重点在于，要有喋喋不休的声音落在听众的耳朵里。在亚当所参与的这种“言语搏斗”形式，也就是辩论赛中，一种名为“传播”（中文版将之译为“语速压倒”）的竞赛技巧正在独领风骚。辩论手们病态地选择省略了冠词和连词，憋着气像机关枪一样喋喋不休地吐出相当多不同的论点来赢取胜利，看起来像是在“经历癫痫或者中风”，活像一只要饶舌致死的鹦鹉。他们之所以选择如此，因为这是一种相当实际的辩论技巧。因为在辩论中未被来得及反驳的观点都会被接受为已被承认的观点，倾泻出越多观点的辩手就越有利。

不过，即使对于热爱追求“语言搏斗”胜利、才思敏捷的亚当而言，这样的语速所承载的辩论形式也超过了他的承受范围。让他所不能承受的不是语速，而是这种语言不再是语言的形式。这种语速压倒一切的技巧遮蔽了所有的传统的演说价值，让语言不再成为语言，让辩论成为了脱离了现实世界、下气接不上气的胡言乱语。就像那些“老前辈教练”所感叹的，这让辩论已经不再是辩论。

但参与这些“语言搏斗”的人们都心照不宣地知道，诸如此类的“语言搏斗”技巧才是赢得发生在美国社会的每一场胜利的关键。收音机里广播购物的尾声处，“一连串规则和概不退还的威胁被机枪扫射一般读出”。电视机里越来越常见的处方药广告的结尾处，人们总是看到旁白和字体以一种“特地设计得叫人难以理解语义的速度”来完成了所有的风险信息披露。金融机构和医疗保险公司的合同页尾处总是有着密密麻麻、难以理解的几千字“小字”。这种快速的语言输出不是为了表达或是理解，而是为了掩盖。就像辩论比赛时的“语速压倒”技巧那样，这些信息以一种饶舌的姿态被迅速摆在你面前，而你没有时间应对反驳就意味着接受。

真实世界中的胜利属于这些无意义的饶舌。“甚至在二十四小时新闻轮播、推特风暴（允许一个人既结结巴巴又频率过快地发言）、算法交易、电子表格出现之前，”《我拒绝成为天才鹦鹉》中写道，“美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就总是遭遇‘语速压倒’”。

问题在于，这样的胜利是有意义的吗？以这样的胜利为目标的人生又是有意义的吗？

小说回到了亚当的父亲乔纳森在多年前所曾做过的一个以“语言遮蔽”为主题的精神分析研究。乔纳森让他实验的参与者在听到他在一本驾驶教学手册上随意挑选的一段文字的录音后，对录音的内容进行复述。然后，他逐渐几乎不让参与者们察觉到地给录音带加速。乔纳森吃惊地发现，当他把录音的速度加快到过了某个临界点之后，人们会开始胡言乱语，但却一致认为他们清楚地复述了对应的录音段落。他的结论是，“在信息超载的情况下，语言机制就会崩溃。”这让乔纳森联想到了赫尔曼·黑塞小说中的人物齐格勒。这位虚构人物在偶然得到并吞下一枚石丸后，听懂了动物园中动物的叫喊声中对游客们恶毒的讥讽、嘲笑和极度的轻蔑，最后陷入了精神崩溃。乔纳森认为他们之间的相似性在于，齐格勒“以失去理智为代价懂得了野兽的语言”，而他本人则“摧毁了人的语言”，来揭示“恰好在‘行之有效的好规则’之下穿行的胡言乱语的河流”。人和野兽的分野，在语言的混乱和崩溃面前变得模糊而暧昧不清。假若一个人选择成为一只胡言乱语、只管饶舌的鹦鹉，就能成为永远在人生战场无往不胜的天才，但在这种看似尊重游戏规则的聪明人的退让中，被悬置起来的生而为人本身的价值，则变成了困在永无止境的青春期（或者说人向野兽的退行期）中永恒的折磨。这正是藏在像亚当这样的聪明年轻人的心理问题背后所最根本的“存在主义”问题。

