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芝/文

清宫剧在华语影视里是非常热门的剧种，也诞生了许多佳作，但这些作品总有与真实严重不符之处，到了面目全非的地步。造成这种现象一大缘由是清代宫廷的史料异常稀少，尤其是民间的清宫史料寥寥。目前研究这个题目的学者主要仰仗内务府的档案。

民间关于清宫史料鲜见的原因，则是清代吸取明朝教训，借鉴其经验，对后宫严防死守，斩断一切外界对宫闱秘事的猎奇与窥探。与其他加强君主专制的手段一样，清朝皇帝在封闭后宫这件事上做得异常成功，用《壸政》的话说：

“与明代宫廷频繁废后、宠妃跋扈、乳母干政等史实相比，有清一代后宫的确鲜有违制，除初期与末期涌现出两位太后之外，再无其他后妃参与政事的记载，康熙朝宫闱制度定型之后也没有妃嫔间相互争斗的记录，甚至很难看到皇帝对哪一位妃嫔格外宠爱的记载，堪称一部“无情”的宫史。”

而用自鸣得意的乾隆的话说，便是“我朝家法，宫壸肃清，从不干与外事”。也因为清朝皇帝对后宫无比成功的干预和限制，宫斗剧总是以清代为背景其实是一件不大合理的事情，不过这也侧面体现了皇帝们的手段有多奏效。

毛利平、沈欣《壸政：清代宫廷女性研究》（书名里的“壸”，音同“捆”，指古时宫中巷舍间道，引申为内宫的代称，所谓“壸政”即后宫政事）一书顾名思义，涵盖清代宫廷的三个女性群体：后妃、公主、宫女。

后妃自进宫后只能过上毫无自由，连与家人来往沟通的权利都被残忍剥夺的生活，仿佛金丝雀一般只能在紫禁城这一亩三分地里蹦跶。因为清代“壸化雍肃”的宫廷秩序，主要是通过对后妃类似“囚禁”的隔离式管控达到的。皇帝们的胜利，建立在对宫廷女性的身家性命与人身自由的绝对控制之上。

考虑到除了少数从民间献纳的女子，清代后妃基本上是通过从旗人之中“选秀女”的方式进入宫闱，在清朝前中期，除了宗室和个别家族女子外，旗人适龄无恶疾女子必须无条件强制参与选秀，在被皇帝筛选过后才能与人婚配，并且在被选中后没有反对的权利。

清代选秀承袭明朝，并非其独有，只不过将范围限定于旗人，并取消了对女官的遴选。尽管清朝统治者在入关之前就有控制旗人婚姻的做法，但正式的选秀之制定型于顺治朝。

秀女分为两类：一类由外八旗女子中选出，主要作为皇帝的后妃和为皇室王公指婚；另一类由内务府三旗女子中选出，主要作为“承值内廷”的宫女。

外八旗选秀每三年举行一次，由户部负责，一向所费不赀，乾隆时仅车费一项国家就要支出近万两银子。届时各地适龄秀女（清代的选秀年龄很可能是根据需要进行随时的调整变化，但基本上都是十几岁），系着写明其“旗分、佐领、年岁、姓氏、三代”等具体信息的绿头牌，在家人的陪同下齐集紫禁城，按照各自的旗分编成“排”。每排大概5、6人，由皇帝每天选看两旗女子。

以乾隆末年二月初七日至十一日皇帝阅选秀女为例，皇帝二月初八辰正二刻（相当于早晨8:30），由景和门至绛雪轩，“升座”开始阅看，至巳初二刻(9:30)，阅看完毕，乘轿由百子门回重华宫。前后仅用时1小时，平均每排秀女只看10秒钟，这一日候选的2000多名秀女中，只有1名秀女得以“记名”，也就是进入最后的复选中，其他人则被“撂牌子”落选。

