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柏田/文

一

计划了大半年的“浙东唐诗之路”的踏勘，起点不放在西兴渡口，而是上虞的曹娥江，是因为曹娥江的上游即剡溪，而剡溪通向这条诗路的心脏——天台。在六朝和唐人的想象中，天台、天姥、石梁和华顶山，乃是仙人的居所。“问我今何适，天台访石桥”，孟浩然曾在开元年间从洛之越，亲身到访。而李白则是在一场可怕的梦的边缘游历此间的山水，“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在我手绘的地图上，这条由唐诗名篇连缀而成的诗路从西兴古渡东来，经萧山、柯桥、绍兴，到上虞折而向南，再经嵊州、新昌、天台而达于临海，如一个巨大的“7”字，蜿蜒于萧绍平原（或可向东囊括宁绍平原）和剡中盆地，而由东向南的转折点，正在上虞。对唐时的旅行者来说，由曹娥江而剡溪，正是这条诗路的门户。

此次我是乘坐高铁从上海来上虞。当我从人声鼎沸的虹桥火车站经一个半小时出绍兴北站，又驱车半小时到达曹娥江边，正是日落时分。这几日天空湛蓝，阔大的江面上还兀自看得清白云移动的影子。那一刻，我疑心看见了唐朝。“盛世入中古，衰年作诗人”，而我终究没有起作诗的念头，只因这流水和堤岸，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人吟咏过了。而追索自己这二十年的读和写，从“现代性”的民国，一路后撤，至晚清，至晚明，再到这两年追宋入唐，一路下沉，渐行渐远，又有多少可堪说道！“两火一刀可以逃”，是“剡”字的解字，也是东汉就有的谶言，古人诚不我欺。

二

两年前入宋，是因为背着层层身累的词人李易安。建炎三年的南逃中，她是途经宁波去追高宗的，然后又在剡行道中被人偷去了部分青铜和字画。她后来游于婺州，再后来又在杭州被不良子骗婚。“青州云，建康树，明州雪如霰，打马到金华。金华何所有？有星大如斗。……平平书帖三两种，中有一册野山河”，宁波是我第二故乡，金华有我最好的朋友，杭州又是省城，这是我说服自己为她作传的原因。当然，还有最终令她不朽的写作。

上海封控时，我背着一摞宋人文献回了老家。后来小说家钟求是在他主持的《江南》以“清句照史”的专栏名发表了这些文字，慧萍女史又精心校勘，《江南》是双月刊，两月一换，竟也追者如堵。我想读者爱读我写的易安，是因为读出了大时代里的女性，其命运和创作都是有着“史”的深沉与悲哀，就像他们爱读口述自传里的杨苡。

那时我逢人便说刘子健，刘先生“从外在转向内在”之论，自是基于对宋人心性、制度之分析，但以“现代性”打底，仍是不脱这一代学人的精神底色。他的书，都作了我写李易安、乃至再往中古深处走去的张本，这是我要深谢于刘先生那一代学人的。但此番入唐，又自不同，我是打算彻底与这些预设的观念告别了。行囊里的读物，把早早就预备着的托尼·朱特和詹姆斯·伍德都给清了出去，只剩下《孟浩然集》《李太白集》这样的原典。别了朱特，别了伍德，别了“现代性”，我愿意放你们到来日的世界中。我现在满目只见唐朝的风，唐朝的雨，唐朝的路与人了。

譬如眼前这曹娥江。它从磐安来，逶迤百里。它现在阔大如许，也算是一条大江了吧。大江大河，我们总习惯赋予它们某种使命。比如我老家的姚江，宁波的甬江，我现在窗外天天可见的黄浦江，在各个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它们是“时代”，是“潮流”，是“知识”的汇总。但当心不再是奔竞的心，看河便仍是河了。六点钟，河上的夕光燃尽，一列动车驶经江桥，桥身在猛烈地颤栗，江上的灯影，也跟着在颤栗……啊，人世苍茫如暮晚，我有疑虑如大江。

曹娥江向北，运河向东。向东是余姚，我的出生地，那里有黄宗羲和邵晋涵的姚江。说好看河是河的，扯那些学术的皮毛作甚。我想说的是，越地的河流都是串在一起的，水系又牵连到一方生民的饮食、风俗、口音。少时弄不明白，两县的接界，北起五车堰、小越，中间的梁弄，向南到四明山大岚，百里县界，何以口音都一般无异，原来还是在同一方水土里呀。第一夜下榻上虞的酒店，作家陈荣力安排酒店给上的臭三蒸、梅干菜烤肉、白杨梅，把一拨上海客人的眉毛都要鲜掉，这也是长于斯土的一代人共有的口舌记忆吧。而梅干菜是我小时候饭桌上的长菜，家母要将之蒸得发黑，蒸出汁水以充酱油的，我终于没有落箸。

