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晨/文 1996年 28岁的何伟（PeterHessler）第一次来到中国，在涪陵师专教了两年英文，学生都是“70后”，大多数是第一次进城的农村孩子。2019年何伟回到中国，在四川大学开设了两年“新闻与非虚构写作课程”，这一次学生都是“00后”，而当年“70后”学生的孩子不少也到了上大学的年龄。跨越一个世代，两次在中国教书的经历，给了何伟观察中国变化的视角，在他的新书《江河之外》（OtherRivers）中他就对比了他教过的这两代人。

在何伟眼中，“70后”是弄潮儿，改革开放的大潮在他们身上强化了“读书改变命运”这一普遍想法，甚至即使没有上大学，只要敢闯，从农村到城市，都有机会赚取一桶金，成为都市中产。“70后”中大多数是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没有人能给他们以指导，他们的人生充满了探索，从大学开始，经济快速发展，阶层急剧变迁，他们都需要边学边做。如何成为第一代职场人？如何成为第一代都市中产？如何在现代富足的社会养育下一代？

“00后”则是内卷的一代，他们的教育深受“70后”父母的影响。“教育改变命运”的执念已经变成了“70后”教育下一代的路径依赖。而作为从贫困走向富足的第一代，他们又有着挥之不去的不安全感，担心自己的孩子阶层滑落，而防止阶层滑落的唯一路径是教育的血拼。同样是教育的竞争，在“70后”身上是不断学习新技能以适应快速变化的世界，抓住不断涌现的机会，在“00后”身上则演变成了一种零和游戏。竞争的结果是他们或者过于醉心于追求成功，或者被这种内卷弄得麻木不仁，反而根本没有精力去探索更为广阔的世界。

何伟认为“70后”是天真的一代，相比之下“00后”则是早熟的、过于老于世故的。“70后”的天真是因为整个世界一直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令他们眼花缭乱，但发展的方向很明确，只要努力就有收获。“00后”的世故则是因为他们是中国最近一百多年历史上生长于富足和稳定的第一代人，他们没有穷困的记忆，他们见怪不怪，他们很清楚身处系统的游戏规则，他们憎恨内卷、希望躺平，但骨子里却与父辈一样认同爱拼才能赢。

内卷与竞争拜物教

教育和大学是中国过去30年整整一代人剧变的缩影。在一代人之间，大学扩招了超过十倍，大学录取率从5%猛增到了50%，就连何伟最早教书的涪陵师范都从两千多个学生迅速膨胀到两万多人，搬到了新校区，名字也改成了长江师范学院。这种十倍甚至更为迅猛的增长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缩影，所有一切都在快速膨胀。按照《柳叶刀》2020年的报道，1985年之后的35年间身高增长最多的是中国男生，排名全球第一，中国女生身高成长排名全球第三。这是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身高也是如此。

不过，在超过十倍增长之下，有些仍然没有改变，而这种固化在飞速的经济成长衬托之下会显得更加碍眼和不合时宜。比如大学扩招了十倍，但准备高考所需要吃的苦，分数排名的刷题压力都没有改变，甚至新一代人比上一代压力更重，内卷成为新常态。

在这种“变与不变”的映衬之下，怎么理解这种从教育到产业弥漫的内卷状态，何伟提出他的批评：崇拜零和游戏的竞争成为新时代的拜物教。

“卷”，通俗来说就是剧烈的竞争，和身边人的竞争。教育领域内的竞争是普遍的，不仅是牛娃，普通孩子也不得不参与，不得不每天呆在书桌前很长时间，确保自己不掉队。相比之下，美国的孩子更多样，有读书牛的娃，也有玩耍很开心的娃，普通孩子学业不行，但其他方面很可能不错，比如社牛，又比如体育健将。但对于卷的结果，Z世代（“95后”“00后”）似乎比上一个世代更加犬儒：他们不得不卷，但卷了也不一定有效，他们知道卷是一种零和游戏。

同样是世代差别，中美之间的对比更能凸现双方的差异。中国更强调作为消费、文化、行为差异的年龄分层，而美国则更强调不同世代的人通过参与政治议程之后获得有权力来展现不同、带来改变。比如美国过去30年的几任总统，无论是小布什、克林顿、特朗普和拜登都是婴儿潮世代（1940年后）的人，相比之下，奥巴马作为60后，反而是下一个新世代。所以美国最高层的政治除了奥巴马执政的八年之外，过去30多年都是由同一个世代来统治。他们之间的相似性不容忽略，他们给美国政治带来的衰败与停滞也日益明显。