此次选秀4日合计“记名”秀女13人，紧接着，乾隆帝谕令这13名秀女于十一日再次“引看”，即为复选。到时，这些记名秀女以四、五人为一排，仍旧“按排领进御花园”“赏茶饭毕”，也仍旧于绛雪轩接受皇帝的再次“览选”。这一次，乾隆帝从13名记名秀女中选出8名指婚与8名皇族子孙，其中包括后来的道光帝：“镶黄旗拱照佐领下副都统布彦达赖之女，年十五岁，指与绵宁为福晋”。未予指婚的5名记名秀女“俱著撂牌子”。

如此，三年一次的八旗选秀即告结束，共计7767名秀女中只有13名被“记名”，最终8名得到指婚，其余秀女，包括未被指婚的5名记名秀女，都可回家自行婚嫁。

第二类秀女则由内务府负责，每年一次在内三旗女子中遴选，流程与八旗选秀一致。不同点在于，内务府选秀的目的主要是“承值内廷”，即担任宫女、为宫廷服役，这与内三旗是皇帝家奴的身份相符合，但是挑选的首要标准却与八旗选秀并无差别，即容貌秀美。

除长相俊美之外，秀女的家庭出身同样会影响到内务府选秀的结果，但是与八旗选秀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内务府秀女的出身高反而会成为她们不入选的重要原因：

虽然内务府旗人在身份上是皇帝的奴仆，但也是正身旗人，已有研究证明其在清代旗人社会中的地位并不低，很多内务府旗人像曹雪芹爷爷曹寅那般身居要职，家世显赫，只是碍于宫规，不得不参选。为了调和这一矛盾，雍正七年下旨家庭出身高的内务府秀女只服务于后宫地位较高的妃嫔，出身低的秀女服务于地位低的答应、常在等。

需要注意的是入宫之后，两种秀女之间并不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被皇帝临幸后宫女也可以成为妃子，虽然总体数量不多。不同的是，一旦成为妃嫔，就需要终身幽闭于宫墙之内，宫女则有一定的服役期限，期满则可出宫，由新人接替其工作。但宫女虽然能获得自由，因为出宫后年龄偏大，通常很难婚嫁。

清代秀女于旗人中选拔，一方面使得宫廷对于普通汉人百姓乃至官员、文人而言都显得更加陌生与隔离，对内廷事务无从得知、无缘置喙；另一方面朝廷也借此对旗人女性的人数和婚配情况进行掌握和严格控制，保证皇室选婚的优先权，并将指婚作为寻求政治联盟和平衡的重要手段。

除此之外，皇帝还将此作为检视旗人女性民族认同和对其进行族群教育、加强族群意识的重要契机。从乾隆至道光朝，皇帝都在选秀女时反复申饬、严厉惩戒，力图通过选秀活动纠正旗人女性包括服饰、裹脚在内的汉化倾向，清帝还试图通过在选秀活动中强调满人的姓氏来加强她们的民族认同。

用本书的话说，对于大多数的旗人女性而言，选秀对她们的意义，并非被记名或者被指婚而就此进入皇室、改变人生，而是通过阅选秀女，能够有机会进入宫廷、见到皇帝，切身体验到帝王的威严和关怀，并且通过对服饰和姓氏的强调，进一步强化了她们的族群概念，建立起对旗人共同体的认知。

清代后宫等级到康熙朝定型，比明朝要清简，皇后之下只有七级，分别是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常在、答应。嫔以上人数有定额，理论上同一时间只能有皇贵妃一人（一般不设，除非妃子重病用册封冲喜、皇后失宠名存实亡乃至干脆没有皇后等特殊情况才设立），贵妃二人，妃四人，嫔六人，嫔以下无定额。

不过在定下规则的康熙朝，由于皇帝的穷奢极欲，所以实际上超出了定额。但在清朝后期，因为皇帝后宫各种原因日渐缩小，反而没有满足定额过。

关于清代后宫的等级，学界一直有一种说法，即嫔以上为“主位”，贵人以下则非“主位”。本书作者翻阅档案发现，“主位”特指嫔以上的后宫等级的说法并不确切，从清宫档案所反映的情况来看，贵人、常在也可称为主位。

