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福东/文 一

1927年底奉晋大战时，傅作义是晋军阎锡山麾下的第四师师长，在率部进攻河北涿州之前六七日，他在司令部内设了一个扶乩坛，想要问卜前程。

乩坛上，口中念念有词的的乩童神灵附体，在沙盘中写了如下乩语：“掘坑盖虎，奉晋受苦，二马良配，必得其主。”傅作义又特地向坛上的仙童询问个人前途，得到的答复是四个字，“米尽犬飞”。

傅作义很快占领涿州，坚守三个月后，与张作霖的奉军进行了谈判，带领残部离开，涿州重回奉军之手。这似乎应验了那四字乩语“米尽犬飞”。

当《北京晨报》记者1928年初在涿州大战后前往司令部采访时，傅作义手下的白副官说：“傅作义师长平素极其笃信佛学，就是在战火纷飞之际，尤念《金刚经》一段。”

傅作义只是民国时期众多信仰扶乩的将领中的一员。比他地位高得多的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对扶乩堪称着迷。按照《大公报（天津）》1924年7月31日的报道，吴佩孚迷信易理，每天热衷于星象与阴阳卜筮，扶乩占卦几乎成为日常功课。每夜二三点，他必起而观星，以推测吉凶，进而确定第二天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公务之暇，他研究《周易》，同样是为了预言吉凶，每次用兵，更是要卜上一卦。

吴佩孚对扶乩之说“极迷信”，无事就请“关羽”“岳飞”“吕纯阳”在乩坛下降，与之赋诗。他还让人摄影，将照片印刷多张，分送给部属。因此之故，开封各照相馆均开展起了“照鬼像”业务。河南前省长张凤台效仿吴佩孚，为死去的父母降坛附体时照像。而河南督理张福来也给去世多年的母亲“照出鬼相”。张福来认为，这个鬼照非常“逼真”。

在1920年代，扶乩是中国社会的一种主流信仰。一篇刊发在1928年第14卷第1期《妇女生活》上题为《生活上的信仰与迷信》的文章，将扶乩归于“迷信”一列，除了占卜休咎、决断疑难外，求治病、乞仙方构成扶乩市场上的刚需。在相当程度上，扶乩成为了一种民间的医学替代。

所以，当1929年中华民国政府准备全面取缔扶乩等方术时，是主管医药的卫生部出面要求各省民政厅贯彻执行。该年4月13日，卫生部长薛笃弼签发卫生部第100号训令，称：“查各地庙宇，常有施给仙丹、药签、神方以及乩方治病等事，在昔民智未启，迷信神权，以为此种丹方系由仙佛所赐，视为一种治病良剂，以致每年枉死者不可以数计。现值科学昌明，文化日进，自不容再有此种迷信情事。亟应严行禁绝，以杜害源而重民命……将各地庙宇中施给仙丹、药签、神方、扶乩治病等事一律禁止，以杜危害。”

“扶乩治病”与施给仙丹、药签、神方并列，是各地庙宇为信众治病的主要形式。卫生部措辞严厉，指称这些“迷信神权”的“丹方”，每年导致“枉死者不可以数计”，自应严行禁绝。但这个道理，在当时的很多人看来，并不是那么简单易懂。一种信念的转变诚非易事，即便有公权力的禁令加持，也很难骤然生效。

二

韩梅香是江西河口师范学堂教员，平素热心公益，颇负时誉。她体质孱弱，曾患有咯血症。1910年夏天，她因参与调查户口事宜，不避炎暑，连日进行走访登记，结果旧症复发了。

这个病开始并没有什么大碍，但因为韩梅香相信神道，就请了巫师前来作法。在巫师“披发抢魂”一顿操作之后，她还觉得不够有力，又去了一处乩坛，请巫家扶乩，以求仙方。乩童表现出神灵附体的状态，然后给开出了药方：吞服紫荷车等中药，病就好了。韩梅香深信不疑，“亦不辨药理，糊涂送下”，谁知食后未久就死了。家人追悔莫及，但已回天乏术。

韩梅香死时，中国已经废除科举考试四年，新式学堂正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作为师范学堂的教员，她毫无疑问跻身清末先进知识分子阶层，但认知却仍停留于笃信古老的巫术。1910年12月7日，《民立报》以《迷信仙方送了命》为题报道了这个事件，并慨叹道：“噫！一堂堂文明之教员，竟因迷信死于一巫者之手，江西人之顽蠢，于此可见一斑！”

