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涌杭/文 马尔克斯的遗作《我们八月见》终于在今年和中国读者见面了。这本薄薄的、看似可有可无的小册子成为了补全马尔克斯作品全家福的最后一块拼图。从乡土与现实，权力与孤独，再到获得诺奖后对老年爱情孜孜不倦的书写，这位哥伦比亚作家的笔尖划过一条高高的、完整的弧线，落在了最后一个让他挥之不去的角色上：安娜·玛格达莱娜·巴赫，一位成长于音乐之家，和巴赫的第二任妻子同名的现代女性。熟悉马尔克斯的读者，在这本书中既找不到以往充满想象力的、浮夸的行文修辞，也看不到一个忠于革命的左翼文人的影子——那是马尔克斯从1970年代中期为自己绘制的社会形象——整本小说显得朴实、简单，充满对生命的赞叹。在自己文学生涯的最后一舞中，马尔克斯忘记了他的人设，而在此之前，他书写“马尔克斯”这个人物所花的时间，比他构思笔下的任何一个角色都要长。

对1960年代的拉丁美洲知识分子而言，一个人的社会性人格几乎只取决于一件事，那就是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距离，更准确地讲，就是对古巴革命的支持程度。开门见山地说，将马尔克斯和其他同时代拉美作家和知识分子区别开来的，是他和其他人几乎完全相反的行动轨迹：1959年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胜利以后，整个拉美世界为之兴奋。整个1960年代，略萨、科塔萨尔和富恩特斯一次次地往返于古巴岛，为“美洲之家”出谋献策，出工出力，和山里的大胡子游击队员们关系不断升温时，马尔克斯却和古巴革命政府相当疏远，他这十年里一次也没有去过古巴；1968年起，天平开始扭转，卡斯特罗收紧尺度，诗人帕迪利亚因揶揄时任国家文化委员会副主席奥特罗的作品而受到猛烈抨击，被打为“反革命分子”，以略萨为首的左翼知识分子团体不再一副献身革命的姿态，而是在担忧和失望中与革命政府日渐疏远，但仍然满怀希望地相信革命道路是正确的。1971年，帕迪利亚被逮捕，略萨们在眼瞅着古巴将走上斯大林老路的关键时刻，给卡斯特罗寄出一封获得了40多份签名的联名信，请求革命政府“谨慎考虑此举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此时马尔克斯已经退隐到哥伦比亚的巴兰基亚，在是否签字的问题上支支吾吾，谁也联系不上他，最终门多萨站了出来决定替他代签，而在那之后他才收到马尔克斯表示不会签字的简短电报。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的环境下，代签的行为也许并不完全是一种权力的僭越，倒不如说是一种保护和信任。六年后，当人们早已停止幻想，满脸失望地同古巴划开界限时，马尔克斯时隔多年空降哈瓦那，和权力的中心菲德尔·卡斯特罗交上了朋友，以社会主义坚定信徒的姿态成了古巴岛上“最美丽的律师”。

要想搞清楚马尔克斯脑子里的小算盘，需要从两个角度展开思考：一个是风云变幻的国际政治形势，一个是马尔克斯随着名声的到来日益清晰、不断上升的自我意识。回到1968年那个多事之秋：在卡斯特罗发表“革命之外，万事皆休”的著名讲话七年后，帕迪利亚事件的爆发宣告了卡斯特罗讲话的正确解读。同一年的8月20日，苏联60万名士兵和2300辆坦克开进布拉格，终结了“布拉格之春”、昆德拉口中那令人向往的“瓦解中的专政”。迫于对苏联方面的依赖，卡斯特罗立即表达了对军事行动的支持……与此同时，前一年《百年孤独》带来的名利双收让马尔克斯隐隐看到了自己在这个星球上的位置——日益耀眼的拉美文学爆炸头号人物，“魔幻现实主义”诱人标签的合法代言人，当代西语文化圈子的八卦核心……他跳过了讲台上的畅销作家，摇身成为人群与尖叫声中的摇滚明星——而仅在十年前，这位一头卷发的哥伦比亚人躺在巴黎街头的长椅上过夜时，遇见警察尚需躲躲闪闪，不然就会被当作阿尔及利亚人大声训斥。事实上，“具有社会责任的知识分子”人设对于这位文坛的“约翰·列侬”来说，与其说不太适当，不如说两者从最初就没有产生过任何联系。