之所以会有这种误解，除了嫔以上后宫等级都有规定的额数之外，另一原因是宫廷之内除皇后居中宫外，皇贵妃、贵妃、妃、嫔都可在东西六宫中单领一宫，而贵人、常在、答应则随嫔以上居住各宫偏殿。既然不为一宫之主，自然被误认为不属于“主位”。

档案资料还显示，妃嫔位分越高，随居的贵人、常在、答应等人数越少，宫殿的位置越优越。除皇后独居“中宫”外，摄六宫事的皇贵妃也可一人独享一宫。是以虽然“主位”一词在清宫并非嫔以上位分所专用，但从一宫之主的角度而言，嫔及以上品级的确具有较高的宫廷地位。

也因为嫔以上的等级数额有限，所以乾、嘉、道、咸四朝贵人和常在构成初封位分的主体，只有少数幸运儿初封即是高位。由于皇贵妃地位特殊，所以自康熙以来有九位女性初封为皇后，却没有人初封为皇贵妃。至于答应在清代的多数时段是没有正式册封的低级宫眷，雍正朝以后没有妃嫔初封为答应。

然后这些妃嫔将遵循常在、贵人、嫔、妃、贵妃、皇贵妃、皇后的秩序逐级晋升，只有在个别情况下妃嫔存在越级晋封的可能。已知的4位越级晋封的后妃要么处于特殊局势之下，要么属于皇帝对已然薨逝者的感念，都属于非常态的情况。

有些后妃会在这条秩序俨然的升职路上跌倒被贬谪，目前已知的被贬缘由有三种：对宫女过于严苛，与太监过于亲近，以及干政。相比对宫女严酷，妃嫔与太监的亲近尤为皇帝所无法容忍，贬降的程度也较责打宫女为重，常为越级贬降。而干政，则绝对不能容忍，但讽刺的是由于清代大多数时间皇权强大，后妃没有干政的机会，这段时间里反而没有因此被贬的记录。所以有清一代因“干政”而被贬降的妃嫔，恐怕只有被主宰朝政的慈禧打击报复的光绪朝珍妃、瑾妃姐妹了。

另外还有更多妃嫔的贬降，史料中没有反映确切原因，所以或许还有其他因由。不过，被贬的妃嫔也并非注定就此一蹶不振，不少妃嫔被贬后还有机会再度晋封。

从史料所反映的情况来看，清代妃嫔晋封的主要形式为集体晋封，多是在皇帝大婚、册立皇后或皇贵妃、万寿盛典等时机进行。

相对于集体晋封而言，为数不多的妃嫔得到单独晋封的机会，且一般发生在以下几种情形：册封统领六宫的皇贵妃、妃嫔生命垂危时出于抚慰、个别诞育子女的妃嫔以及个别受宠的妃嫔。需要说明的是，生育子女一般不作为清代妃嫔得到晋封的考量因素，只有在皇帝子嗣稀少，或者晚年身边缺少子女的情况下诞育子女，才会得到晋封。因受皇帝宠爱而单独晋封的妃嫔数量也不多，尤其是清前中期，很少有妃嫔因受皇帝宠爱而单独晋封。

由于逐级晋封的机制，清代妃嫔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集体晋封的频度，比如康熙朝六十余年间史料所见的集体晋封只有4次，以至于康熙末年不少低级妃嫔已然年过四十、五十、六十岁，且育有子女，却仍没得到正式册封。

即便如乾隆朝有11次集体晋封，但进一步分析史料便会发现，皇帝会刻意抑制后妃晋升频率，使其不得连续晋升。乾隆十六年以后晋封的妃嫔中只有令妃是之前出现过且出现较晚的“旧人”，其他晋封者皆为新人。