不过那个时候，除非出了命案，扶乩治病一般并不会受到追究。偶有乩坛受到查办，通常是因为触犯了政治禁忌。在韩梅香死于乩坛仙方的同一年，吉林新城府的金太守查封了东关太阳庙的一处乩坛，理由是：他们设坛扶乩，煽惑乡愚，广收布施，遍立讲堂，刊刻图书……骗钱事小，主要是刊印非法出版物，还到处设讲堂妄议时事。金太守派员搜查后，发现乩坛各处私函中多有“诽谤官长，假托鬼神之语”。金太守准备将东关太阳庙改为中学堂，他听说各乡的宣讲所都被太阳庙乩坛出去的徒子徒孙所掌控，又将这些宣讲所封禁了。但这事还没有完，抚宪大人知道该案后，认为“扶乩惑众，诞妄不经，应照例拿办”。仅仅查封庙宇和宣讲所是不够的，必须火速抓人（《吉林官报》1910年第6期）。

这里面提到太阳庙乩坛遍立讲堂，徒子徒孙在各乡宣讲所布道。此是当时扶乩界的一个普遍现象，乩坛的大佬同时是各种善堂的创立人。这种人设具有很大的迷惑性与说服力，对于扶乩在民间的传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台湾学者宋光宇甚至有“现代善书则是近百年以扶乩而著的善书”的论断。

1920年代，北京涌现很多“善字机构”——如同善社、悟善社、时善社、慈善社、普善社等，这些慈善机构大多都以扶乩为第一要义，无论求财还是治病，均要“请乩”。

清末民初，西风东渐，现代医学的一些观点开始进入中国，但扶乩信仰在民间仍根深蒂固，它们在舆论场上呈现出胶着的对抗。1917年春，武汉喉疫流行，死了很多人。北京《益世报》的报道称，“每日死者以数十计”。但虽然警务处早有饬令，要求各署注重卫生，防范传染，“一班迷信妇女”仍然追随“某善堂扶乩神所指示”，用红纸剪成猴子的形状，贴在门首。整个汉阳地区，“比户皆然”。《益世报》在报道中评论道：“疫症流行，不知慎饮食、洁居处，以讲卫生，而惟作无益迷信，其愚诚不可及也。”

查1917年并非猴年，而是丁巳蛇年。用红纸剪成猴型贴于门首，应与“猴”“喉”读音相同有关，故以纸猴抵制喉疫，这是传统医学与巫术信仰中颇为奇观的一幕。

我能查到最早呼吁全面禁止扶乩的提议是在1918年10月，它来自江苏省议员薛学潜。薛学潜在省议会将此事上升到“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的高度，他说：扶乩一事，虚诬怪诞，欺惑愚众，是政教风化中很值得诟病的现象。它一开始不过流行于沪上一隅，操持扶乩的人大都是巫觋之流，受其蛊惑者，亦仅是愚夫愚妇而已，为害尚轻。但到了近数年来，扶乩已风行内地，肆无顾忌，而流毒也越来越大了，甚至连平时地方上的正人君子亦多侧身其间，而狡黠之徒更能因此卖弄玄虚去欺骗无智的人，青年子弟堕落其中者，实在太多了。这背后一定有大奸之人在发挥作用。近来且又有为神仙摄影的情形发生，诈术愈多，被蛊惑的人就愈众，这种状况不改变，将使民众相率造假，中华民国不应有此荒唐悖谬之事扰乱民间。

薛学潜请省长通饬各县知事，严禁扶乩，令他们转业作别的营生，如此则既往不咎；如果还执迷不悟，重操旧业，则以左道惑众、诈欺取财论处。如果地方出现扶乩机构，而巡警朋比为奸不予揭发，一经查处，应即严行惩戒。至于县知事，如果阳奉阴违，査禁不力，也应视其情节轻重予以相当之处分。

薛学潜提出这个动议的时候，距离五四运动的爆发还有半年左右时间。新文化的浪潮正如火如荼，他顺应了这股反对传统文化的风向。

三

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帅，1918年，他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一期中撰文称：“古说最为害于中国者，非儒家，乃阴阳家也（儒家公羊一派，亦阴阳家之假托也）。一变而为海上方士，再变而为东汉、北魏之道士，今之风水、算命、卜卦、画符、念咒、扶乩、炼丹、运气、望气、求雨、祈晴、说鬼，种种邪僻之事，横行国中，实学不兴、民智日僿，皆此一系学说之为害也。去邪说正人心，必自此始。”

