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鲁/文 在当下，娱乐片作为电影产业的主体，已经不再是需要辩论的问题。但是在80年代，当陈昊苏在1987年提出“娱乐主体论”的时候，却遭受到了当时电影界的创作者和学者们的质疑。今天回顾80年代的娱乐片现象，是很有趣的事情。在80年代电影史中，周晓文导演曾经是娱乐片的一面旗帜，他被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吴天明厂长称为80年代后期“中国娱乐片界的NumberOne（头号人物）”。也许他的影片在票房方面，未必最高，但他对娱乐片的提升，曾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在上世纪80年代，周晓文最有名的作品是《疯狂的代价》，这是一部娱乐片，但同时也是非常具有艺术价值的影片，十分超前，乃至当时在国外放映的时候，外国学者会觉得难以置信，这是中国人拍的吗？他们坚定地认为，周晓文起码应该是一位留学归来的中国导演。

《疯狂的代价》是八十年代电影的标志性作品，它打破了娱乐片和艺术片的界限——雅俗共赏。如果想要了解这部影片，必须要从周晓文导演的第一部影片讲起。他的创作是一个整体，三部影片的命运也存在着因果关系。这三部影片分别是：《他们正年轻》（1986）《最后的疯狂》（1987）《疯狂的代价》（1988）。

《他们正年轻》其实并未公映，只有少数人看过。这部影片没有被禁，而是在后期被要求删改的时候，西影厂自行暂停了这个项目。今天可以说它是一部独立电影，其中有关于战争的反思。对于士兵形象的塑造，它也有别于传统。它的文化思想显然已经和国际战争片接轨。

第二部影片《最后的疯狂》一亮相便获得了巨大荣誉。这是一部犯罪片，是警察追踪逃犯的故事。周晓文将片中的两个主角视为了一类人，故意对逃犯和追捕他的警察在家庭和感情以及人生经历等方面，进行了雷同式的设计，两个人仿佛是由一个人分裂而成。我们甚至可以把这部影片看作是中国第一部黑色电影。两位男主角一个是逃犯，一个是刑警，但导演并未将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过程加以视觉呈现，观众并不会觉得他是坏人，而且他外表英武周正，对人有情有义，观众很容易对他产生认同。他后来误杀他人，然后一路逃亡，而观众的视线跟随他的脚步，感受某种必然暗淡和必然走向死亡的命运。结局也是两人同归于尽，一起丧命。这其中显然有黑色电影的真味。

《疯狂的代价》是周晓文在八十年代导演的第三部电影。影片的开头，是一群女性在浴室内洗澡的镜头，虽然用了磨砂玻璃遮挡，但是身体的起伏仍然一览无遗。电影镜头摇过每一个年轻的肉身，这一沐浴场景长达两分半钟。这部电影在当时，被视为娱乐片的典范，它里面加入了很多欲望的感性元素，但同时，又有着一种反思欲望的思想。娱乐片在八十年代的兴起有其内在的逻辑，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这是个体欲望合法化的一个必然过程。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慢慢释放了人们的欲望，由于六七十年代普遍的压抑，人们的肉身开始激烈反弹。潘多拉的盒子已经打开，欲望的老虎在大街上逡巡。周晓文说，当时，在大街上充斥了许多色情读物。这是一种矫枉过正，所以《疯狂的代价》对于欲望的展现是复杂的。

中学女生兰兰在晚上放学回家的路上，被一个男青年强暴，她的姐姐青青决定将犯罪者找出来。她来到大街上，来到海滨浴场，审视每一张脸，她还拿着摄像机对城市中的行人进行拍摄。海滨浴场人山人海，充斥赤裸的肉体，这些肉体被电影的女主角一一盯住，于是这些人都被看作成了潜在的犯罪者。

影片拍摄于山东的海滨城市青岛。以上的一幕幕，即便在今天观看，也让人觉得震撼。在那样一个时代，仿佛人们都已经无法控制自身，在欲望法则面前，所有人几乎都成为了嫌疑犯。在影片开头的裸体群浴镜头之后，切换到一个男青年拿着望远镜窥视的镜头。这个男青年叫孙大成，就是那个强暴兰兰的人，他的视线和观众的视线一下子重合，观众也成了“窥视者”，是欲望的主体。这样一个精巧的设计更是强调了上述意涵，它揭示了观众和犯罪男青年的同构关系。

因此，和八十年代同时期的影片相比，我们可以发现，这不是一部普通的犯罪片，不是公安擒拿罪犯、为民除害的常规叙事。八十年代是探索电影的黄金年代，但没有一部犯罪片呈现出如此形而上的气息，如此轻盈而深刻的表意。它不用言语，仅仅使用镜头画面，就将人性欲望和时代环境做出了如此深刻的联结和复杂的评价。