从令妃的角度而言，从乾隆十年由贵人晋为嫔，至乾隆三十年册封为皇贵妃，20年间晋封三级，速度并不算快，但相较于该朝很多妃嫔已属格外优宠。以乾隆朝最后一次集体晋封（五十九年）为例，其中的妃嫔大部分距离上次册封已过40多年。

影响妃嫔晋封的另一关键因素是她们寿命的长短。即便那些没有诞育子女或者不受宠爱的妃嫔，在皇帝暮年时往往也会给予一次普遍的晋封。

从雍正朝开始，新帝即位也会给前朝妃嫔予以尊封，如丽妃在同治朝被尊为皇贵妃，许多妃嫔的“人生巅峰”都发生在丈夫去世以后，如果足够长寿，历任几朝皇帝尊封，甚至能够彻底改变当初入宫时的卑微地位。

通过以集体晋封、逐级晋封为主，尽量减少单独晋封和越级晋封的方式，同时有意抑制妃嫔在历次集体晋封中的连续晋升，皇帝们以此有效避免了后宫妃嫔的攀比和竞争，这也是清朝保持“宫壸肃清”的重要秘诀。

后宫妃嫔地位越高，享受到的经济待遇、居住环境、活动范围自然也就越突出。清朝普通人年均收入不过10至20两白银，而一个答应光年例银就有30两，皇后则有1000两，遑论还有绸缎皮毛在内的其他年例收入，以及按照等级不同享有的铺宫、赏赐、日用品与奴仆等待遇。

妃嫔收入不菲，待遇优裕，她的母家亲属也能跟着鸡犬升天，飞黄腾达，非八旗者可以入旗，成为旗人，内务府旗人可以由包衣旗抬入满洲旗，下五旗可以抬进上三旗。除此之外还能获得好的经济待遇与政治待遇，在仕途上被额外照顾，水平由妃嫔地位决定。皇后与太后的母家享有格外恩宠，其父亲在内的男性亲属可以被册封或追封为公爵这一人臣顶点，母亲等女性亲属享有一品夫人的诰命，其家族往往能成为顶级权贵，出将入相不在话下。

成为后妃的收益是如此巨大，因此在清代，旗人未嫁之女在家庭中往往会有特别优待。但对于这些后妃来说，从此以后只能困居宫城，过上连坐牢都不如的生活。坐牢尚且能被家人探监，清朝后妃却很难与宫廷之外的人员，包括自己的娘家亲属，直接联系和接触。

早在顺治时期，皇帝就开始逐步切断后宫与外界的往来，停止命妇“更番入侍”即是措施之一。此后历代皇帝更是对后妃不断强化宫廷内外隔离的政策。像《红楼梦》等文学和笔记作品中描述的后妃“省亲”，在清代正史和档案材料中未见任何相关记载，后妃接触宫外之人的途径只能是后者入宫觐见。

编纂于乾隆年间的《国朝宫史》载，只有在两种特殊情况下，后妃家人可以入宫探视，一为“内庭等位遇娠，每日食用照常额加半，有生母者许进内照看。”；再为“内庭等位父母年老，奉旨特许入宫会亲者，或一年，或数月，许本生父母入宫，家下妇女不许随入，其余外戚一概不许入宫。”

但这两项规定是否得以切实执行却值得商榷。首先，内务府档案中有关妃嫔怀孕而增加其相关待遇等的记载不少，但未见任何妃嫔孕期内家人入宫照看的记载。作者只在别处找到唯一一例：慈禧当时怀孕时咸丰特许其母入宫探望。其次，如果妃嫔父母年老即可一年或数月入宫探望女儿一次，那么内务府档案中应当留有相当数量的相关记载，但本书作者只找到两次会亲的记录。

除了限制后妃与亲人直接接触外，间接的联系也被皇帝严格控制。后妃可于年节或“事故”时，派太监去母家“请安问好”，但仅限于这样的礼节性问候，此外不可交流任何其他信息和实物。母家近亲的联系尚被严格限制，其他各类亲属更是不得与后妃相往来。如果不得宠，或者没有生育、抚养孩子，那么后妃的宫廷生活将无比枯燥乏味。更糟糕的是，皇帝们为了能够进一步控制后妃，宫女服役一定时间就会被调换到别处，以免后妃形成自己的心腹。

