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芝/文

加勒特·马丁利的《无敌舰队》（再版名《西班牙无敌舰队》）这本写作于二战结束后不久的小书，对于经验老到、视野广博的阅读者来说，可以轻松察觉出其隶属于英美历史写作的小传统程度之深，即同样注重历史叙事的可读性，而不仅仅是学理性。《无敌舰队》此书无疑是这一小传统的集大成者，其写作技艺之娴熟，其故事内容之入胜（这其中也有译者润色的功劳），以至于有时让人忍不住怀疑这究竟是一部精彩的历史小说，还是一部严肃的历史著作。而本书中作者对伊丽莎白女王行为细微之处的别致解读，究竟是脑补过甚，还是与几个世纪之外的古人心有戚戚焉，我作为这段历史的门外汉，也实在拿不准主意，想来大部分读者亦是如此。

与政治人物暧昧不清的历史行为一样，无敌舰队覆灭这件事，在口耳传播，纸笔交流之中，也逐渐变得面容模糊，人们在这重大的历史事件上加诸了过多的情感与投射，以至于它理当归类于历史的神话，而不是历史的事实当中。

因此对这些“神话性”的历史事件，必须跳出窠臼去书写，而本书可贵的地方是，用为其作序的埃利奥特教授的话讲：“它并没有将故事仅仅局限于英国，或者英西双边关系的历史剧本中，而是将此事置于全欧洲这场大戏之下，这场历史剧不仅涉及伦敦和马德里，巴黎、布鲁塞尔和罗马也都深深地卷入了戏剧冲突”。可以说，无敌舰队的起因与发端，以及围绕其形成与展开的欧洲国际关系与宗教战争大背景，或许是本书最精彩，最有类其他著作的地方。反倒是无敌舰队覆灭本身，虽然花了大力气叙述，却没有多少新见，反倒显得可有可无，更像是一个添头。

在作者笔下，这个精彩故事的发端源自对前法国国王的遗孀、遭国人放逐的苏格兰女王、英女王第一顺位继承人、伊丽莎白的表妹玛丽·斯图亚特的处决。尽管按作序的埃利奥特教授的看法，整个故事或许更适宜从德雷克完成于1577年至1580年的环球航行开始起笔，是这次周游而非苏格兰的玛丽女王在1587年2月18日的死刑处决，让利益遍及世界的西班牙帝国感到了真切的威胁。

至于这个被表姐伊丽莎白女王囚禁十八年，临死前依旧风情万种的天主教殉道者如今被处决，表面上首先是因为她活着便能唤起英格兰内部那些依旧信仰天主教的老派人物的忠诚，威胁伊丽莎白统治的稳定，可以说只要玛丽尚在，天主教势力就会作为强大的政治派别一直存在，绝不会死去。其次，一旦已经53岁的伊丽莎白女王宫车晏驾、山陵崩殂，让天主教徒玛丽继承英格兰这个新教王国，考虑到她的身世及其周边人士的性格，她一定会试图复兴罗马天主教会，那时必然发生的将不是叛逆怀亚特领导的短暂骚乱，而是举国沸腾、你死我亡的宗教战争。最后，只要这位天主教的王储存在于世，他们的伊丽莎白女王就没有一天不面临生命威胁。只要想到新教世界三巨头中的其他两位已经因为刺客凋零谢世，在波谲云诡的海内外阴谋中被发现的大胆狂徒又是如此之多，这种恐惧绝不是无稽之谈。素以忽视自身安全、不带警卫出行而遭人诟病的女王居然不曾被他们得手，反倒是件咄咄怪事。

而在故事的背后，是整个欧罗巴宗教矛盾日益激化的狂郁氛围的体现，新教徒与旧教徒不共戴天，无法忍受彼此的存在。虽然伊丽莎白出于现实利益考量，并不乐见她这个很令她厌烦的表妹就这么死去，尤其是以殉道者的身份被处死，但自路德裂教七十年来累积的仇怨与血债，已经将西欧以宗教为标签决绝地一分为二。这既令血肉与财富被无止境地投进外人眼中无意义的争斗里挥霍一空，又大大束缚住了政治人物的手脚，使其失去了他们的前辈，那些如狮子一样凶猛，如狐狸一般狡猾的文艺复兴君主巨大的行动空间。在1587年，六十年前马基雅维利关于欧洲日后将是那些行事无所不用其极的新君主为所欲为的舞台的预言，只说对了一半，老鼠纷纷跳上餐桌，但政客的理性谋算反而要倒过来为植根于社会心理最底层的狂热欲念服务。

