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正平/文 神农尝百草，“百”应是虚数。这个老祖宗能尝多少种草？史无记载。李时珍《本草纲目》载植物药881种，附录61种，具名未用植物153种，共计1095种。我估计神农的田野调查数量和李时珍记录的相差不会太远。地球上植物种类共有37万种，再神的人也不可能全部品尝一遍。

人间的问题则有所不同。古今中外，想全面调查人类所遭受苦难的人，我还没有听说过。若有，则非康有为莫属。他发愿要“入世界观众苦”，十几年间，在流亡中走访了亚洲、欧洲、美洲等二十多个国家。如此壮游，在同时代的中国人当中没有第二个。他不但要观众苦，还要救众苦。为人类的“去苦得乐”，他规划了具体的路径和操作方案。总的原则就是“去界”，即消除各种差别，使人类逐渐走向彼此完全平等的大同世界。

李泽厚先生说：“回顾百年以来，在观念原创性之强、之早，思想构造之系统完整，对当时影响之巨大，以及开整个时代之风气等各方面，康都远非严复、梁启超或其他任何人所可比拟。”

对康有为的研究，以萧公权先生的《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和李泽厚先生的《康有为思想研究》最为全面、深入。总体看，关于康有为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大领域：一为历史研究，即研究康有为的早期经历、戊戌变法过程、流亡时代以及晚年活动等；一为思想研究，其中又分为，康有为与传统儒家特别是与经学关系的研究，《大同书》思想研究；此外尚有以《广艺舟双楫》为中心的书法理论和文艺思想研究。

迄今为止，未见有系统研究康有为美学思想的著作。首先需要强调，在康有为写作《大同书》的1900年前后十余年间，欧洲的美学尚未传入中国。在康有为的大量著作中未见有关于美学方面的直接论述。但这并不等于康有为没有自己独特的美学见解。《广艺舟双楫》的大量书法绘画内容足可证明，康有为是现代中国美学的先驱之一。当王国维、蔡元培开展美学研究并产生广泛影响时，康有为实际上已经退出了中国思想文化领域，成为一个热闹而孤独的“天游化人”（康有为晚年号“天游化人”）。

实际上，《大同书》中的美学思想具有特殊而重要的理论价值，但一直未受重视。纵观全编，《大同书》包含有丰富的美学思想，如：作为特殊美感的苦感美学——人生无处不苦难；去苦求乐是人类的本质要求。苦是不自由，乐是自由。人类的终极自由就是美的最高境界。或者也可以反过来说，美就是自由的象征；为求自由须先去界，去界需要清晰的理论和具体的路径方法；差别既已消除，则人人均获得平等之自由，从社群到国家，从国家到全球，从全球到宇宙，空间越大，人获得的自由越大；最终人将走出地球，成为天人，而天人即是绝对自由的实现。一定程度上，马斯克今日所做，正是康有为当年所想。

在此，我们先只说一个问题——人生无所不在的苦。

苦感清单

《大同书》开宗明义，人世大道理，就是四个字——去苦求乐，或求乐免苦。求乐是人的本性，去苦是人的愿望。

苦乐是什么？是截然对立的两种心理状态，两者都是从感觉到知觉的情感体验，但价值不同，乐感是积极的，有益于人的身心健康，苦感是消极的，有害于人的身心健康。而且，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苦极多而乐甚少。既如此，李泽厚先生说中国文化是乐感文化而不涉及苦感，就未免片面。康有为在《大同书》里列出一个庞大的人生之苦的清单，这个事实足以支持相反的假设：中国文化也是苦感文化。为使读者有清晰的印象，这里先把康有为罗列的苦事抄录如下：

