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豪/文 每到这个季节，我的眼睛就变得很坏。眼球充血，眼睑发肿。少女时代，乘火车上学、放学。山崖间的草丛与森林涌进车厢。明亮的绿焰就会点燃两侧的座席，染绿了我们的眼球与手。

——《暗夏》

这篇散文诗中提到的“火车”指的是1880年通车的函馆本线，这是北海道历史最悠久的铁路，不过，据说由于新干线的增设，这条铁路即将在2030年停止使用。

当蒸汽火车在函馆本线摇摇晃晃地行驶了40余年之后，1923年，一名12岁的少女开始搭乘这列火车上下学，每日从余市的家坐到十几公里后的小樽市高等女学校。留在她记忆中最深刻的印象，是北国的绿。北海道的夏天意味着广袤的牧场，郁郁森森的白杨与云杉，低处蔓延着成簇的款冬、虎杖与白竹，这些巨大而暴烈的绿色涌入眼中，日后，它将滴流成少女笔下那些仿佛在绿中溺死的诗篇。这位少女诗人的笔名叫作“左川爱”，但在她24岁早逝及其身后近一百年间，这个名字都鲜有人提及。

2013年，小樽文学馆似乎是把当地名人搜刮殆尽了，才举办了一场很不起眼的“左川爱展”。策展人挑出左川诗中曾出现过的植物，委托女性画师们绘成图画，细数来，多达50余种，如落叶松、报春花、无花果、向日葵、亚麻、忍冬、灯芯草、野莓、茴香……左川的诗大抵是在移居东京后写的，却依然充满对自然的感受力，仿佛那曾经从车窗投进的绿影仍未散去。

“绿”似乎是左川爱诗歌中最常见的意象，泛滥的绿，明亮的绿，以及绿色下蔓延的无数昆虫、蜗牛、掉落的青果子，那些浓淡不一的绿，既使人感到亲和，却又繁茂得令人恐惧。或许，这种张力产生的原因是，左川爱的绿色中激荡着虫群的繁殖力、极北地区植物的生命力，但雕刻出这种野蛮力量的人，却是一个终生疾病缠身的无名女人。在现存的照片中，左川爱总是戴着一副圆圆的黑框眼镜，她自嘲是眼科医院的常客，因为一到夏天，阳光下炽烈的明绿色就刺得她眼睛生疼。

早晨，窗外，我看见几个朋友逃走了。

绿虫的诱惑。果树园被脱下袜子的女人遭到了杀害。

——《早晨的面包》

昆虫以电流般的速度繁殖。

尝尽地壳的脓肿。

——《昆虫》

《绿焰》《绿色的透视》《绿》《暗夏》《夏声》仅仅从这些诗的标题，就不难窥见左川对“绿”的执念。在她早期的名篇《昆虫》（1930）中，尽管没有明示植物的存在，但为昆虫繁殖提供养料的“地壳的脓肿”显然是在指代植物。于是，植物化作一滩没有轮廓的浓稠绿色，另一方面，“电流”是来自近代科学技术的概念，“速度”则暗含着物理学的精确性，昆虫饱餐大地的古老绿色后却以“电流般的速度”繁衍。“植物”的抽象化与“昆虫”的现代化，两种原本亲密无间的自然意象（以“草木鱼虫”并称）的结合忽然裂出一道罅隙，此中或许隐藏着现代化的寓意。

某种意义上，“绿”是日本诗歌的传统底色。在古典文学中，自然风物是日本定型诗最亲近的意象，比如，俳句就要求必须在短短十七个假名中加入能应和时令的意象，也就是所谓的“季语”。古池青蛙，乡关樱花，总归是不可少的情语，甚至正冈子规临终的绝笔俳句“咳痰一斗，丝瓜水亦无用了”，仍不忘用“丝瓜”这一季语点明初秋天候。然而，1920年代崛起的现代派文学彻底改造了“植物”意象的温柔敦厚。科学主义在文学中的渗透，将作为意象的“植物”从肉眼可见的春花秋果，抽象为生物学的形态结构图，分解为显微镜下的无数细胞。比如，堀辰雄的《燃烧的面颊》中就出现了用显微镜观察植物的场景，但在这里，花儿的雌蕊仿佛会为了引诱蜜蜂而主动献媚，而这种流露出奇妙侵略性的植物也成了主人公间同性爱情愫的催化剂。植物的意象变得抽象化、图式化的同时，却也在拟人化、荒诞化的延长线上进化，成为日本现代派诗歌关于爱、繁殖和暴力的隐喻。左川爱的“绿”显然存在于这种现代派文学的流变之中。但区别于东京的摩登作家，她写的是与日本内地的绿截然不同的另一种暴烈肃杀的北国之绿。