西欧社会相较于亚洲国家一个很明显的特点是，每过一段时间，萦绕在社会之中的某种意识形态便会一点点浮出水面，将被这种意识形态拣选的散沙人群，抟土揉成硬实的皮格马利翁，与旧有的政制做激烈的斗争，推动社会毫不留情地向新的形态（哪怕这种形态最后的结果可能并不在当事人的意愿中）演变。直到吞噬血肉的神明餍足，或者说新形态完成为止，方偃旗息鼓，将舞台让给马基雅维利的徒子徒孙们自娱自乐，但聪明人都知道此时的安稳并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两次神系战争中的间歇期。

从部族国家到封建国家到领土国家到绝对君主国到民族国家到福利国家，西欧一千五百年历史，特别是晚近五百年历史里狂飙突进，社会结构与国家形态多次由内到外，发生破茧成蝶般的大变化。历史学家能看出里中惊人的延续性，但如果只看外表今天的欧洲人与他五百年前的祖先仿佛两个物种，更不要说一千五百年前的那群野蛮人。

这种推动欧洲自我变革的力量，无疑很大程度上起源于基督教会的内部革新，自西欧皈依基督教后，每隔两百年左右就会从底层兴起一股批判上层社会腐朽，进行教会自我清洁与改革的运动，路德的裂教最有名，但绝非最后一次。只是路德以后，欧洲的意识形态斗争逐渐从宗教转向世俗，大众政党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挤占了教团的生态位，或者说大众政党就是今天的传道团，扒开一个在群众集会上演讲的党棍的皮，就能看到皮下中世纪传教士的血脉在跳动。

1587年的欧洲人明显与抵制变化向往安定的古希腊哲人更心有戚戚焉。然而个人的力量抵不过时代的洪流，只能带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投进残酷的宗派厮杀中，为了多一分生机，于是歇斯底里地摆出一副穷凶极恶的样子，作为欧洲少数派的新教徒势力更小，就更得表现出一副强硬的姿态。

天主教徒固然势大，但有时也会与新教徒陷入同样的恐慌当中，比如处在内战之中的法国人，就谣传一万名胡格诺派教徒已经在巴黎的地窖和偏僻小路潜伏完毕，时刻准备在夜深人静之时起事，割破所有天主教徒的喉咙。也许是因为对圣巴托罗缪之夜记忆犹新，开创了这种宗教论辩新形式的巴黎人格外担忧屠杀会反过来加诸己身。

共时性的恐慌推动了又一个末世论的潮流在传播扩散，关于灾难的预言以当时人无比信服的数字命理学与星象占卜的形式传开，所有人都相信接下来的1588年是灾难之年。玛丽女王的死，是这一恐慌的结果，又加剧了恐慌带来的预言的自我实现。

另一边，虽然在她统治期间，英国才真正成为新教国家，但伊丽莎白女王明显不是一个虔诚的新教徒，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者。一直被质疑的正统性、作为女子无法像男性成为军事统帅的缺陷，以及缺乏国家机器财政收入微薄，促使伊丽莎白只能通过随机应变的权术驾驭这个桀骜不驯的国家。但作者指出，正如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国民，发自内心拥戴这位带给他们长久和平与经济繁荣的女王一样，没有配偶没有后代的童贞女王也出自真心热爱这个从先王们那里继承来的国家。所以作者认为，在伊丽莎白时代经常能见到的无比肉麻的女王与国民互表爱慕，绝非浪子与优伶之间的逢场作戏。因此为了国家的利益，伊丽莎白女王并不愿意玛丽女王被处死，哪怕代价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过去的二十多年里，玛丽一直是西班牙与英格兰之间的锁钥，只要玛丽不死，被宗教激情主导的腓力二世脑海里就会有一个小角落提醒他，如果推翻伊丽莎白，王冠落到玛丽手中，英格兰就肯定会倒向强敌法兰西一方。而现在这个锁钥被英格兰亲手斩断，英国并非只有女王是智者，看不出这样做的后果。但随着西班牙的越发强大，与新教领袖的相继薨逝，欧洲的权力秩序已经失衡，被迫成为新教领袖的英国已经没有余裕再作壁上观。

自登基以来，凭恃女性的智巧和诡谲，对明确旨意的有意回避，对谜语和模棱两可的本能偏好，以及故弄玄虚的怪诞技艺，伊丽莎白将身边的廷臣和顾问、外交官和使节、欧洲大陆的国王和各股势力全都放入苦心打造的连环锁中，让部分与部分之间巧妙而精致地互相牵制，达乎均势，而她自己则自由自在，见机行事。凭借她的努力与机运，过去二十九年英国从无谓的厮杀中抽身出来，获得了和平发展的福利。但国际政治的刚性结构，让她被迫在廷臣与议会的施压下，违背本心，不情愿地派德雷克袭击西印度群岛，派军队参与荷兰的战争，玛丽的死是这一不可逆转进程的一部分。