而在皇帝崩逝后，后妃们的社交环境将变得更加恶劣，她们无论年龄老少都将进入漫长的暮年时光。其称谓变为皇太后、太妃等，居住地点将由位于紫禁城内路的东西六宫迁往外路的宁寿、寿康等宫。除太后、皇帝的养母等少数例外，其他人如果年龄未过五十岁，将不得与当朝皇帝见面，没有生育子嗣的太妃、太嫔们晚年生活更是格外寂寞。只有长寿者能受到额外的尊封和孝养，成为宫廷中盛世颐年、皇帝仁孝的象征，可惜多数的太妃嫔连这样的幸运也没有，甚至连名字在史册里都很难留下。

虽然根据康熙帝遗旨，“有子之妃嫔，年老者各随其子归养府邸，年少者暂留宫中”，但只有雍正元年有太妃出宫随子居住，颐养天年，她们是清代太妃中唯一一批幸运儿。乾隆时该旨意便不被遵循，每年只有少数几月太妃们可以居于儿子府邸。乾隆朝之后，也再未见有前朝妃嫔被儿子迎养府第的记载。

在这样严密的隔离制度之下，朝臣，甚至内务府官员，对于后宫之事都知之甚少。大臣对于内廷事务无从知晓，自然也就无缘置喙、无法插手。即便致仕以后，也很难像明朝士大夫那样写一些宫内的轶事趣闻，被后世当作可信史料广为流传。这也是清代外间少有宫内轶事、丑闻流传的重要原因之一，更是宫廷内外隔离政策效果斐然的旁证。

而生活在这样环境里的后妃，虽然能享有普罗大众所未有的富贵生活，其生理与心理健康却并不比笼中鸟好到哪里去。清朝灭亡后宫规有所松弛，根据探视太妃者回忆，这些太妃都体弱多病，缺乏生气，只能将精神寄托于佛事。

皇后在王朝统治中一向地位特殊，在儒家学说里有母仪天下的职责，自古以来的外戚政治素来围绕皇后与皇后母族这一利益集团展开。即便清朝皇后身处深宫、不与外事，同样不能与亲属有联系，其地位本身就可能给亲属带来相应的特权和利益。

有鉴于后妃与外戚干政对皇权的威胁，清代皇帝在入关继承明朝的国家机器，吸取明代教训后，一改关外女子能有政治影响力的蛮族习气，用了百余年时间将皇后的影响力压缩到最低点，使理论上应当“母仪天下”的皇后只能“恪修内职”，成为一只比普通妃嫔更大号的笼中鸟。

首先，作为釜底抽薪的手段，清朝皇帝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设立皇后，顶多设立皇贵妃统领六宫，处理宫务。自清代入关后，皇帝在位时册立的皇后数量没有超过3位者，且只有顺治、康熙、道光3帝册立过3位皇后，其余皇帝都只册立1~2位皇后，因此整体而言清代皇后之位空缺的时段相当长，仅康乾两朝就有60多年没有皇后。

其次，不允许大臣与皇后发生联系。皇后不仅困居深宫，不能与母族见面，连与朝臣发生联系的可能都被逐步取消。自入关以后，皇后再也不允许参与政务活动，如与皇帝一起迎接凯旋的将士、接待外藩蒙古来朝等。但在清朝前期，大臣在节庆与庆贺典礼时还可以向皇后进笺庆贺，皇后去世的丧仪也是文武官员表达忠心的重要时机。