如果追问马尔克斯拒绝在第一封信上签字的原因，首先要回答为什么其他人要写这封信。这是一封心怀绝对的真诚与不安而非恶意或憎恨，出于纠正谬误而非破坏的目的所写下的联名信。在这场来之不易的实验中，古巴希望成为社会主义拉丁美洲的标杆。在这面唯一的、尚难看清的白星蓝条旗的阴影下，1971年智利共产党候选人阿连德的当选让这场社会主义美梦烧得又远了些。理想、热忱、希望和强大的敌人一同带来的是强烈的担忧，继而在拉美左翼知识分子中释放出广泛的紧迫和焦虑。而这种急切的心情在马尔克斯身上找不到一点影子。也许在私下的场合，早在古巴革命的一切开始不久、正在成型之时，刚刚写完《百年孤独》的马尔克斯便曾透露过他对革命的真实想法——当时的略萨正一身磊落地对古巴革命满腔热情，而哥伦比亚作家絮絮叨叨，一脸嘲讽，对好朋友说道：“年轻人啊，你等着，等着瞧吧！”

也许马尔克斯很早就看清了一切。他的第一句脏话——如果不是更早——在他短暂生活在美国的那段时期就已经开骂了。1961年，马尔克斯和门多萨以古巴革命官媒拉美通讯社记者的身份深入纽约，目的是在那里申请前往加拿大的签证并在北美设立分社。1960年代的纽约恐怕不是左翼记者们生活和工作的最佳环境，整个城市里充斥着日益增加的古巴流亡者和反卡斯特罗的情绪，拉美社记者们被重重包围在菲德尔口中的“反革命蠕虫”中。一天，大街上一个陌生的影子穿过人群，凑到马尔克斯耳边说道：“想让你和你老婆安全就赶紧滚！”马尔克斯曾这样形容那段提心吊胆的日子：“我当时身处你能想到的最糟糕的地方。那是1961年4月，我真希望能亲自上阵在猪猡湾和侵略者交战，因为那可比呆在纽约的办公室里安全多了。”

前往加拿大的签证一再被拒，马尔克斯和他的同事们选择硬着头皮继续工作，又坚持了几个月，直到事态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一次不是帝国主义的文攻武吓，而是古共内部的苏联势力对拉美通讯社日益强硬的干涉和掌控。自从古巴革命成功以来，以埃尼巴尔·埃斯卡兰特为首的亲苏派在党内的话语权便越发难以忽视。拉美社曾向切格瓦拉和卡斯特罗寻求帮助，都没有取得任何成功。和亲苏派的意见相左让马尔克斯失去了这份工作，和妻子回到了墨西哥，开始迎来这辈子最贫穷的一段时光。几位核心成员退出后，拉美通讯社这个在美洲唯一与“帝国主义政治宣传”形成抗衡的媒体、切格瓦拉亲自组建的舆论力量已名存实亡。有意思的是，作为结果，从拉美社的离职为马尔克斯在革命圈子里所带来的是一定程度的恶名而非赞扬，而这为观察他今后对待古巴革命的态度提供了不可忽视的线索。

自那以后，古巴便对马尔克斯关上了革命的大门，他也失去了和革命的一切联系。值得一提的是，在他于1960年的哈瓦那接受拉美通讯社培训期间，曾多次见到菲德尔·卡斯特罗，两人却并未擦出友谊的火花——既没有兴致勃勃地讨论海鲜的种类，也没有一见如故地“谈论文学”。那时的马尔克斯还没体验过巨大名声带来的令人陶醉的孤独，也尚未开始构思那位漫步于满是牛粪的行宫中的、一百八十岁的寂寞的上校。

