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晖/文 庐山别墅群的形成

胡适先生在游完庐山后曾写道，庐山有三处历史遗迹代表中国三大趋势，其中牯岭代表了西方文化侵入中国的大趋势。在近代，牯岭是庐山的代名词。

牯岭的英文为Kuling，Kuling是cooling的读音，cooling是清凉之意，牯岭街后山叫作牯牛岭，由此牯岭这个中西合璧的名字得以确定。19世纪末，长江沿岸地区夏季炎热的天气成为西方人士在中国定居的阻力。一位来自英国的传教士，当时只有22岁的李德立看中了庐山可以避暑消夏的优势，利用不正当手段租下庐山大块土地开发，他把地皮分成块编号后出售，并获得丰厚的回报。牯岭的开发，使得庐山拥有20多个国家风格的别墅。胡适先生在美国留学多年，对西方的建筑及风土人情很了解，这些洋溢着西方情调的别墅让他感到震撼。正因为这些别墅，庐山已跟其他名山大川都不同，它给我们还原了庐山在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不可替代的位置。

牯岭山城的形成有两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为1896-1927年，此阶段，李德立成立的牯岭开发公司对庐山长冲河区域做了合理的规划，他的目标是把庐山建成中国第一个山地自然式花园城市。这个阶段主要是外国人上庐山购地建别墅，至1927年，已有别墅500余栋，大多为西式建筑，集中于长冲河区域，牯岭山城基本形成；第二阶段为1928-1938年。此时的庐山已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夏都”，大批党政军要员和各领域的名人纷纷来到庐山购地建房，其中也有从外国人手中购买二手别墅的。至1938年，牯岭的别墅已达1500余栋，牯岭山城达到成熟、完美的阶段。

美国教堂与92A别墅

由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毁坏，再加上岁月的磨痕，庐山现存600余栋20个国家风格的别墅。这些别墅各有特色，它们为庐山增添了具有异国风情的文化遗产，展示了庐山曾经是中西合璧、多元文化的交流中心，由此也留下了许多中外人民交往的美好故事。在这600余栋别墅中，我对美国教堂情有独钟。美国教堂外表粗犷、厚实，是用不同形状、不同大小的石头垒积而成，如庐山其他许多别墅一样，它也有扶壁，两头的扶壁并没有显得累赘，反而增强了它的观感。小块青石板铺成的屋顶简洁、明快，整栋别墅给人一种静默之感。而墙体的玫瑰窗，为这栋别墅增彩不少，且毫无违和感。教堂旁边有棵百年银杏，与教堂融为一体，成为庐山秋季和婚纱摄影的网红打卡点。

美国教堂建于1910年前后。民国时期，在此服务的是鲁茨主教，他的家就在教堂往下100米的一栋别墅，在庐山开发的图纸上，地块标号是92A。这栋别墅的故事的解密，得益于牯岭美国学校协会会长史蒂夫，他把鲁茨家族档案管理者介绍给我，于是揭开了鲁茨家族在中国一个世纪以来的故事，其中有两代家族成员与周恩来总理夫妇拥有半个多世纪的友情。

鲁茨家族在中国

鲁茨家族在中国的第一代成员鲁茨主教夫妇，都出生于美国家境殷实、关系和谐的大家庭。为了信仰，19世纪末他们先后从美国不同的地方来到中国的汉口。来中国之前，他们就开始学习中文，来到后，他们继续学习中文并给自己取了中文名字，鲁茨主教的中文名是吴德施，主教夫人的是顾美玉。有着相似家庭背景的他们，在中国相识相知相爱并结婚生子。他们为自己的孩子们也取了中文名字。

鲁茨主教很年轻就成为湖北教区的主教。百年中国近代史表明，西方传教士是入侵中国的先遣军。但在不同历史阶段，有少数传教士对中国人民友善，鲁茨主教夫妇就是这少数传教士之一。鲁茨主教在中国传教40余年，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主教，他在中国工作期间帮助中国做了不少好事，是中国革命的同情者。他曾在教会的英文杂志上为中华民族辩护，他认为中华民族不亚于其他优秀民族，他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都是朋友，他根据当时的实情发表文章预言中国共产主义的最终胜利，这些言论在当时是非常少见的。在辛亥革命期间，他曾运用自己私人关系通过美国公使的干涉，帮助了多名革命志士免于死刑，孙中山先生也曾受到他的庇护。鲁茨主教夫人是主教的得力助手，除了相夫教子之外，还担任了很多工作，帮助向他们求助的人们。她在中国工作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她创立了女子走读学校，帮助当时很多的中国女性改变了命运。主教夫人因常年无私奉献、辛勤的劳作而过早去世。