扮演强奸犯孙大成的演员，是当时长相英俊、身材很好的电影小生常戎。导演督促他在影片中不停地展现青春的胴体，他藏在一个阁楼上锻炼身体，看当时流行的色情杂志，他脾气暴躁，仿佛对于自己充满能量的身体束手无策。他在这里仿佛被处理为八十年代欲望的化身。当青青终于见到了孙大成的时候，非常奇特的是，青青并未流露出愤怒的表情，她的眼神甚至是充满深情的，她毫无怨怒地凝视着对方。导演在安排这场戏的时候，是这么说戏的：“你们应该呈现罗密欧与朱丽叶之间的感情状态，希望能在一起，但又不被世俗所容。”

这的确是十分独特的一幕，八十年代是充满了探索和实验的年代，但是很多探索并不成功。周晓文导演的这两部电影，虽然是娱乐片，但是也很具探索性，而且这些探索都做到了相对的自洽，保持了一定的水平。

|对谈|

　　　　王：在《疯狂的代价》里，有一种很强烈的女性视角，这在当时是很新颖的，对于这样的电影设计，您有没有受过别的书籍或电影的影响？

周：《复活》对我影响很大，我是在十几岁时看的，对里面的女性角色充满了同情，甚至是热爱。还有左拉写的《小酒店》，对我影响也很深。当时我能读到这些书，是因我当兵的缘故。我从小学开始，在外语学校读书，十五岁当兵。当时，我们的部队在河北宣化，附近有个学院，里面有图书馆。后来该学院因运动而荒废，我们这一群北京兵，在夜黑风高的时候，溜进了图书馆，不敢开灯，也不敢开手电，一人背上两三个挎包，使劲往包里塞书。也看不见书的名字，塞一本算一本，去了几回。后来，图书馆的窗户被加上了木条，这证明我们偷书的行为，被人发现了，不敢再去了。

我们拿了不少书，互相交换着读。部队里还有很多农村兵，他们要是知道了偷书的事，绝对会告密。部队都是大宿舍，在晚上，我们把被窝盖得死死的，中间用棍支起来，然后拿着手电筒，在被窝里看书，特别艰难。

有两本书在轮换到我手里后，我便再也没有转出去，那是关于电影艺术表现方法的书，我看了很多遍。后来在考北京电影学院的时候，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到了学校以后，我才知道，原来那两本书是由北京电影学院本科四年的全部教材整编而成，就是这么偶然。

王：您在80年代拍摄的影片都很超前，思想意识也比一般导演高出很多，您是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但并不像张艺谋、陈凯歌，他们都是78级的，您在80年代早中期的时候，已经是西安电影厂的老职工了。当时您是如何学习和获得自己的美学思想的？

周：在西安，我没有过那种灯红酒绿的生活，没有去过卡拉OK，只在图书馆里读书。虽然西影厂并不大，但是图书馆的藏书可不算少。那些最有价值的书，主要是两个人在读，一人是我，还有一人是后来的编剧芦苇。这些都是我挺庆幸的地方，还有比较幸运的是，我遇到了吴天明、马继龙两位厂长。

王：您在北京电影学院学的是摄影，后来怎么当上了导演？

周：那是在1986年的春节前后，西影厂的导演室工作人员找到我，说厂里得到一个出国留学名额。吴天明把这个名额给了导演室，主任认为我去比较合适。他们又查了档案，知道我小学读的是北京外国语学校，有英文基础。

我当时快速地想了一下，反正也没事干，就去吧。隔了几天，我去西安外国语学院报到，学员来自各个单位，主要是学医的，基本都是马上要出国的人，到这儿来紧急补习一下。我这纯属“凑热闹”，英语基础虽不是零，但接近于零，人家可都是大学的高材生，有的都是硕士毕业。进去以后，我跟不上那里的学习节奏，学了两个月，就意外地准备去拍《他们正年轻》了。我走的时候，他们送给了我一个绰号——“外国文盲”。我的单词量，是所有人中最少的一个，但是我的口语是所有人中最好的。

在学习期间，吴天明在西影厂发布了一个命令。那时候是计划经济时代，西影厂有三个电影指标，厂里很多导演都想要。吴天明说，咱们来个公平竞争，参加者先把剧本发给十三位厂领导，由领导看一遍，然后再给每位参与者十五分钟时间，谈谈自己拍摄的想法，最终由领导决定具体拍摄哪三部。