那些年里，马尔克斯一心投入创作，挣扎于经济上的困境，儿子也越生越多。也是在那个时候，他开始主动靠近墨西哥的导演圈子，在小说和电影剧本之间摇摇摆摆。他自称曾认真地思考过转行投身电影业，恐怕也一定有出于经济因素的考量。在一张马尔克斯与墨西哥新锐导演们的合影中，男人们身着条纹衬衫或索性赤膊，欢乐地用手指向西班牙国宝级导演路易斯·布纽尔，桌上摆满了龙舌兰、酒杯和冰块，像是在玩一个酒桌游戏。画面边上的马尔克斯尚且一头黑发，一字胡下上唇的轮廓难以辨认，黑框眼镜后面是一副闷闷不乐的双眼，神情可称严肃，似乎不太想玩，他既没望向同伴，也没看着镜头……1961年，四年前在巴黎旅馆里写完的《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终于问世；1962年《恶时辰》《格兰德大妈的葬礼》出版，一直到1966年他没再发表过一个字，尽管为了养家糊口他完成了5部电影的剧本。同一年，好友门多萨收到一封加博的信件，上面写着：“我这回要么搞个大的，要么干脆彻底疯掉！”一年后，《百年孤独》的巨大成功和以百万计的销量让这位加勒比穷小子永远地失去了为金钱东奔西走的生活——他的前四本书一共卖了不到3500册——同时和巴尔加斯·略萨一起变成了拉丁美洲最令人疯狂的文学明星二人组。1967年9月，秘鲁利马国立工程大学建筑系报告厅，已经40岁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以受访者的身份同31岁的巴尔加斯·略萨对谈，距离谈话开始还有一阵，房间已经人满为患，“再也放不下一根别针”……指针指向十三点三十分，对谈开始，马尔克斯望着眼前一屋子满怀期待的目光，脑子里也许会蹦出两个念头：一个是屋子里面外面的所有青年将有力量把自己推向难以想象的宝座，另一个则是所有这些人，加上眼前这位西装革履的提问者，对古巴革命的无限支持……“我想，如果’文学爆炸’在某一点上有着近乎完全的统一性的话——尽管承认程度不同，那就是最初对古巴革命事业的信念。”智利作家何塞·多诺索在他的《文学爆炸亲历记》中曾这样写道，而身处“文学爆炸”群像正中央，大家的好哥们加比托当然明白这一点。政治观点不一定会撮合两位朋友，但却可以摧毁一段友情；迎合主流观点也未必会带来称赞，但一句戏谑的嘲弄却有可能将到手的一切付诸东流。换句话说，对革命的同情和关切似乎牵连着一个作家的良心也关乎着他的社会性人格，在一起幻灭之前，谁也不许提前幻灭……于是，在前呼后拥的微妙氛围中，马尔克斯乐乐呵呵地和妻子搬到了温暖宜人的巴塞罗那，和好朋友们聚会跳舞、谈天说地，在成功的喜悦、友谊的升温和盛着冰块和龙舌兰的酒杯中迎来了1968年。这一年，马尔克斯、富恩特斯和科塔萨尔三个不敢坐飞机的男子汉乘火车从巴黎出发，横跨德国来到布拉格街头，迎接他们的是来自捷克作协的米兰·昆德拉和来自莫斯科的T-62型坦克。为了躲避苏联间谍的骚扰，四人来到一间桑拿房，蒸汽氤氲中，昆德拉讲述着梦幻而短暂的布拉格之春……

在时间的洗刷之下，这段迷人的文学小史只留下了几段记录——马尔克斯对科塔萨尔在火车上彻夜畅谈爵士乐时显示出的惊人博学的追忆、昆德拉在富恩特斯70岁生日时略显官方的信件往来，以及《番石榴飘香》中，门多萨对马尔克斯就卡斯特罗支持苏联军事行动的看法。彼时已经和卡斯特罗交上朋友的加博这样说道：“我和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立场唯一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为苏联入侵做了辩护，而我永远不会这么做。但是，他在他的演讲中对民主的分析比我们刚刚提到的任何一篇文章都要更尖锐和戏剧性。任何情况下，拉美的命运都从不会在匈牙利、波兰或捷克斯洛伐克决定，而只会在拉丁美洲决定。其他所有都只是一种对欧洲的迷信，而这也包括了你刚刚问我的政治问题。”

也是1968年，略萨以访问学者身份前往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的举动引起古巴政府不满。如果说卡斯特罗早在1961年就文艺工作“革命之外，万事皆休”的表态让略萨心生疑虑，那么对入侵布拉格的支持彻底让这位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收回了自己并不廉价的同情，双方开始渐行渐远。1969年，略萨辞去《美洲之家》编辑委员会的职务，并协助创办《自由》杂志。如果说略萨的表态和转向是一位从一而终、忠于自我的知识分子的自然反应，那么马尔克斯多年以后的回答，不如说是一种对语言的玩弄，以及当下的小算盘与真实想法的最大公约数。

1971年，诗人帕迪利亚被逮捕入狱，马尔克斯颇为敏捷地以逃跑的方式回避了他的两难处境。多年以后，作为局外人的我们也许更能穿过这位加勒比海作家用谈吐和人格魅力对身边人设下的迷雾，看穿马尔克斯对“致卡斯特罗的第一封信”的态度之谜，那就是对于一出自己起初就没有多少信心，甚至没有多大兴趣的乌托邦闹剧，与其傻乎乎地和大多数人一起苦口婆心劝它悬崖勒马，倒不如暂避风头，躲躲闪闪，留些余地，日后同它耍耍。至于怎么个耍法，马尔克斯心中也许有数，也许没数，但当他在加勒比沿岸一边“已读不回”一边寻找腐烂番石榴的气味时，脑子里一定没想别的。