鲁茨主教夫妇在中国育有五个孩子，孩子们的少儿时代也都在中国度过。大儿子约翰是一位国际记者和作家。次子洛根从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获得医学学位后不久就回到中国，参与武昌同仁医院（武汉第三医院的前身）建设。洛根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感情，他要为中国人民服务的信念，让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没有选择回国，虽然他曾被日本人软禁、被迫为日本人工作，最终他带着家人设法逃脱，从海上转至东南亚，通过滇缅公路，最终到达云南，继续在中国的国土上用自己的医术为中国人民服务。抗日战争结束后，洛根带着家人回美国休假，接着再次返回到中国并在医院工作。他和家人直到1951年才不得不离开中国。主教的大女儿弗兰西丝出生在庐山92A别墅，她出生时，主教在家门口种了两棵厚朴树，这两棵厚朴树见证了庐山百年的风云变化。弗兰西丝从小学习钢琴，从美国的音乐学院毕业后回到中国。在母亲去世后，她继承了母亲的工作，成为鲁茨主教得力助手。在抗日战争期间，她曾经和父亲专门为抗战在海外募捐钱款，也在中国义演，并购买物品送至抗战后方。1938年4月，她和父亲一起离开中国。

鲁茨主教家族三代人，从19世纪末到1951年全部离开中国60余年的时间里，他们经历了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亲历者。他们还经历了1931年大洪灾、饥荒，在混乱残酷的时期，他们没有选择回国，而是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尽自己能力帮助中国人民。后来因各种原因回到美国后，他们也在以不同方式传播中国文化、为中国人民发声，他们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

与庐山的情缘

鲁茨主教家族与庐山有着深厚的渊源。庐山是主教向夫人求婚和他们新婚蜜月度假之地，婚后他们在庐山置地建房。每年的夏天，庐山是家族成员度假的地方，他们在庐山留存了太多美好的回忆。

鲁茨主教的五个孩子有三个出生在庐山。主教曾在庐山他自己服务的美国教堂为次子主持婚礼。主教夫人的最后的日子是在庐山度过，她去世后就葬在庐山。在她去世的前几天，他们的第一个孙女出生在庐山的家里。牯岭美国学校是庐山上几个外国学校之一，它的建立与鲁茨主教夫妇的推动密不可分，他们甚至写信给在美国殷实的家族寻求经济上的支持。他们家族的第二代孩子们在学校就读过，主教夫人曾担任过学校的代理校长。主教的三个孙子辈孩子都在庐山读过书。1945年，在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那一年，鲁茨主教在美国去世。去世前，他要求家人在他去世后把他的心脏取出，葬到庐山他妻子的旁边。鲁茨家族三代成员在庐山经历了人生所有重要时刻，此家族的故事是众多外国家族在庐山故事的典范。

与新中国总理的友情

鲁茨主教一直是中国革命的同情者。1927年5月下旬，周恩来秘密转移到武汉时，曾在鲁茨主教英租界宅院里避难，由此双方相识，结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不解之缘。就在此不久，第一次国共合作宣布失败，鲁茨主教再次冒着生命危险帮助周恩来死里逃生。自1927年一别后，周恩来与鲁茨主教阔别十年再未相见，直到1937年周恩来才回到武汉与他重逢。在武汉期间，周恩来夫妇是鲁茨主教家的座上宾，并成为他们的家庭朋友。

为帮助中国人民抗战，鲁茨主教还在海外开展募捐活动，他亲自把所得一万余美金的善款送给在汉口的八路军总部。在周恩来的帮助下，1938年2月上旬，鲁茨主教大女儿弗兰西丝·鲁茨带领一个国际代表团和两卡车急需的药品用品，去山西东南解放区慰问，受到八路军总部领导的接见。1938年4月，鲁茨主教和弗兰西丝回国之前，弗兰西丝举办了钢琴音乐会进行义演，这是她送给中国人民的告别礼物，所得善款全部捐给了难民。周恩来参加了她的义演并发表简短讲话。周恩来为他们举办了告别宴，临别时，他用毛笔为主教题词：“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这是吴主教在华四十年的最后宝获。”“嘤嘤其鸣，求其友声——这是我们希望吴主教带回国去的福音！吴主教念存，周恩来。1938年4月。”