烈日的海打开了，缠住一丛蔷薇，只有被说出的话还在乞求宽赦，还想活下去。

——《落魄》

北国夏天的灼目烈日，由著入微，集中在一丛蔷薇花上，由实入虚，题眼最终定格在那些被说出口的、无家可归的话语上。而这一系列转变发生的背景，就是始终与诗人保持对峙的“自然”。绿与植物这些来自农耕文明的意象，逐渐在与日本文化传统的分道扬镳中显露出暴力的面相。常规的修辞、比喻、反讽、抒情的着眼点，乃至文学的定规与套路，在这里都被舍弃了。左川爱笔下出现的是日本人完全不熟悉的另一种自然。

相较于具有王朝文学风雅的京都，庶民艺术烂熟的江户，以及其后在现代化中狂飙突进的东京——北海道，长久以来都是边缘之地、苦寒之国，民间故事中扮演反派的异人、野人、化外民族居住的土地。左川爱的作诗法，既来自北海道的独特历史与自然，也来自欧美现代派文学的显著影响。但这两者间其实有种隐秘的关联：正是因为左川爱出生于缺少文化资本的边境地区，她才必须另谋出路。一如19世纪法国文学中的外省青年，或者，改革开放后崛起于乡野田陌的农民作家，由于地理因素或者政治经济不均衡，这些来自“文化沙漠”的创作者往往隔绝于本国丰饶的文学传统，没有沙龙、舞台与艺术展览，没有家传、师承与社会门路，他们必须寻找其他的文学资源。

于是，相对陌生化的外国文学，经常成为这些人另辟的蹊径。就像拉丁美洲或许比北京离莫言更近，相同的情况也出现在左川爱身上。只不过，她没有止步于渔猎阅读、模仿写作，而是亲力参与到先锋文学的翻译中。

实际上，在左川爱生前，她只出版过一本译诗集——詹姆斯·乔伊斯的《室内音乐》（ChamberMusic），而她本人的诗集在其身后才由友人伊藤整编辑出版。此外，她还翻译过伍尔夫、舍伍德·安德森、阿道司·赫胥黎。当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欧洲风头正盛，在大陆的另一端，无名的女诗人不再取法和歌、俳句、连歌，而是将英诗的技法化作自身的血肉，甚至可以说，左川爱是在翻译中学习成为诗人。她在日文版《室内音乐》的译者附记中表示：“我放弃了原诗的韵律，尽力译作相对准确的散文体。”

这意味着在翻译乔伊斯的诗歌时，她并未参照日本的诗歌传统，没有套用母语中的诗体翻译英诗。同时，这也意味着她放弃了日语既有的全部韵律与修辞，以及背后庞大的联想系统。换言之，她将日本诗歌悬置了，将日语相对化了，这不正是本雅明在《译作者的任务》中提倡的所谓能够改造语言的翻译吗？这样的翻译无疑已经是创作的预演。

这个家周围堆满了人的古老思想。

——已经苍苍如墓石。

夏天清凉，冬天温暖。

我一时以为是花开了，

却是一群衰老的雪。

——《雪之门》

就如研究者菊池利奈所指出的，左川爱的日文在词汇使用、语序、文体上都受到英文的深刻影响。英文中的“oldsnow”不仅指堆雪，也意谓积日累久的污雪，是个非常常见的词语搭配，但左川爱刻意硬译英诗中此类主语与述语的组合，“old”并未被译为引申义的“積もった”（堆积），而是写作原义的“年取った”（衰老），在日语中构造出新鲜的语言感觉。

病中黄熟的秋天在窗上写歪斜的阿拉伯字母。

所有时间在此地来来往往，

搬运它们的虚荣与声响。

雪还在烧雄鸡的思想与雁来红。

琴键上，手指弹奏空气。

音乐响彻间走向恸哭。

褪色后残留的那一日，

一群死停滞下来。

——《季节的单片眼镜》

“一群”这样奇异的量词既被用于雪，也被用于死亡，这显然也是模仿英语的名词复数形式。左川爱用日语中的“ら?ども?等”造出“種子ども”（种子们）、“葉等”（叶子等）、“草ら”（草们），抑或是玩弄量词造出“二頭の太陽”（两头太阳）的奇怪修辞。有赖于日语中的汉字，这些不自然的语法表述在中国人看来或许有种奇妙的亲切感，但在日本人眼中却充满了难言的怪异感。