从乾隆中期起，皇帝进行了一系列改制，逐步切断皇后与外廷官员之间的联结。此后，有关皇后的庆典和丧仪皆转为内廷之事，与外朝无涉。乾隆不仅禁止官员在节庆时向皇后恭进贺笺，连册立皇后这样的大典，也在他的一手策划下由普天同庆转变为内廷庆贺。自此改制后，官员向皇后进笺庆贺的惯例被彻底取消，违背者遭到严厉的惩处。随着乾嘉道三代皇帝不断的整饬和训诫，此后基本不再有王公大臣敢于与皇后发生任何公开的联系，对于内廷及皇后之事也小心回避，不再关心。

最后，切断皇后与外廷命妇之间的联结，使得以皇后为中心的女性权力体系也无法稳固建立，也就无法通过命妇对大臣间接拥有政治影响力。理论上讲，皇后借由三大节每年接受命妇的4次朝贺（元旦、冬至、太后万寿圣节和皇后的千秋节），在亲蚕礼的三个环节中率领命妇行礼，若再有太后上尊号、徽号或“御新宫”、妃嫔册立等庆贺仪式，一年中接触外廷命妇的次数可能接近10次。

虽然这与明朝规定皇后可于每月朔、望两日接受命妇朝贺的频度仍相去甚远，但平均一个多月一次的朝贺，已然为皇后建立和稳固女性权力体系、将自身的权威和恩德传播至宫墙之外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这些典礼中亲蚕礼对皇后来说最重要，由于需要遵循蚕虫的生长规律，亲蚕礼前后需要一个多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是所有国家祀典中历时最长者。其间皇后可以多次率领妃嫔和命妇出入宫廷，是皇后确立自己在命妇中影响力的最好契机。但在实际运作中，皇帝经常下令停止三大节时命妇进内行礼，且经常没有说明理由。像皇后的千秋节，乾隆时大部分时间这些朝贺都被停止。

从嘉庆朝开始，皇后千秋节的庆贺似乎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但嘉庆朝皇后千秋节的庆贺一般仅限内廷妃嫔向皇后行礼，外廷命妇不再入宫参与庆贺。只有嘉庆十年和二十年皇帝两次破例允许外廷命妇进内行礼。嘉庆二十四年，皇帝索性规定命妇进内行礼的频度改为每10年一次，并由皇帝决定谁能进内，将皇后可以接触的外廷命妇人选紧紧掌控在皇帝手中。

至于最重要的亲蚕礼，一方面如前所述，清朝相当长时间不设皇后，另一方面即使皇后在位，也常由妃嫔或官员代替皇后祭祀先蚕。通过这些手段，清朝皇帝从制度、礼仪、空间三个方面切断了皇后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将皇后的地位贬至历朝历代最低点。

到了道光时，更是确立了无论家国之间、宫廷内外，至尊至上者只有皇帝一人，皇后不但不能与宫外发生任何联系，宫廷之内的事情也要遵从皇帝裁决的原则。此时的皇后，不但不能母仪天下，连统率六宫的权力也受到极大的限制。至于外戚政治的另一大源头，清朝皇帝的母亲，不管是生母皇太后，还是嫡母皇太后，在慈禧以前都是更大一号的笼中鸟。

清朝同样讲究以孝治天下，所以相比皇后，太后的地位更尊贵，各种影响力也更大。因此清帝一方面大肆向天下彰显其孝亲之道，另一方面异常警惕太后与外界接触，对大臣拥有政治影响力。如挥霍大笔金钱举办贺寿典礼，自诩超级大孝子的乾隆皇帝，对太后在宫廷中的身份地位、言行活动和权力范围都进行了十分严格的界定和限制，以确保太后“不与外事”，不影响皇权，将太后牢牢控制在手掌心中。

讽刺的是，也正是康乾以来历代皇帝对后权极为成功的打压，导致咸丰死后，肃顺等顾命八大臣对慈禧异常轻视，也正是前朝皇帝对于太后权力约束得法，使得太后势力相对于近支宗室王公和权臣而言，对皇权的威胁更小、更有利于皇权的平稳过渡，使其能获得王公大臣的支持，成功发动政变，将反对者一扫而空，成为晚清的实际统治者。历史的吊诡之处，莫过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