亚当之所以最终无法成为这样的“天才鹦鹉”，是因为自有其生命力的“语言”本身狡猾地征召了他。

就在亚当夺冠的那场辩论赛上，他越过了那道“他常常会越过的神秘的阈限”。他感受到与其说是他在主宰言语，不如说是“言语在主宰他”。亚当陈述的节奏和语调开始操纵内容，论据不再是由他整理吐出而是从他的身体中自然流淌出来。他的身体凝聚了新的力量。虽然他在谈论的是那些枯燥的政府政策，但他感觉他成为了一个“吟诵史诗的少年”。话语的指涉意义溶解为了最纯粹的形式。他所吟唱的是“语言的可能性本身”。在这所有人装模作样、胡言乱语、鹦鹉学舌的言语搏斗时刻，亚当“无论多么短暂——感到了一阵诗意”。

亚当打定主意想成为一个诗人。他意识到，诗歌是“符咒”，是“有形的声音”，能“取消和重建意义”并以此“施加和抵拒暴力”，并且，能让你“出名或者以让你被抹去的方式出名”。最重要的原因却在于，“即使他不想做个诗人，他反正也已经是了”。在他自己尚未知道的时候，诗歌的魔力已经带领着他成为了诗人。

于是，在日后命运的预兆性分野，也就是在他高中辩论生涯的最后一战，他选择向这样聪明人游戏的规则奋力反击。亚当将己方辩论的主题改换为了“语速压倒”这样流行的辩论技巧和盲目追求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似性——最终遗憾地以大比分落败给了对手。

好在，在小说结尾的最后一章，我们终于看到亚当成为了一名诗人。只是，对于一名原本的聪明人游戏的大赢家而言，这几乎不是他本来可以选择的轻松功成名就的选项。而他的辩论教练伊文森，托皮卡高中的另一位天才辩论冠军，成为了堪萨斯州有史以来最右翼的州长政策的“关键设计者”。这位被政坛评价为“极其聪明”的政坛新星，一手“监督了对社会服务和教育的大幅削减”，“终止对艺术的所有资助”，“将医疗补助私有化”，并“实施了美国历史上最灾难性的减税之一”。这些正是美国现实政治所正在经历的争议政策。

伊文森，这位一直在聪明人游戏中胜出的胜者，曾对想要冲击全国辩论赛冠军的亚当循循善诱，“（辩论的要点在于）想象竞选总统的你正在摇摆州。虽然你需要聪明，但你更需要赢得人心和思想。要把那些俗语当成久经考验的真理，不要想它们是否真实。回到农场上去，回到美国还是美国的时代，而不是海岸城市精英的玩物的时代。”伊文森一本正经而严肃，完全忘记了毕业于哈佛大学本科和乔治城大学的他自己，正是他口中的这群精英的典型样本之一。

“重返案发现场”和两个世界的撕裂

作为一本自传体小说，《我拒绝成为天才鹦鹉》越到尾声，主角亚当和作者本·勒纳的影子越发重合到了一起。现实生活中的勒纳同样在高中时获得了全国辩论联赛的冠军，同样拥有一对身为心理学家的父母并在成年之后成为了诗人和小说家。勒纳的这本并不完美的小说之所以参与了美国一系列重要小说奖项的青睐，或许正如《纽约评论》（TheNewYorkReview）上的一篇文章所提到的，越发撕裂的美国现实政治让中年的勒纳变为了一个“孤独而疯狂的侦探”，执意化身为那个来自红州的年轻白人精英男性，那个甚至和著名政治人物合影了的亚当，重返他亲身经历过的那个一切开始撕裂的案发现场。

不过，到头来，亚当也就是勒纳发现，与其说精英和民众、男性和女性的世界从那时开始撕裂，不如说精英和男性自己铸就了危机，并浑然不觉地归罪给后者。正如那些让精英们痛心疾首的公众语言的变质、毫无意义的众声喧哗，实则不过是对公司法人在计算机和互联网出现之前就熟练运用在广告、合同中单方面的“语速压倒”的潜移默化的受用和学习。