1949-1972年期间，尽管周恩来总理与鲁茨主教家族无法联系，但在合适的外交场合，总理总能打听到鲁茨家族情况，他知道新年贺卡往哪里邮寄，在家族成员重要的日子时，总会想办法发去贺信。鲁茨主教的长子约翰·鲁茨是作家和国际记者，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他是受邀来华的记者之一，参与了对周恩来总理的采访。约翰一回到美国就向《时代》杂志和《纽约时报》报道了他对周恩来总理的访问。1974年10月，周恩来总理在医院接见约翰，他是总理最后接见的两位美国人之一，约翰临走时，周恩来总理说：“中美之间的大门不应该关上。”回美国后，约翰开始撰写《周恩来传》，并于1978年出版，很多关于周恩来的事迹都在里面有详细记载。

1971年，约翰回国时，还带了一封周恩来总理邀请弗兰西丝·鲁茨·哈登和丈夫来中国举办音乐会的邀请函，哈登夫人收到邀请函后开始谱写《庐山组曲》。在北京音乐会前两周，哈登夫人带着丈夫回到她的出生地——庐山进行了一次朝圣之旅。庐山是哈登夫人童年记忆的神山，是她灵感的源泉，是为她音乐增彩的地方。当她回到她的出生地，多年前的影像和声音从身体的记忆中渗透出来。在这次旅行中，她完成了这不朽的乐章《庐山组曲》。1972年10月3日，哈登夫妇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双钢琴音乐会，《庐山组曲》全球首演，并且是他们北京音乐会的第一首曲目。音乐会上，哈登夫人用中文向观众致辞，将她的《庐山组曲》献给“全世界的中国人民”。这次演出是尼克松外交努力与中国建立文化关系的一部分。他们离开北京之前，与周恩来夫妇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的团聚，哈登夫人拿出老照片与总理分享。时光荏苒，总理的老友虽已离世，但这段真挚感人的友谊却在岁月的打磨中历久弥坚。1973年美国费城交响乐队来华演出，这是1972年哈登夫人在与周总理见面时推荐的来华乐队。2023年11月，费城交响乐队访华50周年音乐会在北京举行。

《庐山组曲》后续故事

1972年《庐山组曲》在中国为期七周5个城市的7场演出结束后，哈登夫妇到日本录制了一张LP唱片，收录了包括《庐山组曲》在内的北京双钢琴音乐会的曲目，唱片取名为《北京首映式》，1973年在日本发行。北京音乐会后，《庐山组曲》作为哈登夫人的故事的延续，以一种更深层次的深入人心的方式，编入数百场演出中，他们也曾经在美国白宫为尼克松总统夫妇和来访客人演奏此曲。同时他们还参加了媒体的不同活动，讲述庐山、讲述中国的故事。

创作《庐山组曲》多年之后，哈登夫人与英国作曲家威廉·伦纳德·里德以及北京交响乐团合作，围绕这段旋律完成了管弦乐的编曲。1987年4月，哈登夫妇受邓颖超和时任外交部部长黄华的邀请再次来华演出，他们与北京管弦乐团合作演奏了《庐山组曲》，完成了另一场世界首演。1989年,《庐山组曲》和哈登夫妇演奏的其他一些音乐盒式磁带在美国首次发行，磁带被命名为《双钢琴庐山组曲》。

哈登夫人曾说过，“我们都爱人民，我们对成就伟业没兴趣。用中国人的话说，我们要为人民服务，打开人民思想和心灵的大门。”哈登夫人的一生丰富多彩，她用传奇的经历、持久的友谊、动人的音乐和爱颂扬中国，《庐山组曲》是可以一直延续的永恒故事。牯岭美国学校协会会长史蒂夫认为，《庐山组曲》在1972年中美关系缓和中有积极促进作用，这得益于周恩来与鲁茨主教家族的个人友谊。但是《庐山组曲》的故事正在被历史遗忘，史蒂夫相信我们有机会再次讲述这个故事，可以把它作为庐山长期文化交流项目的一部分。

根据庐山别墅的记载，庐山有近200栋美国风格的别墅，其中包括美国学校和美国教堂。庐山上中美民间交流的美好故事不在少数，鲁茨家族的故事只是其中之一。尊重、理解和包容，是人文交流的基本原则，多年来，中美人文交流为促进中美关系发展发挥了独特的积极作用，成为推动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柱。尽管中美之间存在差异，但在中国、在庐山的中美人民交往的故事，证明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的人们可以共同努力，建立跨越几代人的友谊。人文交流拉近了两国人民的心灵距离，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加深了两国人民彼此的理解和认同，丰富了中美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发展注入不竭动力。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一定能够代代相传，用共同努力架起的友谊之桥，会继续传播爱与和平。

（作者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评估专家，《印象庐山》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