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也退/文

《自由与爱之地:入以色列记》原先的名字叫“内奥·茨马达记事”，“内奥·茨马达”即我在书中写到的那个农庄，我在那里待过30天。它位于以色列东南，在沙漠边缘，近约旦边境的地方，在过去的一个月里它是平安的，没有落地的枪弹，没有入室的匪徒。

我在去那里之前，念过很多以色列人写的文学作品，很多文化人的访谈，了解他们经历过怎样的大事，了解他们如何看自己，别人如何看他们，以及他们如何看那些看他们的别人。我不仅去揣摩写作者的心境，还去体会他们笔下的人物的心境。我彻底戒断了随时联系自己来认识以色列人的习惯。回来以后，我念得更多，开了以犹太人为主题的专栏，以加强我自己的认识，更重要是，设法推翻一些原有的认识。

一个民族理应是极其复杂的，我通过修正对他们的认识来更新自我。

我读过的以色列作家，这几年里纷纷谢世。阿摩司·奥兹走了，当他开口说话，每一个字都能擦洗听者的心；A.B.约书亚走了，他有个特别软的大鼻子，听我讲到奥兹，他一边揉着鼻子一边谦虚地说：“我是以色列小说家里的No.1”；约书亚·凯纳兹走了，他是《爱的招魂》的作者，一个害羞的、英语说得比我还差的人，读过他的书后，我去好好探访了一番特拉维夫南城。

还有梅厄·沙莱夫，他的小说《蓝山》指引我、也陪伴我的以色列游荡，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到书中的景物、人物和他们的话语，尤其是书中提到的以色列的鸟类。我见到他是在2012年8月的一天。他的脸晒得通红，英语发音特别好听，身边还有个学中文的年轻女友。我问起在以色列随处可见的仙人掌果，他就解释说，那叫“萨布厄斯”，外边有刺，里面柔软甘甜，是以色列政府着意宣传打造的一种新型“民族性”的象征，能在荒漠里成长，外刚内柔。

梅厄言辞准确，反应机敏，拥有这片“热土”理应带给人的所有的力量。但2023年春夏，他走了，才七十四岁。

2018年，为了给自己的第二本书增加一篇有关以色列的文章，我再一次搜索念《蓝山》的心得，率先想到的就是书中的飞鸟。梅厄在书中讲，这个国家的创始一代并非个个都是“扎根者”，“创业者”，“拓荒者”，相反，相当一部分人来到这里后，都遵循人的本能移居去了别处——去到更容易生活的地方，例如美国。最后留下的人固然是精英，是铁定的爱国者，但多多少少都对自己的命运报以侥幸的苦笑，对未来的期待中则始终含有虚无。对他们来说，狭小贫瘠的以色列，怎么看都不像个可久留之地，他们的心神往往追随着南来北往的候鸟，把这里视为生命的一个站点。

我在梅厄身上不仅看到了知识人的批判心，看到了幽默感，还看到一种极为自然的悖论精神，它主宰着数百万人的头脑，使他们与众不同，尤其不同于我们中国人，我们和他们，几乎来自两个彼此平行的世界。我们活在无数不予讨论的前提之下，而在他们的心中，每一件事情都是可以追问、也值得去追问的。

2016年完成《自由与爱之地》时，我就不知不觉地成了一个提问爱好者。以色列人的话语风格深深影响了我的思维，他们随时能提起话头，十分坦率，毫不避讳生死离合话题的沉重，在体会和谈论生活的悲剧本质和荒谬性时，他们总是积极而活跃的。他们远离浮夸的言辞、做作的姿态、人云亦云的习惯，心中一旦有了看法，不论它多么简单幼稚，只要是自己的就只管说出。在有大把空闲时间的小孩身上，我看到的是对交流的渴望，而不是那种被调教出来的礼貌和纪律性。