对异国语言的研磨给左川的诗带来一种相距日语甚远的硬质感。不复和歌的珠圆玉润，不复俳句用语言断层捕捉刹那的努力。毋庸讳言，我们很容易从中读到语言欧化的“未完成感”。语言的未完成体现在意象的泛滥上，而通篇的意象又可能造成过分雕琢，这似乎经常被视为象征主义诗歌的“通病”。就像鹤冈善久的评价：“左川爱的诗中几乎没有社会意识，也没有让人感受到社会沉重感的危机意识。”

然而，不愿被统摄在某种意识形态之下，有意或者无意避开对政治与社会议题的处理，转向青春期的内面世界，这或许是少女诗人（乃至所有青春文学、大众文学、娱乐文学）的幼稚与软弱。但这些对自身的幼稚抱有巨大热情与坚持的青年，才能演绎“没有未来”的、庸俗而残酷的文学。正如《红与黑》中于连的生命戛然而止，避免了他日后成为谋一份好工作、娶一个好太太的小市民命运。这出戏码在左川爱身上演出得更加残忍，因为她不像于连那般只是感受到自身性格与社会的悖逆，隐约感知到自己“没有未来”，而是孱弱的身体、终生的病苦令她明确意识到自己“没有未来”——既是文学事业意义，也是生命意义，更是命运意义上的“没有未来”。在这样的意识下，左川爱写下的关于死亡的诗篇，即便尚显稚拙，即便驱使着唐突的意象，却也是握住肋骨磕磕绊绊写下的关于生命的“暴烈的绿”。

厨师握住青空，勒出四道指痕。

鸡汩汩流血。这里也有太阳在被碾碎。

蓝衣的天空看守前来拜访。

我听见日光的奔走。

他们在牢狱中守护比生命悠长的梦。

为了触碰刺绣里子般的外在世界，化作一只蛾撞向窗户。

如有一日，死亡绵长而蜷曲的髯须不再勒紧，

我们将在奇迹上跃起。

死扒开我的壳。

——《死髯》

1935年夏天起，左川爱感到腹部疼痛，9月末病倒住进医院，10月9日确诊胃癌晚期。年关将近，她决定回到世田谷的家中——等死。这一年，她一共只发表了11首诗、5篇散文、两首译诗，也都无甚声响。仅仅十日后，她在家中离世，差一个月不满25岁。

《死髯》是左川爱书写对死亡的感受性的诗篇。整首诗围绕着身体与死亡的关系展开，当死亡近在咫尺，病人的身体感觉逐一变幻成一层层“壁障”——被手指勒紧的蛋壳、如鸡蛋般被碾碎的太阳、牢狱的围墙、外在世界的刺绣般的墙壁，不断在破碎与监禁的状态间游离，却总难逃离这座柔软的监狱，直到死亡一片片扒开“我”的壳。诗中出现的所有动词都在为触觉与听觉服务，不断将死亡客体化，将死亡所固有的非日常的不速之客形象刻画成了一个仿佛摸得着、听得见的近邻，直到把最后一个动词“扒开”的行使权交到死亡手中。诗人的决绝分段显然也是为了这个目的。

《死髯》中不再看得到左川钟爱的绿，生命的暴力消失了，死亡带着晦暗的宿命搬到了诗人的隔壁。但颇有些玩笑意味的是，据说，罹患胃癌的左川爱在死前，一整个夏天只能吃黄瓜。

诗人井坂洋子与松浦寿辉在近来的一次对谈（《左川爱的诗：死亡·自然·谜一般的时间》）中提到，《死髯》中的“髯须”令人联想到男性的胡子，却也保持着植物藤蔓的卷曲特征。男性=动物=死亡，女性=植物=生命，隐隐然暗合的几组对子构成了诗歌意象群铺陈设计上的逻辑性。植物繁盛的生命力压过了动物（甚至发生了动物化），但恰如植物终将凋萎，夭折的左川爱也像大正、昭和年间涌现的许多女诗人一样，淹没在男性主导的诗坛历史中。不过，仅以性别下论断充其量是一种武断的幻想，近年来对日本女作家的重新发掘其实带来了一些有趣的视角：