我立即从西安外国语学院回来了，问厂长有这事吗？他回答说有，并问我有什么想法，有没有剧本？我当然说有剧本，然后赶紧跑去找文学部部长郝炬才，向他要剧本。郝部长从桌子上拿起一个信封，当时还没有开封，说里面装有一本杂志，杂志里有一个剧本。

我拿回信封，拆开一看，那个剧本名叫《假如你也年轻》。我特别不喜欢这个“假”字，当时的大部分电影已经够假的了，而这剧本名字的第一个字，还是“假”。并没具体看内容，我就想把名字改成《他们正年轻》。这个剧本是讲前线的故事，写了一群年轻人在猫耳洞内的生活，整个思想倾向是为祖国而战、祖国在我心中等，这是它的主题。

看完以后，我心想，真不是我的菜，但好歹是个剧本，刻不容缓，没有第二根救命稻草了，就是它了。

吴天明称竞争演讲为“打擂台”。据说，所有人在20分钟内都讲不完，而我连15分钟都没有用尽，我只讲了自己想怎么拍。意外的是，最后我竟然得到了这个机会。我当时惶惶不可终日，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太意外了。我跟吴天明提出了特别过分的要求，要去体验生活。怎么体验呢？去前线。去多少人？我要求二十六人参加。吴天明都惊呆了，我几乎把一整个摄制组，全部都列在了体验生活的名单里，包括导演、摄影、美术、服装、化妆、道具、制片等，最后居然被批准了，这是西影厂空前绝后的一次，可能也是中国电影史的第一次。

王：您跟我讲过，在边疆您了解到了很多事情，然后您根据采风所得，修改了剧本，后来好不容易拍完。这部电影带有80年代强烈的思想痕迹，富于反思性，这种反思在当时是特别超前的，那时可以看到的关于战争反思的电影，比较著名的有《雁南飞》（苏联）《现代启示录》（美国）等，这些之前您都看过吗？

周：我没看过《雁南飞》（1957），但是很认真地看过《现代启示录》（1979），它对我的冲击力非常强。可以说，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对科波拉导演，也是佩服至极。我觉得他有一种潇洒，把一个巨大的战争题材，拍摄得跟玩闹一样，但是同时又有很深刻的反思。所以真是令人佩服。它对我产生影响，那是毫无疑问的了，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是具体的，应该是那种潇洒劲儿，吸引了我，对于战争题材的电影，我认为，自己也应该拍得潇洒些。

王：据说，当时看过这部电影的人，都认为非常好，包括当时的电影局的人也认为很好。但为什么这部影片后来没有最终上映呢？

周：电影拍完以后，我被电影局石方禹局长叫去。当时的审查是面对面进行，不是背靠背，也就是说，局长就坐在我的旁边，边看边聊，气氛非常友好。看完以后，石局长站起来向我鼓掌，并且说：“太棒了，我们的军事题材电影从来没有像这样的一部，我一直在等，现在终于有了。”

我当时特别感动。这样开明的人！顺利通过。这是1986年的12月31日。1月1日，我回到了厂里，吴天明在忙着拍摄他自己的影片《老井》，根本不在西安。剩下的这些人开会研究，吴厂长助理叫柏雨果，他说：“今年是1987年，是建军60周年，咱们在8月1日上映，以此献礼。”大家一片欢呼。

3月份，召开全国会议，一些人说：“我们白天开会，晚上在宾馆休息，能给我们送几部电影吗？”因为我的这部电影被局长称赞过，电影局就把它送过去了。没想到，很多人提了意见，电影局就出了一个文件，让西影厂修改。吴天明看完以后，决定等等再看。我也不敢多说一句话。

没过多久，在87年的3月份，吴天明把我叫去，他说：“我现在替你背着锅，那些人都在看我笑话，也在看你的笑话，都在骂我提拔的导演不行，拍的电影宣扬战争残酷论，所以，你给我拍一部赚钱的片子吧，把那些人的嘴堵上。这事就算过去了。”

王：吴天明说让您拍一部赚钱的电影，这句话在当时意味着什么？是不是大家都不太喜欢拍这种赚钱的电影？

周：对，是的！在1984年，陈凯歌拍的《黄土地》，在欧洲获得了口碑，张军钊拍的《一个和八个》，也有很大影响，中国出现了第五代电影的这种说法。张艺谋正在积极筹备《红高粱》，吴天明自己拍的也是《老井》这种电影，所以那时候的商业电影，是被人看不起的领域。我觉得吴天明这个厂长特别厉害，他不是因为我的电影没能上映，就说这个导演不行，不要再拍了，他反而让我接着拍，所以就有了《最后的疯狂》。可以这么说，《最后的疯狂》，不是我想拍的，而是没有办法不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