我所在的时候，以色列面临的危险似乎还是理论上的，而今则是现实中的，但实际上，以色列社会心灵中早已存在一种精疲力竭感，它是随“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要持续多久”“不知道下一场战争或骚乱何时爆发”之类的心理而来的。我能体会到这种感受，我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因为我不用混在旁观者的海洋之中，对巴以冲突的来龙去脉插各种嘴，追究是非问题。疲惫感超越了是非，它是真正有意义的：我懂得，大街上每个看起来健康而阳光的公民，都在与一些阴影交战；我看到每个年轻的家长，在想到孩子未来要服义务兵役时，都会收敛笑容；每个看上去跟旅游者打成一片的年轻帅气的大兵，都有一肚子关于遇袭、被炸、阵亡的事情能讲。我在他们的疲惫，他们的严肃，他们的忧虑之中，感觉到了生活在这里、扎根在这里的意义。

在以色列，路边立一块石头，上面的希伯来文讲的就是某年某月某日的一次爆炸；看到一面墙上有几个烛龛，地上放着早已枯萎的花环，你就知道那里发生过一起震撼一时的恐怖事件，如有玩具则表明死者中有孩童。更不用说此间还有种种与上世纪的纳粹屠犹有关的纪念设施，有的只是一块照片墙或姓名墙而已，一不注意就会遇到。

在各种偶遇后，我感慨如此小国容纳了太多悲伤。最著名的悲伤事件当然还得说是拉宾之死，他在1995年11月4日被右翼犹太青年阿米尔枪杀后，特拉维夫将列王广场改名为拉宾广场，竖起了一个纪念雕塑，雕塑的样子很奇特：一只像是用三个巨大的三角木栅组合起来一个棱锥框子，尖端顶着地放置，一身锈红。与有点年纪的以色列人谈到拉宾，他们都会说“他是一个悲剧”，但怎么个悲剧，是与非究竟如何，他们不说了。并不是不敢说，而是他们早就接纳了对此的所有追问，所有论辩，严肃地追问和论辩，是他们感受正在发生的历史，体悟一个个凝重的时刻，然后继续前行的方式。

疲惫和悲伤都支持着这里的人成熟。孩子在这里长大，不仅知道自己要服兵役，更懂得政治并非“肉食者谋”，而是迫在眉睫的事，任何一块记有某事的石头都在提醒人们去思考一些事情。一个人要对任何事物有看法，这种习惯，是源于古老的经文和经文阐释积淀下的精神传统，是拜舆论氛围的“压迫”所赐，也是得益于体制的鼓励。自由形成和发表看法，几乎相当于一个人成熟并能承担责任的证明之一：在此过程中，一个人不仅开始塑造和论证自己的立场，甚至还要尝试驳斥它，“反者道之动”之类貌似高深的哲学信条，在这里往往只是被实践的常识。

在中东这块狭地再次变成军事和话语的争战场时，我给拉宾的雕塑找到了一种诠释：这是一个“不可能三角”，代表着以色列的困境，也象征着它的坚持。这三个角分别是土地、安全和民主。从1967年“六日战争”取胜以来，以色列就想三个都要，但实际上它只能得到两个：要土地和民主，就意味着牺牲安全，要民主和安全，就得让出土地，要安全和土地，它就得放弃民主，也就是说，把如今人口中非犹太裔都给清除掉，并且消灭所有内外的不满的声音。而事实上，它从未放弃过民主，而一直在安全和土地之间做抉择。无论哪种抉择都要付出重大代价，像是拉宾当年的冒险，正是为了安全和民主而决定让出土地。

虽然悲伤早晚要到来，可是它毕竟算是容易分享的，因为谁都知道痛失对个体的意味。难以分享的是快乐。我当初在写作时感受到的快乐至今不散，甚至后来念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我不仅看到了那种纯正的以色列-犹太式的追问精神、问题意识和幽默感，而且因为对它们的熟悉而倍觉快乐。当然，对这类思考、质疑、追问有热情的人，平时我是遇不到的，而对此怀着不解、冷淡甚至是恐惧的，却所在多有。

我不得不感觉到自己的与众不同。我只能借着《自由与爱之地：入以色列记》再版的机会重申这一点。

（本文为《自由与爱之地:　入以色列记》再版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