人生之苦七：投胎、夭折、废疾（残疾）、野蛮、边地、奴婢、妇女。

天灾之苦八：水旱饥荒、蝗虫、火焚、水灾、火山、屋坏、船沉、疫疠。

人道之苦五：鳏寡、孤独、疾病无医、贫穷、卑贱。

人治之苦五：刑狱、苛税、兵役、有国、有家。

人情之苦八：愚蠢、詈怨、爱恋、牵累、劳苦、愿欲、压制、阶级。

人所尊尚之苦五：富人、贵者、老寿、帝王、神圣仙佛。

佛家说人有七苦：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康有为在此基础上做了极大的扩充。这个清单合计三十八项，其中天灾仅八项，其余皆为人类自己有意无意制造的灾难。八项天灾造成的苦难，其强度烈度，特别是死亡人数，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管理的完善，正在逐步降低。康有为认识到，人类去苦得乐在很大程度上要仰仗技术进步。但如果苛求古人，康有为似乎没有意识到，科技对人类的控制压迫，正在成为一种新的苦。与此相关，康有为似乎也没有观察到人在社会中势必遭遇的竞争之苦，没有感受到“卷”是啥滋味。这三十八项苦，大部分都好理解。“愚蠢之苦”和“神圣仙佛之苦”，超出了一般人的认知，有必要略加介绍。

康有为说，人之能横六合，经万劫，证神明，成圣哲者，皆智之力。而愚蠢的人，“既不能考大地万物之理，又不能收今古诸圣之华……问七星而不知，数万国而不识，学问止于《论语》，而以《南华》《汉书》为僻书，知识限于国土，而以球圆地绕为奇事……愚陋若此，是割地自弃，暴殄天与，岂不哀哉”。

智力缺陷导致愚蠢，愚蠢自然难以被启蒙。但康有为的大弟子梁启超和深受其影响的鲁迅，提倡新民，改造国民性，在这里，他们的见识如同李泽厚所言，远不及康有为深刻。

胡适在1930年与梁漱溟争论中国的敌人是谁，梁漱溟说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胡适却认为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在这里，胡适几乎是照抄了康有为的说法。

至于“神圣仙佛之苦”，更能见出以圣人自居的康有为的“同情之了解”：

神圣仙佛，以自度而度人者也，入浊世救人而不厌不倦者也，入地狱救人而不苦不恼者也。然言则易矣，若实行之，则经无量患苦，经无量生死，经无量险难，“苦其心志”，“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以故断头杀身，破家沉族，以救世之患，虽浩气刚大，万劫不变，然当其难也，心憾目怵，情伤神苦，肢解魄动，盖亦有万难者焉。夫有人之形而无人之情，身若枯木，心若死灰，是避世之士也，灭绝之果也，非大道也……而丁是乱世，竭其智能，或讬天以劝仁，或设法以立义，或多方以开智，或浓熏以礼乐文章，或直捷以明心见性，要皆小补，无裨大方。横目之民，忧患滔滔，大劫源源，无以救也。于是冒险以尝之，犯难以济之。故乱世之神圣仙佛，凡百教主，皆苦矣哉，而尚未济也。

一言以蔽之，人间苦难太过深重，神圣仙佛不要说济世救人，他们自己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这就益发表明苦的无所不在，苦的难以消解。这是康有为的夫子自道吗？

康有为将苦作了分类，但分类所依据的原则好像并不清楚。尤其是罗列的“人情之苦”，显得比较混乱。他最后总结道：“总诸苦之根源，皆因九界而已。”这九界分别是：国界，分疆土、部落；级界，分贵贱、清浊；种界，分黄、白、棕、黑；形界，分男女；家界，分父子、夫妇、兄弟之亲；业界，分农、工、商之产；乱界，有不平、不通、不同、不公之法；类界，有人与鸟兽之别；苦界，以苦生苦，传种无穷无尽，不可思议。“而救苦之道，即在破除九界而已”。

诉苦说痛，忆苦思甜，是人之常情，不足为奇。但像康有为这样“叫苦连天”，替世人“大倒苦水”，确乎前无古人。他“入世界观众苦”，把各种苦逐一道来，俨然一本“苦感大全”。

