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振江/文 “生祥，现在我们需要你来为运动造一颗文化原子弹。”回乡致力于反水库运动的台湾美浓客家子弟钟永丰对歌手林生祥说。

彼时，时任台湾“行政院长”的萧万长于1998年4月18日宣布美浓水库一年内动工兴建，美浓当地的反水库运动形势急转直下，万分危急。

台湾当局拨巨资准备筹建美浓水库，号称可以解决吃水和工农业用水的难题。但水库建成后，美浓人将失去一直引以为傲的，诸如双溪河谷这样美丽的自然资产。况且，潜藏的安全隐患也会让他们远离昔日的家园所在地。

此前，钟永丰已经带领同仁们为反水库运动奋斗经年，写文章、说道理、动员群众等方式已经一一试过，钟永丰意识到，这样的方式除了团结美浓人外，顶多只能争取到南台湾环保团体及台北进步学界的道义支持。他认为，“这是一场小镇对抗政府机器的运动，除非能在全台湾的舆论上取得优势，否则几无胜算的可能。如果能够创造出传达运动信念与情感的艺术作品，则能触及到的社会层面将可十倍、百倍于论述及动员的效果。”

多年后，钟永丰在《菊花如何夜行军》一书中回忆这一幕，“生祥听着，气氛下沉，他的接话频率愈来愈低。我觉得不好意思，好像整个成败都上了他的肩。”

“生祥，如果这个艺术作品是音乐，我所想像的，不是只为运动服务的工具性音乐。它本身不仅要有够强的艺术性，还要能在音乐方法上挑战既有的思维。这些歌不仅要能在运动现场鼓舞精神，还能跟群众回家一起同居，变成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我想跟你合作的，不只是运动的音乐，还希望造成音乐的运动。”

“那要怎么做？”林生祥问。

“文化原子弹，说起来气派，但如何造？原料在哪里？方法是什么？若造成一张运动音乐专辑，又能在大众间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和林生祥聊完，钟永丰就一直在问自己这些问题，只是当时他故作轻巧地对林生祥说，“我先写些词，传给你看看。”

两个月后，钟永丰把第一首词《夜行巴士》传给了林生祥，收到词的三个月后，林生祥也选择搬回美浓。

他们当时可能不会想到，这是一个多么辉煌的开始，无论是音乐史上还是社会运动史上。也可能不会想到此后会接连合作，发行反应工业化下受到挤压的农村情状的《菊花夜行军》，故乡三部曲《我庄》《围庄》《野莲出庄庄》，描述都市失败者的《临暗》等作品。

说回钟永丰写第一首词的背景，当时他已经在美浓从事社会运动多年，并且赴美国深造社会学，学成归来。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加上早年听美国摇滚乐、台湾民谣以及遍读第三世界诗歌的养分吸收，他的视野变得开阔宽广。

关于如何创作，他在事后如此总结：其一可参照1960年代、1970年代，美国、巴西、法国、日本及西德等地进步民谣与社会运动之间互相激发的关系；其二，1980年代之后的台湾社会运动，音乐的角色始终不够鲜明，现场所用的音乐多半是老左派的革命歌、闽南老民谣或翻唱自韩国的工运进行曲。我们该以看待社会议题的严肃态度面对运动现场所需要的音乐，那么1970年代“唱自己的歌”，或可延伸为“唱自己运动的歌。”

钟永丰选择了第二条路——唱自己运动的歌。

自12岁父亲教会他驾牛车后，烟农出身的钟永丰就认定自己长大以后会和父亲一样当农民。

高三补习时，他经历了青春期的迷茫，当时采用的办法是疯狂的打排球，大量读书。《梵谷传》、波特莱尔的诗集、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契诃夫的短篇……

他压缩每天的伙食费到台币50块内，把书店里作者名字后面有斯基的翻译小说陆续买回去。“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些路数—象征派、超现实、意识流、未来派等等，都依样学样，孤立看待自己，疯狂地写，尝试用那些进口的技法描摹自我影像。”

考上台南成功大学的土木工程学系，钟永丰回家发现，“村子经过农地重划后人口加速流失，寂寞高耸，成了深渊。”他自问“如果农村现代化是为消灭农村，那么现代化教育不正为扫除我的根源？我正在念的土木系将来要指挥那些怪手推土机，不就是第一线凶手？”

在工程材料课上，钟永丰很快明白：土木系也者，水泥是主角。“常常，我从有关水泥制品成分与力道的教科书页上提起头来，脑门立即就成了荧幕，一景又一景地放映这被镇压的土地。它们灵魂不死，成了乡愁。”这乡愁在少年钟永丰心中凿开了一个虚无的空洞。为了填补这个洞，他没日没夜地读非洲及拉丁美洲作家的诗集、小说，听颓废的前卫派摇滚。大三就被退学了。

小他两岁的妹妹则勇敢得多，钟永丰形容“大一那年她就转进内心，像游泳时从水面潜向河床那样，找到那空洞，给了它一击。”妹妹跑去鹿港参加反杜邦运动。

钟永丰最终决定去遥远的外岛自我放逐——土地公显灵，他抽到了马祖东引岛的兵单，让海关着。“每天扛石头、背水泥，无休无止的干工。”写信给朋友，请他们邮寄些有文字的东西给他。

朋友回信说，想起加缪写的西西弗斯推不完的巨石上山，并附上一袋书：巴金、茅盾、鲁迅、张贤亮、钟阿城及台湾作家陈映真、钟肇政、钟理和、李乔的小说。多年前就萌发过的写诗的兴致又回来了，钟永丰觉得有一种脚底长根、头上发芽的感觉。