联名信寄出大约一个月后，略萨、科塔萨尔和富恩特斯们得到的不是回信，而是诗人帕迪利亚一场公开的自我批评，他还当众谴责了包括自己朋友在内数位知识分子的“反革命行为”。在第二封言辞愈发严厉的联名信中，马尔克斯依旧拒签，而另一位拒签的人是科塔萨尔，后者看到第二封信的内容时脸都白了，连忙挥挥手说：“这我可不能签！”值得注意的是，哪怕对革命政府信心十足、忠诚如此的科塔萨尔，姑且亲自参与撰写了第一封信并在上面签了名字，可见马尔克斯最初的消失和回避绝不可能简简单单是出于对革命政府的忠诚。在某种意义上，这两个缺席的名字也映射了拉丁美洲性格的两个截面——几乎到幼稚程度的单纯和理想主义和由权利的诱惑所驱使的狡猾。

进入1970年代，古巴政府已经基本上与拉美知识分子停止往来，陷入了相对的沉寂，在文学上缺少有质量的新作，被称为“灰色年代”。而此时马尔克斯却以几乎诡异的行动轨迹引起了朋友们的注意。1975年，马尔克斯带着儿子罗德里戈在古巴岛上大摇大摆地环岛一周，旅行持续了六周，他一边利用自己的名声建立新的人脉，一边不断地打探寻觅接近古巴最高领导人的机会。回家后，他在左翼杂志《选择》（Alterna－tiva）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古巴的文章，并对该岛国极尽赞美之词。他形容卡斯特罗“能够激起人们对一个人产生的最朴实——同时也是最深远最神秘——的情感，那就是喜爱之情。这全都要归功于他的政治头脑、他的直觉和正义、野兽般的工作能力、对人民深刻的认同、对人民智慧的信任，以及应对日复一日政治问题的广阔的视野……”

这些文章既是写给卡斯特罗的投名状，也是给自己的新书《族长的秋天》最好的推广。这部小说以拉丁美洲历史上的独裁者们为素材，用六种不同的声音描绘了一位漫画式的拉美独裁者“原型”形象，这样一来，在《选择》上对卡斯特罗的歌功颂德似乎能够一举两得，提升自己在政界影响力的同时，小心地将卡斯特罗与《族长的秋天》的素材们划开界限。此刻的马尔克斯仍未接触到卡斯特罗，而古巴领导人正在暗中审核这位奇怪的谄媚者。不要忘了，自从与拉美通讯社不欢而散后，古巴革命的领导人们就对这位哥伦比亚记者戒心重重。在卡斯特罗看来，马尔克斯在1950年代末对革命胜利的报道，也是对自己的最初描绘，更像是隔岸观火和例行公事。尽管那些文章的语调听上去还算是积极、同情、老老实实，但远远没有达到为革命献身或无条件支持的程度。卡斯特罗自己对马尔克斯那些早期新闻稿的评价是：“他说去游泳，结果连头发都没湿。”

对马尔克斯的“政审”大约进行了两年。这些年里，除了和《选择》的合作，在国际政治事件上的发声也促使了革命政府对马尔克斯的信任。1973年皮诺切特的军事政变推翻了阿连德，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民选上台的社会主义政府，马尔克斯捡到枪后痛骂皮诺切特并亲自给这位美国扶持的独裁者发去电报：“智利人民永远不会允许一帮你这样的罪犯来统治自己。你们这些北美帝国主义的雇佣兵。”此外，在古巴对安哥拉内战的干预中，马尔克斯发声明确表示支持，再次扮演了“世界上最美的律师”的角色。经过一连串不懈的努力，马尔克斯终于迎来成果——在能够实时获悉这位未来诺奖得主在古巴岛上一举一动的前提下，卡斯特罗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敲响了马尔克斯入住酒店的房门。当时哥伦比亚作家正准备接受路透社和法新社的采访，记者们齐聚酒店大厅，却被告知采访无法进行，因为“他正跟菲德尔待在一起”。两个人先是谈了谈安哥拉的局势，包括食物短缺的情况，接着卡斯特罗问候马尔克斯在那里吃的如何，马尔克斯老实地回答：“我吃的不算坏。”然后古巴领导人追问马尔克斯喜不喜欢鱼子酱。马尔克斯表示：“非常喜欢”。卡斯特罗坚定地说，把鱼子酱当成高级食材完全是一种文化和智识上的偏见，并热情地提出要送马尔克斯去机场。在那几个小时里，他们滔滔不绝地从煎鱼谈到龙虾，从一个菜谱谈到另一个菜谱，直到两人来到哈瓦那机场，双双入座VIP包厢时，这场谈话还没有停下来……