李泽厚先生说中国文化是“乐感文化”，其具体内涵有四：“乐生”的生命精神；“乐群”的生命智慧；“乐观”的生活态度；“乐感”的人性追求。细读康有为的三十八苦，我以为也可以称之为“苦感”文化。苦感和乐感截然相反，两者互为存在的前提，没有苦，即无所谓乐；没有乐，则不知苦为何物，甚至以苦为乐。果若如此，那真是苦海无边，慈航难渡了。

何谓苦感

先说“苦”这个概念。查《说文》可知，“苦”字字形从古到今没有变化。“苦”首先是名词，指苦菜。其次是形容词，指诉诸味觉的一种感觉，经由知觉产生联想、想象、情感、情绪等复杂的心理反应。这是传统心理学的描述方式。用现在脑科学的常识说，“苦”大概是某种化学物质经由肠胃，进入血液，最后抵达大脑某个部位，对那里的神经元产生刺激，进而影响到人的心情。以茶为例最能说明问题。绿茶中的化学成分主要有茶多酚、氨基酸、生物碱、微量元素、糖类等等，其药理作用极为丰富复杂。日常饮茶的功效主要是提神醒脑，让人心情愉悦，单纯的生理反应也因此而成为复杂的审美体验。在纯粹感觉层面上，适度的苦味最能达成味觉的愉悦。茶道所谓的“回甘”，大体也是这个意思。

由味而再深入一步，就是滋味。滋味既指味觉，也指超越味觉的引申义或通感。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所谓余音袅袅，所谓孔子闻韶乐三日不知肉味，说的都是滋味绵长，不绝如缕。钟嵘《诗品》说五言诗是“众作之有滋味者”。这里的滋味与味觉本身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说的也是余味绵长。另一种特殊的现象是，嗅觉与味觉的“混搭”。丁香树叶是苦味，但丁香花散发的却是浓郁的香气。味觉的苦与嗅觉的香，对立又同时存在于一株树上，也是大自然的奇妙作为。类似而且更为夸张的苦感，来自罂粟。毫无疑问，罂粟花是美丽的，但罂粟的果浆是毒品原料，毒品祸害人类，罪大恶极，罂粟花成了“恶之花”。更进而言之，毒品使吸食者产生高峰体验，进入美妙无比的幻觉世界，也即是审美愉悦的极致。但同时它也让吸食者付出惨重代价，在极端痛苦中煎熬，直至死亡。

有几个烂熟的格言警句值得略作分析。

一，苦尽甘来，或先苦后甜。这是经验的总结，还是一厢情愿的祈望？完全没有道理可言。苦尽未必甘来，也可能苦尽之后，还有更大的苦接踵而至，连绵不断。我们之所以不假思索就接受甚至视为真理，其实是希望苦尽甘来。这个甘最终来不来，嘴唇舌尖上有没有蜂蜜的味道，谁知道呢！

二，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是诱导，还是鼓励？好像苦是成功必须付出的代价。但问题同样是，吃了苦中苦，就一定能成为人上人？未必。无数科场失败者无数次证明了这一点。这样的苦就是单调乏味的苦，如同劣质茶叶，完全没有“回甘”的品质。

三，学海无涯苦作舟。道理同上。天赋太差，付出再大，无论多么辛苦，学问之海就是渡不过去。一个冒险家驾独木舟横渡太平洋，固然可以成功，但概率太小，不足以成为多数人学习效仿的榜样。

四，梅花香自苦寒来。一般的理解应该是：梅花在寒冷的天气里才能散发出香气。冷空气如何能刺激梅花，令它绽放香气，未见有植物学家给出解释。一般人当然就更不清楚了。对于赏梅者来说，嗅觉的香气，来自味觉的苦寒。这种感觉如何转换，同样也说不清楚。对于文学，尤其是诗来说，事物间不合常理的关联，往往是产生诗意的条件。而逻辑，科学，常识，则成了不解风情的迂腐，消解诗意的毒药。反过来看，诗意的表达，各种莫名其妙的格言警句，一旦被奉为人生的指南，则难免吃亏上当。