某种程度上来说，伊丽莎白与玛丽很相似，即使以女王之尊，在不断趋近的命运面前也没有多少选择之地。伊丽莎白恐惧战争，战争既无利可图（在今天所谓黄金时代被史学家认为名不副实，主要原因便是她统治的后期与西班牙全面开战，国库空虚、财富虚掷，与议会的关系日益紧张，留给后继者一个烂摊子），也是因为作为一个控制欲很强的人，她却无法控制战争，只能坐等结果。

玛丽死后，有关伊丽莎白的记录出现三副截然不同，甚至彼此龃龉的面孔：一脸开心地对廷臣赞赏他们的忠诚；对外交使节抛出替罪羊，哭诉并非自己本愿，全是臣子自作主张；在自己的寝宫中对命运报以绝望与泪水。作者认为，这三张面孔全都是伊丽莎白。

玛丽之死的消息，很快扩散开来。在法国，正深陷“三亨利之战”的内战当中。这三位当事人分别是：瓦卢瓦的末裔，在新旧教间摇摆不定，热衷与男宠在一起，没有合法男性后裔的法王亨利三世；法国新教徒胡格诺派的领袖，法国王位第一顺位继承人，波旁家族的纳瓦拉国王亨利，日后为了王冠改信皈依的法王亨利四世；法国天主教领袖，玛丽的表哥，受到西班牙驻法大使门多萨资助的王位觊觎者，来自洛林的吉斯公爵亨利。从现有的记载来看，这三位亨利都不是虔诚之人，世俗的谋划高于属灵的胜利，但他们也不介意利用宗教的符号，特别是吉斯公爵亨利。

消息在2月28日传到巴黎后，掀起了为时两周的对英国与法王的抨击，吉斯公爵推动反胡格诺的神圣同盟，整个巴黎都在攻击法王没有努力营救玛丽，竟选择与英格兰女王、纳瓦拉国王这样的异端结盟，无视西班牙的友谊，置天主教会的安全于不顾。其背后是发誓要为两年前被英国驱逐复仇的门多萨，目的是为了削弱法王的力量，确保西班牙对英国的攻击无后顾之忧。多年的接触与流亡者的怂恿，使门多萨相信伊丽莎白麾下的英国虚弱无比，西班牙只要登岸，就会有大批天主教徒群起响应。

而法王这边，虽然他曾是对胡格诺造成沉重打击的名将，但自他登基以来诸事不顺、王权蒙尘，国家处在分崩离析的边缘。神圣同盟一方攻击他出卖玛丽之事多半不实，但玛丽作为吉斯公爵的棋子，一直横亘在他与英国之间，阻止两国修好反对西班牙。为了庆祝此后增大的行动空间，法王并不介意忍受臣子的些许抨击，再做出样子哀悼他这个没有感情的嫂子。随着消息在3月13日的玛丽葬礼上传开，处在西班牙霸权下的意大利的政治家比法王还要开心，在他们看来新的英法同盟正呼之欲出。用作者的话说，没有哪位意大利政治家不曾暗地里翘盼，欧洲会从不可通约的宗教敌对激情中恢复平静，回到权力政治下精打细算的游戏中来。

可惜上帝已经决定了，文艺复兴君主的好年头请在下个间歇期再期待，现在是新的十字军时代。

大概是3月25日，消息传到门多萨的主人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手中。这位将亲手兴建的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作为居所的修道士与独裁者，和上面提到的人都不同，宗教的得救如果没有优先于世俗的霸业，至少在他的考量里并驾齐驱。但他在得信的好多天里没有反应，抛开他优柔寡断的个性不谈，远征英国超出了当时西班牙国力的允许。尽管西班牙是毫无疑问的当世第一强国，但统治者的世俗欲念与宗教激情，使西班牙要在地中海匹敌奥斯曼，在意大利对抗法兰西，在法兰西干涉三亨利，在低地平息联省的叛乱，还得在德国协助镇压新教诸侯。

西班牙可以在任一战场完成目的，但同时进行这么多目标已经使西班牙的战争机器不堪重荷，而如今还要多一个英国？考虑到西班牙的舰队一旦启程，心怀不轨的法王也可能会与英国、纳瓦拉联手，即使腓力二世并不是迟疑不决的人，现状也会浇他一头冷水。为了他的野心，他的虔诚，西班牙已经债台高筑，在他的一生中四次破产清算。