陈独秀说这番话的1918年，似乎可以看作媒体舆论全面反击阴阳家的一个起点。薛学潜议员要求全面禁止扶乩的提议，经由《时报》《民国日报》等媒体报道之后，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在他提及“为神仙摄影”之前，这个骗局已成为该年媒体揭发的重点。

如无锡《锡报》1918年10月26日刊发题为《扶乩照相之大揭破：原来如此》的报道，内称：扶乩风行各埠，举国若狂。近且更有扶乩照相的事迹以神化其说，就连无锡旅沪某君等人，虽然学问品行素为社会所重，亦悍然信了，视扶乩为灵魂学界的极大研究。实际上，这只是照相者小弄狡猾，把你们当孩提一样欺骗而已。没有比这更可笑的事了。

第二天，该报做了更详尽的揭秘，称西河里某宅仙坛的八张神仙照片，是作伪欺世。本社访员前去索取照片，发现其中七张是从画像翻拍而来，其中有惠山风景照一张，即是各照相馆所悬挂的惠山风景之一(五里街)，区别只在于原画是横片，而所谓神仙照片则改为竖片，其中山峰树木皆同，且上端之拼接痕迹明显……但这种揭秘，并不能够影响吴佩孚等人，所以我们看到六年之后，他还热衷于乩坛的“神仙拍照”，并由此带动开封照相馆形成新业务。在1920年，我们还能在《晶报》读到“上海近时扶乩之术盛行……士夫信奉附和者，趋之如鹜”的报道。当时的北京《益世报》甚至多次报道北洋军阀的安福系依靠扶乩做重要决策。

将扶乩在民初的盛行归之于安福系，并不准确。但《益世报》所说的清朝“自宫廷以及一般自命为文人名士流”热衷扶乩，倒是真的。

四

作家萧红曾在《呼兰河传》描述过一个叫小团圆媳妇的人在病逝前经历各种神怪疗法的故事：“东家说，看个香火，西家说，吃个偏方。偏方，野药，大神，赶鬼，看香，扶乩，样样都已经试过，钱也不知花了多少，但是都不怎样见效。”“于是就又跳神赶鬼，看香，扶乩，老胡家闹得非常热闹，传为一时之盛。若有不去看跳神赶鬼的，竟被指为落伍。”但最终，小团圆媳妇还是死了。

扶乩如何治病，可能因地因人而异。1933年，一个叫愚农的作者写了一篇《亦巫亦医之天津市的扶乩坛》，介绍了天津扶乩治病的套路。这篇文章还有个很长的副标题——“既可画符治病复能决疑指迷，有时也谈家宅月令军国大事”，从中亦可看出，“画符治病”在天津乩坛各项功用中排序第一，乩童即是巫医。

1930年代初的天津乩坛，有的设在私人家中，有的便如“看香顶神的人”一样有坛口，更有些附设在公所里。乩坛作法时，请下来的“主坛者”不外“胡二爷”（指狐仙）“白五爷”（指刺猬仙）等所谓“五大家”，再有便算“济公长老”最享盛名了。作者愚农说，有时遇着大事，坛口上能请得到诸神齐降，如“吕纯阳”“关云长”“城隍”“土地”甚至于“五殿阎君”，这些神怪小说里的名角，各降乩语，五言七言，彷佛诗句，还有时降下些“似通非通”的文字来使你“参悟”，任你绝顶聪明，也感到“神机莫测”。

那天津乩坛一般是如何给人看病呢？

愚农将乩坛与医院、诊所做了对比，相同点是都要“先挂号”，不同点是乩坛一般不收费，只要你病好后烧香还愿或者办坛口，有的乩坛即便提前要钱，也都收得很少。还有的要“坛弟子”负责经费。治病的人如果不能亲自到坛，托人去一样可以治疗。乩童略问一下病象，就把一叠黄表纸用乩笔画一阵，这就是“符”了，将其烧掉用水冲服。有时在“符”外，还会开偏方，如果是外科如疮疹等病，还可能画些涂抹用的符箓，与内服符纸合用。

这段描述道出了乩坛何以受欢迎的理由。不预先收费或极少收费，只要求患者痊愈或好转后打赏，无疑是极受欢迎的。当时大部分的民众并不知道，人体相当部分疾病是可以依靠免疫系统自愈的，一旦他们将疾病的好转归于乩坛，就要付出很大成本了——还愿感谢神灵时，是不应太小气的。

乩童用“一根竹棍在沙子盘里乱画”，写的字“我们凡人看不懂的”。有时候，乩童会告诉病人，生病的原因是因为自己家宅闹着鬼或神。最后，乩童会将病人家里闹事的神鬼逐走，以此达到治病的目的。