五，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听见长辈给晚辈讲述吃不饱饭的苦难日子，而且颇为自豪。在这种语境里，苦难不再是苦难，它成了用于消费的精神产品，苦真的变成了甜。而其丑陋的历史则在他的回忆复述中得到理解，“洗白”后变成了不怎么高明的文学叙事。

真正的苦难不堪回首。回忆复述无异于再受创伤。唐代诗人高蟾有诗云：“世间无限丹青手，一片伤心画不成。”内心深处的苦，既画不出来，更说不出来。

以上前三条，有一个共同的问题：苦尽甘来，先苦后甜，是经验的总结，还是善意的安慰，或者干脆就是不负责任的承诺？作出这种安慰承诺的是谁？圣人？明君？贤达？教师？家长？我们为什么会不假思索，未经反思，就接受、信从了这样的承诺？

格言警句大多来自过往的诗文名篇，小部分来自民间文化。诸如：勤能补拙，人勤春来早，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功夫不负有心人，等等，数不胜数。它们从原初语境中被抽绎出来，经过千百万次重复，变成了毋庸质疑的真理。这个现象，似乎从未有人细加考察。

苦感文化

秦及秦以后两千多年，中国百姓在大多数时间内，一直生活在连绵不断的天灾人祸中，而人祸，尤其是战争造成的伤害，远大于、多于天灾。康有为在1857年出生时正值太平天国运动的高潮，这场运动持续十四年，死亡人口超过一亿。二十四史中，记载天灾人祸的文字都极为简略。正史虽不见载，野史笔记却有大量悲惨绝伦的苦难记录，比如清初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比如张献忠在四川的残暴作为……更何况还有民间的口耳相传。几千年的苦难历史，借用李泽厚先生的发明，也已经“积淀”在中国人的意识深处，成为他们特殊的心理结构。

这个心理结构首先体现为，中国人对苦难生活有极其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一方面可以委屈求全，忍辱负重，另一方面颇能以苦为乐，苦中作乐，自我开解，再苦也能想得开。好死不如赖活。宁为太平犬，莫作离乱人。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样的格言充斥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基本的人生哲学。

其次，传统中国多数地方，由于生存环境恶劣，天灾人祸太过频繁，普通百姓的日常，就是为每一天的生活拼尽全力，不敢有、也不会有对未来的乐观展望与想象。天地之间，除了忧戚，别无他物。如杜甫所形容的“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

惟其如此，《大同书》对人类未来的乐观想象，就弥足珍贵。晚清中国，除了《大同书》，唯一的未来主义著作是梁启超作于1902年的《新中国未来记》，这个未完成作品，仅仅展望了六十年后的1962年，那时中华文明将全面崛起，标志性事件是在上海召开万国博览会。梁启超的神预言比现实中的2010年上海世博会提前了48年。对未来，梁启超没有想得更远。康有为在《大同书》里预计，不同人种的混血，最终都进化成为白人，实现大同，这个过程需要一千年！徒弟的眼光，远不如师傅高远。

当大同理想过于遥远，当人间一切都成为苦感的体现，或者说，当苦感无时无处不在时，它就本体化了。苦感成了这个世界唯一的真实。

末了，抄几句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中国人的特性》一书中说的几句话：

中国人无与伦比的忍耐力，应该去实现更为崇高的使命，而不仅仅是使他们去忍受生活的苦难和活活饿死的折磨。如果历史留给人们的经验教训可以用适者生存来概括的话，那么具有这种坚强忍耐力的天赋而又有着强大生命力的这样一个民族，在将来必定会前途无量。

（作者系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