白人男性愤怒于他们的话语不再被倾听，这意味着他们失去了权威。《我拒绝成为天才鹦鹉》中对此有两个精妙的情节设置。当亚当和女友深夜在游艇上约会时，他陶醉在自己滔滔不绝的独白输出中，完全没有意识到女友偷偷跳下游艇游走了。当他最终找到女友并愤怒地指责她时，女友只告诉了他一个故事。她的继父经常在晚饭时没完没了地自我输出，以至于有一次她偷偷从餐椅上滑下溜进厨房，他也没有发现。她和正在厨房里洗碗的母亲站在餐厅门口，偷偷注视着她的继父是如何对着一个空荡荡的餐厅继续富有感情地沉浸在自己的演说中。突然，她的继父看见了站在那发笑的她们，爆发出了出离的愤怒，“露出糟糕透顶的微笑”并死死地盯住她们，让本该开玩笑似的轻松气氛彻底崩溃了。

年轻的亚当并没有意识到这个故事和他的尴尬处境之间的联系。但重返案发现场的中年的勒纳（亚当）对此已经彻底心知肚明。即使亚当认为自己是难得对女性有服务意识的那类男性，但他仍是美国那群滔滔不绝用语言确立自己存在、让倾听者沦为配角的传统男性中的一员。当他们受到挑战或者感受到被无视时，就会爆发出最激烈的愤怒。

或许美国社会男性和女性之间的撕裂，问题不在于女性开始说话，而是在于男性感觉不到自己被倾听。亚当的心理学家母亲同时是一本女性心理自助畅销书的作者。她从经验中所学会的对抗她那些男性“黑粉”最佳方式，是接听起那些辱骂她的电话，但一直和颜悦色地告诉他们信号不好，请他们更大声地说出那些辱骂她的话，直到他们开始大喊大叫，最终崩溃地挂上电话。

勒纳似乎是坦诚的，所以他在《我拒绝成为天才鹦鹉》完全没有试图自大地给出任何改变现状的答案，这对于他这样的白人男性精英而言，似乎是另一个好的开始。

但令人尴尬的是，从某些方面来说，小说这种古老的形式就是一个超级强的自我演说的容器（诗歌更甚）。即使勒纳试图采用多声部的视角更客观地还原他的年少经历，但一切都如他所经历的辩论赛那样，论据始终会暗暗为暂且隐藏的论点服务。反过来说，勒纳作为诗人、小说家的天赋，就在于他太有自我意识，不得不逃离了作为一只饶舌的鹦鹉本可更成功的道路。于是，勒纳的这本小说建立在自我肯定的自我否定之上，他一边抵抗着强烈的自我倾诉欲，一边假设着这些文字终将会被读者阅读并成为时代病症的分析资料，让人感到尴尬并且让小说形式本身的魅力已尽流失。

《我拒绝成为天才鹦鹉》和勒纳所写作的一系列自传体小说类似，更像是社交网络时代的“忏悔录”，看似尽量真诚却让人不得不对其编织的形式的投机取巧保持怀疑。在这样一个人人都受到暗示认为有观众天生为自己存在的时代，自传体小说这一古老的形式更可能成为一种“同形异构体”。在有这么多人愿意在互联网上暴露自己隐私的情况下，积极参与另一层聪明人的游戏、选择自我暴露的形式和主题才成为了这种小说存在的关键。在勒纳早前的另一部没受到如此关注的自传体小说《10:04》中，他的替身、成为了作家的亚当接受了文学经纪人告诫他如何“写出一本正确小说”的耳提面命：要发展出清晰的几何视角的情节；要精细地描写每一个人物的面孔，挖掘他们生活细节和意义；要确保主角经历戏剧性的转变。勒纳在《我拒绝成为天才鹦鹉》中几乎完美地达成了这些要求，或许这也是为什么这部小说能成为他至今最成功的一部作品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