现代主义文学的鼻祖爱伦·坡素有“厌女”的恶名，在政治上也趋于保守，然而，日本女性主义旗手平冢雷鸟在其创办的女性文学杂志《青鞜》创刊号至第十期上，陆续发表了自译的坡的诗歌；无独有偶，在长谷川时雨主编的专门发表女性作品的《女人艺术》杂志上，日本现代派代表性的女作家尾崎翠发表了自译的坡的短篇小说《莫蕾娜》（Morella）。换言之，从明治末年到昭和初年间，日本女性主义的崛起与同时代的现代派文学浪潮之间具有相当程度的亲缘性，那些曾经被抑制、被淹没的日本女性在舶来的现代主义文学中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坡难以排解的精神苦闷，充满哥特浪漫的毁灭命运，以及与对压抑型社会构造的批判，都让被禁锢在明治日本所设计的“良妻贤母”教育中的女性们感到共鸣。根据川村凑的考证，自从《青鞜》创刊以来，日本各地都出现了标榜现代主义的女性诗人——在东京活动的左川爱、江间章子，高冈的方等美由纪，秋田的泽木隆子，鹿儿岛的藤田文江……她们在各地创办文学同人杂志，比如高冈的《女人诗》和横滨的《海盘车》，在现代诗的世界中觉醒了女性解放的意识。女诗人富冈多惠子便认为，左川爱作为“诗人”的诞生是在《绿》这首诗的最后一行——“我被人抛弃了”。她在1978年所写《诗人的诞生：左川爱》一文中说道：“近代诗以降的日本诗歌，是男性诗的历史。尽管也出现过女诗人，大抵写的都是‘抛弃男人’或‘被男人抛弃’的体验，而几乎没有过‘抛弃人’或‘被人抛弃’的意识。”

左川爱的诗经常被认为是“无性别的”，她几乎不曾表述过那种被污名化的、归于女性的柔弱情绪，但这本身就是对“女性文学”的预设想象的一种反抗。在左川爱与传统日本文学的阴湿感彻底绝缘的、充满硬质感的文体与语言之中，我们听得到女流作家更加丰富、更加多声道的表达。

马奔下山后就疯了。自那日起，她只吃蓝色食物。夏日染蓝女人们的眼与衣袖，在镇子的广场上欢快旋转。

露台上的众客抽了太多烟，因而，马口铁的天空中留下了贵妇人发髻的涂鸦。我想将悲伤的记忆丢弃如手帕，如果你能够忘记恋爱、悔恨与珐琅鞋子！

我就不必从二楼落下。

海逼向天穹。

——《蓝马》

大片大片的色彩渲染，戏剧舞台式的场景设计，决然的措辞与断句，左川的日文语法使用得近乎冷漠，没有日语诗歌中俯拾皆是的语气词与多余助词，毫不夹缠萦回（也就无处生出余情），全然像是从西欧语言迻译而来的诗、嫁接而来的树。《蓝马》的主色调不再是明绿色，而是逼向天空的海蓝色。染蓝的疯马，染蓝的疯女人，蓝色食物，奔驰在内在经验中的马将蓝色带向了外部世界的人们，小镇乃至天穹最终都被海或蓝侵吞。我们不必对这些疯狂的意象作何解读，比如疯马或许是自我的分身、动物寓示女性中的他者云云，这样的解释反而会削弱诗的感受性力量。有谁能够读不出在这些文字中，在蓝色食物中，在女诗人透明而美好的感受性中蔓延的绝望呢？

极富戏剧性的是，在左川爱身后近一百年的沉寂中，间或有诗人或作家提及她的名字，但终究只是极少数读者中流传的无名诗人罢了。直到2015年，自幼生活在美国的日本女诗人SawakoNakayasu（中保佐和子）将她的诗歌译为英文结集出版，使得“左川爱”在英语圈声名鹊起。说来不知是历史的玩笑还是补偿。百年前，左川爱将文坛巨匠乔伊斯译成日文，将最前沿的世界文学带回日本；百年后，SawakoNakayasu将杳然无闻的左川爱译成英文，让被湮没的声音重新响起。2022年，日本的书肆侃侃房出版了《左川爱全集》，收录了诗人存世的所有诗歌、散文、书信，却也只有一卷的体量罢了。但这已为读者提供了莫大的方便，因为左川爱作品的上一次出版还要追溯到1983年。2023年9月，川崎贤子编选的《左川爱诗集》被收入岩波文库，似乎标志着这位诗人占得了文学史的一席之地；11月，日本的权威诗歌月刊《现代诗手帖》策划了一期“世界中的左川爱”特辑，这位被遗忘的诗人仿佛一时间成为炙手可热的文学明星。

然而，这些热闹到底与左川爱的诗也无甚关系。在左川爱曾经搭乘的函馆本线上，摇摇晃晃的蒸汽火车早已变成电车。再过几年，这条铁道也将废弃使用。但到了五月，北海道的旧雪消融后，巨大、明亮而猛烈的绿色将再度醒来，涌进每一节车厢，染绿行人们的眼睛与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