现任美国副总统，接替拜登在今年与特朗普角逐的哈里斯与奥巴马是同一个世代，而特朗普选择的副手“80后”的J.D.万斯则属于千禧世代。如果特朗普赢得今年的大选，美国还要等到2028年才可能交棒给J.D.万斯所代表的千禧世代。

为什么竞争会成为一种“拜物教”，一种各个阶层都崇拜的信仰？因为个人可以竞争的领域有限，也因为以“70后”为代表的改革开放世代因为竞争成功而形成的“路径依赖”。“70后”的信仰就是竞争。他们相信奋斗，他们相信自我提升。在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里，竞争带来了结构和意义，过程和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许多人在竞争的熔炉中锻造了自己。他们努力工作，想尽办法提高自己的技能和知识。因为“70后”在竞争中的成功，他们把竞争推高到了拜物教的位置上，而这种竞争因为渗透到各个方面而演化成为“内卷”。激烈的竞争环境对所有群体来说都是司空见惯的，从精英到下层阶级，从孩提时代到中年。

在个人层面，从教育到就业都演变成了狭隘的零和游戏。其结果是中国虽然经历了30年经济的快速发展，教育改革却大为滞后，虽然一再减负，但是教育负担日益沉重，因为对狭隘竞争的崇拜已经深入骨髓，压力简单地被视为童年正常的一部分。

“70后”的座右铭很简单，受教育，搬到大城市，摆脱贫穷，而且只要他们这么做，大概率会成功。他们把这种竞争作为信仰传递给了下一代，因为他们有着深刻的教育改变命运的记忆和路径依赖，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延续这样的道路，当然更担心他们阶层滑落。

问题是中国发展已经进入了全新阶段，如果说过去30年追赶的时代是中国“从0到1”的高速发展时代，那么全新阶段则是“从1到100”多样性发展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单纯的“教育改变命运”“努力带来成果”的线性思维有可能已经不再适用，强调竞争却忽略合作，强调吃苦却忽略思考，简单分数分层却忽略未来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复杂多样。

在从工业时代向智能数字时代的大转型中，对人才的需求已经发生巨大的转变：在大学以上学历的知识工作者中，创新与创意将是他们的核心竞争力；制造业的产业工人也将从体力工作者转变成为管理机器的技术工人，动手能力与专业水平并重；服务业将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人际沟通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基础。此外，团队协作与沟通，以及终身学习的能力，都将是未来劳动者的必备。

理解中国需要跨入全新发展阶段，是我们破解内卷的钥匙。

理解中国全新发展阶段的新语境

我们需要善用全球化带给我们的观察未来的时光机。

许多人选择搬到新加坡，因为这里是进军东南亚的枢纽，是东南亚唯一的发达国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设施和财富安全保障，也因为这里不那么“内卷”。新加坡是穿越到未来的一条途径，提供了“走出内卷”的样本，也给了我们理解中国步入发展新阶段提供了全新语境。

首先是发展阶段不同，新加坡比我们繁荣早了一代人。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新加坡用了一代人完成了从穷国向富国的转变，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就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现在，经历了两代人的富裕生活，他们的年轻人已经不大可能为了追求物质的改变而卷，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按部就班就可以安居乐业的习惯，他们对匮乏时代没有任何记忆，也不会有太多阶层堕落的不安全感。当然，他们也开始追求更多超越财富所定义的多样性的成功。

相比之下，在中国Z世代出现之前，过去100多年中国任何一代人都面临着剧烈的变化，不是政治、经济就是战争，每一代人都需要适应变化。Z世代是第一个不再面临翻天覆地变化的世代，这不仅仅是从贫乏转向富足的世代，更重要的是他们会把这种富足当成理所当然。

但卷的惯性力量非常大，尤其是“70后”仍有的贫困记忆继而引发出的财富不安全感与当下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勾兑，更强化了卷是唯一出路的路径依赖。惯性加持的卷与“00后”的新认知之间的冲突无法回避。

新加坡给了我们下一个经济发展阶段的治理样本。富足一代的机会不会有经济高速成长期“从0到1”的世代那么多，但在精英治国有为政府的统御之下，普罗大众仍然可以按部就班丰衣足食，稳定到有些枯燥，但这才是常态。

新加坡政府融合中西的现代化精英治国治理体系有三个特点：层层考试和历练选拔出的执政精英（涵盖执政党的政务官和公务员体系的事务官）；高薪和透明尽可能约束贪腐、真正的选举压力避免权力的异化；政府的前瞻性、一致性、政策讨论的深度、执行过程中高效廉洁，都让市场能够发挥主导作用，为经济发展提供巨大的动能。