但“上帝必将支持他的事业”的自信最终还是压倒了其他考量，行政改革带来的资料量的急剧增加配合他事无巨细皆要干预的超强控制欲，使他沉迷于案牍工作的琐碎中，损害了他的洞察力，以及玛丽之死，使西班牙不必忧虑劳师远征最后便宜法国。虽然半心半意，西班牙的行政机器又一次吱呀作响，满负荷启动。腓力向教宗牌ATM机狮子大开口，要了100万杜卡特金币与英国王位的宣称，去信他分散在天南海北的领地，东拼西凑调动物资。

而在同时期的英国，伊丽莎白为了抵御西班牙在三条战线上的威胁紧锣密鼓筹备着，她一边继续维持踏上尼德兰的军队，一边雇佣新教军队加强胡格诺派的力量——一如西班牙怀疑法王会倒向英国，伊丽莎白也担心左右横跳的法王选择西班牙——再挤出资金赞助身无分文的纳瓦拉国王。

最后在要不要派出德雷克先发制人这件事上，伊丽莎白一直举棋不定。她从来没有放弃过恢复和平、缓和局势的愿望，一直在与西班牙谈判，一如西班牙在尼德兰的统帅帕尔马公爵做战争准备之余，也没有放弃过和谈。伊丽莎白既忧虑派出德雷克会毁掉自己的退路，又忍不住期望假如无敌舰队来袭的时间真能被推迟，谁又能知晓这会结出怎样的纯属意料之外的时间之果？在过去，她就通过拖延使局面转向有利于她的一面。最后的决策很符合伊丽莎白的风格，她下达了出发的命令，又在之后派人收回成命，而等人4月12日快马加鞭到达港口时，德雷克早就启航了。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巧合，作者认为这不过是女王与德雷克心照不宣的默契。

德雷克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他对西班牙港口、船只的接连袭击和劫掠不仅使这一年西班牙休想派出舰队，还为伊丽莎白带来巨大分红。但伊丽莎白想要缓和关系的心愿也落空了，虽然可能从一开始这心思就不切实际。她在接下来的秋天到第二年的三月份，一直在压制臣子的请战热情和对西班牙的防御准备。

伊丽莎白凭过往经验，相信曾经通情达理的腓力能够妥协。她以己度人，认为腓力可以像她在英国那样，不强求所有人信仰一致，撑起只有一种信仰的门面便满足，从而结束荷兰战争，回到英格兰—勃艮第同盟，一起对抗法国的传统。

然而腓力的宗教热诚日甚一日，年甚一年——欧洲天主教君主有一个有趣的共性，如果年轻时他的私生活放荡不羁，那么他年老时往往会格外虔诚，腓力的父亲查理五世如此，日后压垮西班牙的路易十四也如此——于是，他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将被糟糕的紧迫感反复折磨，俨然落入了自感时日无多的绝望状态。因此他不再有过往的从容，一直反复催促臣民，哪怕没有完全做好准备，后人认为，无敌舰队的130艘战船具有海上决战能力的只有20艘。但与此同时，他又笃信自己正沿着上帝为他预设的道路大步向前，一如历史上所有的圣人和世界征服者，满怀信心、坚定不移、盲目轻率。因此他任才会命没有海军经验，并对此很有自觉反复请辞的西多尼亚公爵为舰队统帅。

西班牙的战争机器滚滚开动，6月9日到8月5日，帕尔马公爵围困并拿下了斯勒伊斯港口，可供无敌舰队靠岸转移部队。在法国，受西班牙资助的神圣同盟军队在法国西南部的库特拉包围了纳瓦拉国王带领的胡格诺军队，只要这支胡格诺的精华被消灭，法王便会落入吉斯公爵与神圣同盟控制中。到时帕尔马的侧翼部队将不会再受到威胁，法国海港将会充当入侵英格兰的安全基地，法国的船只和人力将对西班牙无敌舰队形成极大的战力补充。

可惜在10月20日的战斗中，纳瓦拉国王奋勇争先击败了法王前男宠，后投向吉斯的茹瓦斯公爵的大军，并很聪明地没有进一步向法国腹地进军扩大胜利。他派出自己的密友蒙田做中间人，向法王缓颊以共同对抗神圣同盟。法王虽然无力驾驭时代的波涛，却不乏军事将领的眼光。他知道茹瓦斯多半讨不了好，将会深陷卢瓦尔河南岸的战事。这样被伊丽莎白雇佣的德意志新教军队从洛林入侵法国时必然会在洛林停留一段时间，吉斯公爵为了守卫他的领地只能依靠自己有限的人手，也就不得不被敌人围困。

