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金兴/文

从工业革命以来两个多世纪的时间，西方世界迅速崛起并主宰了这个世界，从更长的历史时期来看，这是一件相当意外的事件。因为从一万年以前人类社会由狩猎、采集经济转向农业文明以来，或者在人类有文字记载的数千年中，在绝大部分时间，相对于中东和东亚地区，偏于欧亚大陆一隅的西欧都是一片蛮荒之地。甚至直到18世纪，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仍然认为遥远的中国是一个更为繁盛和文明的国家。但是，在工业革命以后短短一百年左右的时间，东西方强弱异位。率先实现了现代化的西方列强在器物、制度和文化等方面，将包括中国在内的传统社会远远地甩在了后面。自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相对于其他地区由落后到领先的转变，被称之为“历史大分流”。近几十年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创造的“东亚奇迹”和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进一步激起了学术界对历史大分流的关注。鉴往而知今，洞悉几百年前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大概就能推测其他地区实现赶超的前景与命运。

一般认为西方的现代化或者说近代化始于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尽管当时西方的整体发展水平可能仍远远落后于以明朝为代表的其他世界强国，但是在技术、军事、经济金融和国家制度等一些重要的方面，西方崛起的种子已经萌发。与一些大部头的学术著作不同，美国南加州大学历史学博士、知名历史博主帕特里克·怀曼撰写的《欧洲之变：震撼西方并塑造现代世界的四十年（1490-1530）》一书独辟蹊径，以世界潮流即将发生剧变，现代性即将破茧而出的四十年为背景，精心选择了9位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以素描式的叙述方法为其绘制了人物肖像。这几位人物的生活经历和职业发展交叉重叠，勾勒出一幅富有时代特征的恢宏画卷。

作者挑选的9位人物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皇帝、国王和女王，苏莱曼大帝、查理五世和西班牙的伊莎贝拉，他们代表了国家力量的兴起；一类是银行家和商人，搞金融的雅各布·富格尔和贩羊毛的约翰·赫里蒂奇，他们代表了市场和金融体系的扩展；一类是各种专业人员，包括探险家、教士、士兵和出版商，鼎鼎大名的哥伦布、马丁·路德和名不见经传的葛兹·冯·贝利欣根和阿尔杜斯·马努蒂乌斯，他们代表了技术进步和宗教信仰对社会所产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涵盖了驱动欧洲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主要动力。一直以来，历史学家对西方世界的兴起提出过各种不同的解释，有人归结为偶然的运气，比如哥伦布在错误估计地球直径的情况下“发现”了新大陆，从而为欧洲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和资源，促进了资产阶级的崛起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有人强调宗教信仰的作用，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打破了天主教会对思想领域的禁锢，使知识和技术突飞猛进，为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并且新教伦理重视勤奋和节俭，为资本主义的兴起创造了重要的条件；还有人强调制度创新所发挥的作用，比如君主立宪制对国家权力施以有效的限制，使私人产权免受国家强制力量的侵犯，得到更为有效的保护，从而为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提供了必要的激励。但是，正如帕特里克·怀曼在书中所力图表明的那样，实际的情况要更为复杂，各种动力相互促进，共同创造了欧洲在短短几百年时间实现赶超的奇迹。确实，现代化或者说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表面上表现为人均收入、生活水准和技术水平的持续提高，背后则是经济政治和价值观念的深刻转变，是一个全面转型的过程。

比如哥伦布的探险之旅并非出自对地理知识的渴求或者偶然的心血来潮，而是一次目标明确的商业投资，寄希望于向西开辟一条通往东方世界的航线，以代替由于奥斯曼帝国的崛起而成本变得极高的传统贸易路线。远洋探险与当时的军事行动和其他投资活动一样，都是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如果没有航海知识和技术的积累，这显然是无法实现的，同样的，如果没有大量的资金投入，哥伦布也无法扬帆起航。值得注意的是，哥伦布探险的费用有一半来自于西班牙王室，另一半则来自于各类投资人，这些投资人的资金依靠一个复杂的金融网络才汇集到一起。无论哥伦布、王室还是投资人，逐利的动机明确而又强大，相对于耻于言利的传统社会，这本身就代表着价值观念的重大变化。除了追逐利润以外，探险的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传教，让更多的人皈依是笃信天主教的西班牙王室资助探险活动的动力之一，此外，获得更多的土地和资源，也有助于最终打败穆斯林。因此，价值观念的转变、宗教信仰的力量、知识和技术的积累、市场和金融体系的发展以及国家能力的增强，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这一“偶然”事件的时代背景，是各种力量和因素相互交错，共同作用的结果。各种对西方世界兴起的解释，实际上都只是复杂过程的某个侧面。

尽管1492年通常被作为西方近代化的起点，但是引发剧变的各种因素的前后连续性是非常明显的。比如古登堡早在1448年就着手改进活字印刷技术，极大地降低了知识传播的成本。这项技术也被用于印刷《圣经》和其他宗教文献，甚至是教会用于敛财的赎罪券。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是由于印刷技术的进步使哥伦布获得了广泛的航海知识，并使得马丁·路德对天主教会的批判在欧洲各地迅速传播，地理大发现和宗教改革都是无法实现的。这种连续性同样深刻地体现在军事技术、航海知识、金融体系和国家组织各个方面。简而言之，尽管从人类漫长历史的角度来看，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是一种突变，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现代化是一个极为缓慢的过程。《欧洲之变》主要关注的是欧洲在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这一关键时点上的社会面貌，很少论及其他传统社会当时的状况。其中的例外是苏莱曼大帝和奥斯曼帝国，但是着眼点也在于崛起中的奥斯曼帝国给欧洲带来的直接的军事压力。因此，本书没有解释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人类历史上的这场剧变为何发生在欧洲而不是其他的传统社会，比如军事技术更先进、国力更强盛的奥斯曼帝国，特别是当时经济社会更为繁荣和发达的明朝。单独审视任何一种驱动西方世界兴起的因素，无论是技术、航海、市场、军事、宗教还是国家，西方各国既称不上多么先进，也称不上多么独特。实际上，近代化以前甚至近代化初期的欧洲传统社会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传统社会相比，其共同特征可能远远超过各自之间的差异。对于西方在16世纪以来的崛起，一个最简单的解释来自于贾雷德·戴蒙德在其名著《枪炮、病菌与钢铁》提出的一个观点，即欧洲的地理环境造成了各个国家的“适度分裂”，促使各国间优秀的人才、优质的资源和优越的制度展开激烈的竞争，从而促进了知识技术的持续进步和经济社会制度的不断演化。国家之间激烈的竞争将各种因素综合在一起，终于导致了16世纪以来的剧变。

但是，由西方世界引发并将全世界裹挟其中的现代化并非一个人人受益的过程，甚至不是一个多数人受益的过程。至少从现代化的初期阶段来看，战争和奴役使很多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地理大发现给欧洲带来了大量的财富，但是战争、劫掠、虐待和病菌夺走了成千上万印第安人的生命，使其人口数量在一二百年的时间减少到原来的十分之一。一代又一代非洲人被贩卖到欧洲和美洲为奴，这不仅使这些个体蒙受了灾难，也破坏了非洲原来的社会结构，降低了个人之间的信任，对非洲长期发展的不利影响延续至今。欧洲国家之间的激烈竞争经常表现为战争的形式，而军事技术的进步又极大地增强了战争的破坏性，使民众付出了大量的财产和生命代价。尽管这并非《欧洲之变》一书论述的重点，但是作者处处都注意到了这一点，经常提醒读者注意在社会剧变中多数普通人的悲惨遭遇，这也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西方世界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