愚农显然并不相信扶乩。他说乩坛上降下的“乩语”有时连篇累牍，动辄数千言，文法字义却无法了解，乩童只说此为天机不可泄露。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天津乩坛里颇有人问起东北未来局势，有几处乩坛都说不致沦亡。撰写这篇文章时，国民政府连热河都失去了，愚农慨叹道：“这迷梦何时才破？全市的人都在狂热底从迷梦中追求和平呢！”

北京各“善字机构”的情况与此相当，每次都以“济颠降乩”或“吕祖临坛”名义为信众指点迷津。北京《晨报》1923年8月22日的报道称，宣武门外南横街的一处善社，每周日扶乩治病，妇女前往求治者令沿途为之堵塞。凡去看病者，每次只给神符一道，香灰一撮，草药方一个，不论男女，也不论所患何病，均是如此治法。该报举例说，北城店门外什刹海附近一位妇女，来此请乩求治，服下符药香灰后，未见好转，反而加重。而在西城单牌楼手帕胡同的另一善社外面张贴的传单，均是荒谬不经之词，且善社有对入社者剥夺财物的情况发生。

从当时公共媒体报道看，以对扶乩持否定态度为主流，但这并不从根本上影响扶乩在民间的加速扩散。

五

在卫生部1929年下发第100号训令之后，各地开始了一轮整肃运动。但严禁扶乩的告示虽然多次发布，民众仍未尽改。所以到了1930、1940年代，我们仍然能看到描述各地扶乩现象的文章。扶乩继续在民间开枝散叶，四处开花。禁令早已成一纸空文。一直到1949年以后，这种现象才被强势阻绝。

降鸾扶乩，被认为是军阀时代最时髦的一件事。除了上文提到的吴佩孚等人外，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1930年代，受到媒体关注的前“西北军”领袖、曾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的鹿钟麟即是其一。1930年中原大战失败后，他便退居天津，和一般北洋军阀一样做了“寓公”，闭门谢客、专心修养。据《上海报》1934年报道，自1933年福建事变发生后，南北各处内战频发，鹿钟麟认为此为“天祸中国”，更加“佞佛求仙”，开始代国家忏悔，以期祷于上天而佑党国，增加福报。他在租住的黎元洪住宅内，建了乩坛，天天求神问卜，借以占时局之祸福，三天一小占，七天一大占，名曰“三七扶乩会”。

每次扶乩的时候，鹿钟麟等人要在神前顶礼膜拜。乩坛设在一间清净的书斋内，四壁皆张黑幕，以示幽静，接近于神境。扶乩的道具用两条线索一直从天花板上挂下来，一个自命善知神意的师爷是前任鹿部秘书长，他两手托着沙盘在乩头下移动，沙盘上便显出龙蛇般的字迹来。据说只有这位师爷能扶乩，别人扶了便写不出字来，故该师爷在天津军阀官僚中有“扶乩圣手”之称誉。鹿钟麟的外号则是“鹿半仙”，要是有人前去询问扶乩理由，他通常会欣然取出许多乩书的“诗词联语”给大家看，并笑着说：“这是中国精神文明的国粹，西洋讲科学的人是不懂的。你们青年别说这是迷信，须知灵学亦是哲学一种，特别有作用有道理的。不信我姑且告诉你，闽变未发生前，我们的仙乩就早已告诉我们‘东南到处有啼痕’呢！”

如果认为扶乩只是军阀和平民的信仰，那就大错特错了。它甚至在知识分子群落里也不乏拥趸。著名作家许地山就相信乩坛里沙盘上所写的话虽然与鬼神降现没有关系，扶乩者也不是个个心诚意洁，但却是“心灵作用”的一种表现。他在1940年成书的《扶箕（乩）迷信的研究》中就称“灵动力”可使物体自己移动，现场十几二十人的“观念力”集中在扶乩者身上，使他不自觉在沙盘上写下了字，所以乩仙说的话与现场在座的人的知识有密切关系。

甚至到了1990年代，台湾著名作家王鼎钧在“回忆录四部曲”中，提及小时候山东老家的扶乩时，仍然相信乩坛上“筷子会自动在桌面上画字，那就是神仙在作诗”。他说：“有人认为不过是乩童作弊，其实作弊很难。第一，乩童不识字，识字的孩子没这个资格；第二，两个乩童分别站在八仙桌两边，互不相谋，无法形成作弊的默契。”

许地山和王鼎钧当然都是错的。他们二人如此固执确信，证明了人类认知的进化有多么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