当然，作为城市国家的新加坡无法直接借鉴。中国作为一个洲际体量的经济大国，需要审视规模与多样性这一组经常被忽略的关系，才能找到跨入全新发展阶段的门径。

怎么理解规模和多样性？讲一则“故事新编”：

秦二世时，陈胜吴广率领戍卒前往现在北京密云的渔阳，结果遭遇连日大雨，道路不通，困在安徽宿州的大泽乡，两地直线距离一千公里，根本无法及时赶到。陈胜吴广面临的是不可能的任务。误期当斩，造反也是死，不如揭竿而起。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泽乡起义。

问题是，陈胜吴广为什么会面临不可完成的任务？其实要从秦国向秦朝变化背后的规模倍增说起。秦始皇统一六国，国土面积增大五六倍，但推行的制度仍然是秦国的严刑峻法。秦国规模小，国内部地理和气候的同质化程度比较高，法律中关于戍边的规定是合理的。当秦国吞并六合之后，帝国内部地理与气候的多样性倍增，因为洪涝和其他极端天气而导致的误期却完全不在执法者的考虑范围之内。换句话说，陈胜吴广起义的现代化解读可以是：因为国土规模增大，复杂程度剧增，导致原本在秦国范围内行之有效的规则在幅员要大得多的秦帝国就显得灵活度不足了。

规模和多样性是推动创新的关键概念。我们习惯于规模效应，却容易忽略规模扩大之后带来的多样性倍增，这就需要规则有灵活度，能够与时俱进。

理解多样性也有助于理解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全新发展阶段需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许多人会简单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理解为：要么完成跨越成为西方发达经济体的一员，要么跨越失败堕落成为以阿根廷为代表的拉美国家。用这种黑白分明，不进则退的方式去理解“中等收入陷阱”，忽略了中国存在和面临的多样性。

这种多样性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中国经济发展仍然很不平衡，区域差异和城乡差异仍然显著；城镇化远没有结束，仍然有大量机会吸引乡村的年轻人进城；改革的红利远没有用尽，无论是鼓励更为便利人口流动的户口制度改革，为新一代进城人口建立更为公平普惠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是解决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问题，都有巨大的政策发展空间。

其次，在数字经济发展领域中国全球领先，这与许多跨越陷阱国家有着本质的不同。在高科技发展领域，中国需要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前30年的追赶和进口替代与当下的创新发展有什么不同？答案是，走出路径依赖。追赶阶段发展有明确的对标点，目标确定，学习最佳实践，争取弯道超车。创新发展的阶段则不同，一种情况是未来的目标不确定，你在发展，别人也在发展；另一种情况是技术已经领先，这就需要学会领先，学会引领，构建影响力，建立全球标准，让更多人追随。两种情况都需要我们放弃赶超的线性思维，拥抱“从1到100”发展过程所需要的开放心态和多样性思维。

这一过程还意味着需要完成从有形向无形经济的跨越，重视无形资产。过去30年，中国基本完成了有形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对比新加坡和上海，从道路交通到餐饮零售，没有任何差距，真正的差距在无形的基础设施。

第三，中国成长阶段的跨越是在一个基本全球互联互通的基础上的，贸易、金融、资讯和人员的交流，中国的开放程度远高于许多跨越失败的国家。坚持全球化和开放给中国完成跨越的助力不可小觑。此外，全球化的时光机让我们可以搜索更多失败的经验，而不再需要自己去试错。

告别内卷，重塑发展观

走出内卷，需要走出路径依赖，也就是我们习惯了竞争和赶超，而且上一代人在竞争和赶超的过程中尝到了甜头，其背后的主要原因仍然是以为努力就能获得成果，却忘了这对于中国而言是两个特殊的发展阶段——外部持续稳定的全球化与中国“从0到1”高速发展——叠加的产物。大潮托起努力的人，但这样的大潮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需要站在“1”上重新思考“1到100”的多样化发展路径。

卷就是竞争，担心被落下，希望高人一头。其背后一边是对过去贫困生活的记忆犹新和缺乏安全感，另一边则是对那种跨越式增长、爆炸式增长的怀念和渴望。两种预期都需要调整。

重塑发展观，需要回归正常。正常就是不再向精英对齐，不再偏向“弄潮儿”。我们需要更多的制度建设，减少贫富分化、创造公平、让普通人（而不是考试精英，或者其他世袭的精英）只要按部就班就能基本工作生活顺遂的制度设计。