法王已经预备了一只强大的军队，只等吉斯公爵灰头土脸时亲自率军，阻拦纳瓦拉国王和德意志人相会。他对胜利成竹在胸，在吉斯落败后，只需要一场胜利，他就将再次成为真正的法国国王。但法王的打算落空了，雇佣军没有在洛林停留，径直进入法国本土，吉斯紧紧跟随这只军队。他深通包装与宣传自己的秘诀，虽然力量有限构不成敌人的威胁，却时不时送去供在巴黎展示的战利品。巴黎人每天都会从一百座布道坛上得知吉斯公爵授意通报的信息，得知吉斯正身先士卒捍卫敌人通向巴黎的道路。僧侣们同时谴责本该保卫巴黎的法王隐军不发，无疑在与异端密谋。若无英勇的吉斯公爵，巴黎人必将被新教匪徒戕害。

因此等库特拉的消息传到时，事态已经超出法王的控制。他只好与雇佣军谈判，使他们撤出法国。由于谈判进行地很顺利，为了避免巴黎人最后认为是靠法王的大军与威严平息了战争，吉斯公爵发动奇袭，收获大捷。胜利并没有影响战争的结束，却能使巴黎相信一切都是吉斯的功劳。法王之后的声辩不仅没有生效，反而赢得被臣民群起攻之的侮辱，到1587年的年底，巴黎的空气中正在隐隐酝酿着革命的味道。

在经过将近半年的酝酿和推动后，1588年的5月12日，这天后来被称作街垒日，受门多萨支持的吉斯公爵进入巴黎，发动政变。法王调军进京，结果巴黎人民群情激愤，自发上街构建街垒阻遏王师。法王最终被迫放弃巴黎，逃亡沙特尔。面对吉斯在巴黎的威胁，他的宠臣埃佩农公爵无法控制诺曼底，这解除了法国对西属尼德兰的威胁，使帕尔马攻打英格兰时侧翼无忧。

由于在法国的谋划成功，以及受已经不耐烦的腓力的反复催促，没有做好完全准备，但依然是当时世界最强大海军的无敌舰队，在1588年的5月28日启程，前往英格兰。具体的结果大家都知晓，英国海军使无敌舰队在两次海战中失利，阻止了其转移帕尔马的部队登陆英国的意图，并迫使无敌舰队向北航行，在苏格兰附近海域，遭到了使舰队和人员受到严重损害的暴风雨天气，据说只有68艘船能返回故里。

但总体而言，这场海战远远不到西班牙海上霸权被英国夺走，这一后世附会的认知。西班牙元气大伤，但仍有力量继续派出新的无敌舰队，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英西两国反复派出舰队进行无利无望的远征，除了空耗钱帛，没有达成多少战略意图。这些失败对国力弱小的英国更加不利，等伊丽莎白去世，英国隐隐在海上被西班牙压制，她在英国的声望也大不如前。

海战的胜利最重要的是成为英格兰，乃至整个大不列颠国族神话构建中的里程碑与怀中道标。英国人从此深信，只要有皇家海军在，敌人就不能越过英吉利海峡征服不列颠，夺走英格兰人最古老的自由。这种顽固的信念在拿破仑战争和二战里反复燃起，成为上下一心，共御时艰的动力源泉，又因为战争的胜利反复加固。对于欧洲其他国家来说，也有深远的影响。用作者的话说，自查理五世以来，欧洲各国一度只看见西班牙这位巨人迈步向前，从胜利走向胜利。命运、日益显现的神意、未来的潮流，似乎全然处在西班牙这一边。

天主教徒认为西班牙已经明白无误地被拣选为神之教会的捍卫者，并为此喜逐颜开，虽然这与他们看待西班牙支配俗世的态度大相径庭，与此同时，各地的新教徒则相应地感到惊恐万分、灰心丧气。西班牙的失败使新教徒都怀着慰藉看到上帝正如他们一直认为的那样，千真万确地站在自己这一方。西班牙之外的天主教徒得到了同样的宽慰，这证明了西班牙并不是上帝钦定的捍卫者。另一方面，它决定了已经没有人能够仰仗武力，重新在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众多继承者身上强加宗教的统一。

欧洲人要到令所有人精疲力尽的三十年战争结束后才能看清这一点，在这之后或许是因为看到战争的血腥，又或者是双方最虔诚的教徒在战争中死光了，欧洲人消停了一个半世纪，然后又卷入大革命开启的民族主义浪潮里，之后是比一切过往都更残酷的人间浩劫。从这个角度讲，如何让各国拥有秉持不同立场的自由，同时却又不致落入彻底的毁灭，是围绕无敌舰队的前尘后事里最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