在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中有一个迷人的小故事：一个男人遇见一个女人，他们孤独忧郁，互相爱慕，只等一个独处的机会让两人袒露心意。这一天终于来了，他们去一个树林采蘑菇，两个人心慌意乱，已经沉默了很久，生怕错过机会。忽然间这位女士开始谈起蘑菇，男人感到意外，也谈起蘑菇。回来的路上，他们绝望地谈论着蘑菇，无能为力，最终错过了彼此。而在马尔克斯和卡斯特罗的故事中，蘑菇变成了海鲜，结局也大不一样，两个人在一种类似的默契中走到一起并走了很久，而谁又能轻易断言他们的友谊是不真实的呢。和爱情不一样的是，友谊不会在纯中寻找不纯，友谊比爱情更松散，因而这两位大人物的友情似乎但凡有点真诚的成分就已经足够伟大了，而这就只有两位当事人才知道了。

如果说卡斯特罗获得了一位舆论场上的得力“律师”，那马尔克斯究竟得到了什么呢？古巴作家塞萨尔·莱恩特谈到马尔克斯从1970年代后期起在古巴扮演的角色时说：“在古巴，他被当作是某种文化部长、电影产业总监，和首席外交官——但不是代表古巴外交部，而是直接代表卡斯特罗本人。古巴领导人会派给他需小心处理的绝密任务，连其他外交官都不知道。”而在另一篇文章中，西班牙记者路易斯·塞夫利安把马尔克斯称为一名政治信使，像条小鱼一样在首脑们的耳畔穿梭耳语。1977年，马尔克斯接受了墨西哥娱乐杂志《世界男性》一场类似“快问快答”的采访，回答了三十多个关乎自己喜好和性格的问题，当被问及最喜欢的职业时，马尔克斯的回答简单而直接：“阴谋家。”

如果用一句话形容马尔克斯所寻求之物，那就是秘密流经自己之手的快感。不仅如此，作为卡斯特罗的身边人，马尔克斯的一言一行也影响着这位领导人的想法，他的一句话能让素不相识的人交上意想不到的好运、使一位政治犯重获自由，甚至拯救生命。这位诺奖得主曾这样形容他眼中的权力：“什么是权力？权力就像是一颗小球，被人们捧在手心，一刻不停地爱抚着。”终于，经过几乎长达十多年的努力、摸索和设计，马尔克斯也找到了他的小球，虽然不大，却足以让这位完全有可能在加勒比沿岸卖皮鞋的男人好好爱抚上一阵子了……

权力，这个从马尔克斯在1959年哈瓦那的体育馆里看见被审判的古巴独裁者巴蒂斯塔时起就蠢蠢欲动的母题，先以文学主题的形式，穿过了《枯枝败叶》《格兰德大妈的葬礼》和《百年孤独》，最终在《族长的秋天》里结出了成熟的果实；与此同时，又作为一种神秘的本能，驱动着马尔克斯仿佛一只不假思索扑向光源的飞蛾，向现实里的权力不断靠拢。马尔克斯以曲线救国的方式颇为狡黠地依附在了一个更大的权力上，似乎从没想过像略萨、科塔萨尔那样和革命政府正面沟通；而略萨与古巴决裂多年后，在1990年以秘鲁国家民主阵线党主席的身份竞选秘鲁总统，最终败给了日裔候选人藤森。略萨的正派和自尊使他区别于马尔克斯的小聪明，也使两人最终分道扬镳，但两位诺奖得主看似截然不同的性格与底色又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那就是拉丁美洲文化创作与政治参与知行合一的深刻意识。从阿根廷总统兼作家多明戈·萨米恩托，委内瑞拉总统兼小说家罗慕洛·加列戈斯到成为外交官的奥克塔维奥·帕斯、卡洛斯·富恩特斯和巴勃罗·聂鲁达，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拉美文人能够抑制住自己对社会的深刻关注和权力的巨大渴望。并不单纯的马尔克斯对古巴革命的洞察并不迟钝于任何人，因此这位电影编剧为自己精心设计营造的人设背面，未尝不是一张戏谑的鬼脸。马尔克斯得到了他想要的，可代价是什么呢——一点点良心和一点点尊严——对某些文人而言，二者的完整是需誓死捍卫的墓志铭，可对加博来说，良心与尊严加上自己的名气，不过是寻求权力、游戏人生的资本罢了，因为这位文学爆炸团体中首位诺贝尔奖得主，哥伦比亚人加西亚·马尔克斯毫无疑问是个不可救药的拉丁美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