四个关键词可以用来形容全新发展阶段，分别是发达、成熟、稳定和正常。但要达到发达、成熟、稳定和正常并不容易。对比上海和新加坡，初来乍到的人仍然会怀念上海的便利，或者说整个中国包邮区和大城市的便利。便宜而便利（除了房价之外），这是中国最近发展成果给人的印象。相比之下，新加坡显得贵却那么方便。但本质而言，这仍然是发展阶段不同所致。更加富裕的发展阶段的一大特点是普通人的收入大幅提升，直接结果则是人工贵。发展不均衡的新兴市场或许可以做到鱼和熊掌兼得——提供最好的基础设施加上最便宜便利的服务，但这只可能是一个过程，而不可能是最终稳定的形态。要么通过改革和发展变得更加富有，但也必须承担富有所带来的高人力成本；要么就得承受某种程度上持续的贫富差距和阶层分化，而这种状态不可能保持长期稳定。

新加坡给了一个以华人为多数的社会变成发达、成熟、稳定和正常的样本。发达是在物质条件和基础设施发达的基础上构建普惠高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充满创新活力的市场体制；成熟是心态的成熟，不内卷，也不焦虑，当然这也意味着慢条斯理、按部就班，不会火急火燎，成事的速度相应要慢很多；稳定则意味着告别高速发展，不再有爆炸式增长的机会，当然也不再会有对财富安全、阶层坠落的担心；正常则是工作与生活的平衡、金钱与金钱之外的意义的平衡、事业与理想的平衡，当然也是整个国家治理中公开、透明、有参与感、有获得感的状态。

从“1”出发需要回答三个问题：第一，如何成熟？不再将零和游戏的竞争放在第一位。第二，如何稳定？这种稳定需要提升更多人的生活水平，意味着收入的大幅提升，类似日本在1970年代推出的“收入倍增计划”，也意味着我们要改变那种包邮区“便宜又便利”生活的幻想，那只是中间阶段，绝对不是稳定状态。第三，如何正常？就是让普通人觉得按部就班就能活得不错，不过分强调努力出人头地，用一般人而不是精英的视角去审视社会发展。

如何告别焦虑

从宏大叙事回到个人视角，我们也必须回答当下最棘手的问题：如何告别焦虑？

我们可以用一个四象限图来形容每个人的处境，能比较清晰地了解到过去几年发生的变化。象限的横轴左边是确定性，右边是不确定性；象限的纵轴向上的个人的控制力强，向下是个人的控制力弱。在过去30年经济高速发展期，大多数人处于第二象限，发展具有高度的确定性，虽然个人的控制力并不强。我们把这一象限称之为“乘客”。经济研究中也有一个术语来描述这种类似的状态——搭便车者，也就是你不需要为变革付出多少代价，却可以享受到变革的红利。换句话说，大多数人都是改革开放大潮中红利的受益者。只要你付诸努力，就一定能收获成果。

当下普遍的焦虑源自我们许多人觉得自己已经从横轴的左边滑向右边，发展的不确定性爆棚。在第三象限，发展不确定、个人的控制力又很弱，这种状态被称之为“焦虑中心”。许多人为了避免焦虑干脆躺平，另一些人则希望通过更大的努力在既有的领域里做出成绩来，结果两者都很不满意。

怎么办？我的建议是，向纵轴的上方努力，进入自己可以掌控的领域。在《告别焦虑》中，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乔颖老师就建议，用计划代替期待，分清楚哪些是可以掌控的，哪些是无法掌控的，然后抓住自己可以掌控的领域多下功夫。这种改变的努力将帮助我们从第三象限上升到第二象限，虽然发展仍存在充满巨大不确定，但我们能创造一个自己可以掌控的小环境，第三象限被称之为“发射场”，自己努力项目的发射场。最终，我们的目标是回到第一象限舒适区，自己掌控性强，而外部发展的确定性也高，但那需要假以时日。

很多时候，我们总会觉得个人的力量很微小，集体行动并不会缺了我一个就做不成，或者攻坚克难的事情只靠我一个成不了事。其实，从“焦虑中心”走向“发射场”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我们有的时候把推动集体行为的临界值想象得过高，在很多情况下，一个想法想要得到广泛传播，只需要一些人开始行动就可以了。

让我们一起用行动为消除自己的担心做一些实事。

(作者为著名财经作家，《经济学人·商论》前总编辑，晨读书局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