1987年，钟永丰退伍前一年，父亲因体内农药重金属残余过量，暴病身故，得年五十五。

反杜邦运动之后，妹妹与她的社会主义同志们全岛串联，培训农民，钟永丰剪掉长发，加入行列，此后与妹妹一起回到美浓。

回乡后，如何认识和自己拉拉扯扯的故乡美浓，如何认识客家祖先们，成为摆在面前的第一个问题，这里面也暗含他安身立命的大哉问。

在同乡朋友的带领下，他去灵山脚下参观了美浓第一座土地伯公坛——乾隆元年立祀的“开基伯公”。看着碑文，钟永丰想像两百年前的难民祖先用地道的客家话朗读祭文的场景和气势，瞬间激动。然而在朋友的鼓动下，他却没法用客语念出来—很多词句超出他的客语能力。回家后，他向专业的地理师与祭奠礼生——他的叔公求教。“叔公的传授，像是帮我点通了静脉，念起来又顺又好听。”念了十几遍后，钟永丰便记住了。之后，他像入了乩，走着、躺着、坐着、洗澡上厕所，都在背诵。“我不断地揣摩1763年惊魂甫定的农民祖先念碑文时，他们的语言情绪与姿势。每每念到‘就残山剩水为宗社’，心头震动，我彷佛与千千万万世世代代漂移客家人的历史感通了声气。”这是真正的认祖归宗，找到来路，去处也变得明晰。

有了情感、文化、语言的体认，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畅了，钟永丰带林生祥一起和家乡的父老钻研客家人的传统音乐，开设八音研习班学习北管、洞箫、唢呐……

早年间困惑他很久的问题：“听摇滚乐，原来我只在技术规格上打转，那些东西跟我的成长、内在生命，到底有何关联，我却从未计较！”也得到了解决，因为他身在美浓，站在开基祖拓荒的这片土地上，进入了客家人的传统中。

1998年6月世界杯期间，钟永丰听到一首古巴的歌曲《ChanChan》，其中透出沧桑的颠簸感，突然让他想起1993年、1994年与美浓的老农民搭乘游览巴士去台北“立法院”陈情、抗议的历程。“为了省下旅馆的费用，他们趁夜北上，清晨到了台北，利用中正纪念堂的厕所梳洗刷牙，简单用餐后直趋‘立法院’。”钟永丰在书中回忆，“问一位连续两年参加行动的长辈，为何愿意忍受如此劳累？他说，他一辈子做农，被国民党官方哄骗了一辈子，这回水库的议题，他不想再忍气吞声。”

于是钟永丰把这段故事写成一首歌，从一位老农民的心情与目光，回顾他的农业生涯，并以此回顾，形成他的政策观点。

与钟永丰父亲同年的农民，会用什么样的语言结构述说着故事呢？他会用又粗又黑的俚谚表达愤怒。“我也没有忘记，父亲那一辈以上的农民很完整地领受耕读传统的熏陶，对文字礼教充满敬崇，再大的怨怼，也不会一鄙到底的。”

钟永丰想起了祖堂两侧的“栋对”。如此一来，第一首歌词，呼之欲出：

《夜行巴士》

（记一位老农的心情）

连夜赶路游览巴士它渐行渐北，

头颅晕晕目珠愣愣我看着夜色。

乌云食月一次又一次，

让我想起那从前的从前。

苦做硬做田地大出产，

奈何愈种愈凄惨。

丁多地少兄弟争出外，

留我这房养父母。

骨节痛净痛力道衰弱时，

新事记多变旧事。

在都市里工作的弟弟跟我讲：

说什么做水库美浓就变做大金库。

哀哉！我说后生

你是憨狗想吃羊睾丸了吗？

这些政府若当真有搞头，

耕田人家早就出头了。

不用等到我现在已经六十出头，

转业太慢死太早。

东方翻白太阳一出万条鞭，

台北市的高楼直挺挺撑着天。

想我这一辈子就快要没效了，

但是这次我不会再窝囊。

今天我一定要去，

跟这么寿政府讲：

水库若做得，

屎也食得。

（原歌词为客家话）

一颗文化原子弹已经被点燃了。

多年以后，钟永丰在演讲中提到一个概念──回水。“河流在流的时候，有时候经过一个石头，会有一个漩涡，叫做回水。这是最危险的地方，游过去你不小心可能就被吸进去了。所以小时候，河里淹死的小孩子基本上都淹死在这个地方。看起来很迷人，好像有一种召唤，那召唤里又有一种危险，危险里面又有一种诱惑，你想跳下去，可是怕，不跳下去又会被人说是孬种，但你真的跳下去，就死在那边。”钟永丰说，“这里面隐含了诱惑和危险，我觉得民谣就是要抓住这件事情。”

美浓就是钟永丰的回水，钟永丰也是美浓的回水。

正如钟永丰翻译的西班牙诗人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迦的诗歌所写：

每首歌/是爱的回水

每一颗星/是时间的回水/打结的/时间

每一个叹息/是呐喊的回水

而在中国先民的传统中亦有类似的表述，《楚词·屈原·涉江》中，就有“淹回水而凝滞”的表述。回水是指水受到障碍物、反向流或潮流的影响而上溯或倒流。

钟永丰的偶像杜甫，亦以公共知识分子的自我认识与期许，行旅于浊世凶年，像个报导文学家，不断记录途中的见闻并表达关切。以民谣运动的历程视之，杜甫以自身为媒介，接合文人文学与乐府诗歌传统，共振出广阔壮盛的对话。

钟永丰接续古典的传统，吸纳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活水，在故乡美浓和开基祖对话，激荡出新的回声，在崭新的世代。

（感谢Zoe对本文的打磨，本文参考图书：《菊花如何夜行军》《我等就来唱山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