如此说来，这条诗路，“浙东唐诗之路”，也是我家门口的一条诗路了。少时读施肩吾，说他“半夜寻幽上四明，手攀松桂触云行”，我总疑心他是打着火把上山的，生怕迷路，前面与后面的人喊着号子相呼着；又读刘长卿“天寒白屋贫”，也是他蛰居四明山写的，柴门外忽传犬吠声，原来是风雪中有人归了家门，就想，唐人心事何等幽绝！原来，像施肩吾、刘长卿那样雅爱此间山水，在天台、四明、会稽留连不去的诗人们，本土的，加上宋之问、元稹那样来做官的，再加上从京洛远道赶来散心的，竟有数百位。而整部《全唐诗》的作者，有名可稽者，怕是不会超过五千人吧。当时江南东道的越中，忒煞热闹，比之长安道中，怕也是不遑多让的。

三

天才们为何成群结队而来？他们追踪的，还是晋室南渡以来那一脉风雅的余绪吧。再加上公元四世纪以来的越中，佛道相谐，你爱马的神骏，可以去养马，你想给鹤以自由，那就去放鹤，山川处处，既是法身般若，又可作洞天福地。而刘阮入山得食胡麻饭七世后回乡的故事，也让唐才子们相信长生不是梦想，这个世界真有神仙。

越地山水之好，中唐的白居易以妇人比拟之，“东南山水，越为首，剡为面，沃洲、天姥为眉目”。白居易杭州刺史任满，回洛阳履道坊的自家小园，据说是带着天竺山的一块石头和一对华亭鹤回去的，不知道他有没有从越中带走什么？好朋友元微之做着邻郡的越州刺史，两人又经常竹筒唱和，他想要什么，元微之岂会不给？或许他是真的从越州带走些什么的，一竹一石，山中的兰花草……但明达如白乐天（包括和他一起到过越中的这些诗人们），他应该知道，最好的东西他是没法儿打包带走的，比如说华顶山的流云、云门寺的钟声、镜湖采莲女的歌喉。所以唐朝诗人对越中山水的书写才会这么疯狂——是的，称得上疯狂，因为只有叙述过了才可能永久存在，只有进入了诗篇，才算是真正地拥有，就像给山水打上自己的名章一样。物质上的占有不过是权力的宣示，你要实现对名物永久的占有，只有通过写作。

可惜唐人的这一点心曲，知之者少。今人读诗解诗，总喜欢拿自己的一点经历说事，雪月风花，大学初恋，各种附会，把原诗当作一个糖人泥偶，随手拿捏。还是太拿自己当回事儿。寻常人这般读诗，尚无不可，但一个稍具文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诗不能这么读。还是要把诗还原到原初的山川、还原到文学史、还原到人与人的关系上去。以为诗一脱离作者就成了独体，把诗看作博物馆玻璃橱柜里的冰冷标本，这本来就是中了现代主义的毒。先锋派、现代主义，它骨子里的一点精神是对秩序的不服从，现在要把人与诗生生剥离，实已谬以千里。

黄仁宇有本书名特别好，《关系千万重》，以“大历史观”解读世事。我总觉得，以此作为自传书名，总要好过《黄河青山》十倍。后者总嫌国族情绪重了些。二十年的写作经验告诉我，要写好关系，人物关系本身就是最好的结构。所以我不妨把白乐天以妇人比拟山水的话再往前延一延，从唐诗的视角看越地，诗为骨，山水为扇面，人物为枢纽。

四

上虞可称道者，一江之外，还有一湖。江是曹娥江，湖便是白马湖。那日穿过春晖中学，到得湖边，看了沿湖几座院落，依次是经亨颐的“山边一楼”、丰子恺的“小杨柳屋”、李叔同的“晚晴山房”、夏丏尊的“平屋”、朱自清旧居和纪念陈春澜的“春社”。室内陈列虽简陋，屋前的塑像却都凛凛若有生气。“今天是个下雨的日子。这使我想起了白马湖；因为我第一回到白马湖，正是微风飘萧的春日。”朱自清《白马湖》的开篇，正是类似电影《无负今日》那样的旁白，只是放到今日，总觉得过于文艺了些。

忽然想起十多年前，宁波一大学老师，把白马湖诸家散文集成一册，称之为派，付以梨枣，向我索序。我自然是不敢给朱、夏、李、丰作序的，写了个读后感交差，名为“红树青山，秋水文章”。现在一想，其实是不对的。朱、夏、李、丰这些语文大佬，应经亨颐的邀请来做春晖中学老师时，尚是1920年代中期，那是新文化开张、旧文化仍未退潮的民国，一个青春期的民国。昔年陈独秀与高君曼偷偷恋爱，跑到杭州，意气中赋诗“垂柳飞花村路香，酒旗风暖少年狂”，其实当时来白马湖的朱、夏、丰辈（李叔同是他们师辈，可以摘出）也还都是有着一颗少年心的，只是他们的文章做得老气罢了。“红树”“秋水”云云，把他们都当作赋闲的士大夫看了，不妥得很啊。

这次来上虞，还去了谢塘镇，吃了谢塘的梨，拜瞻了谢晋的故居。那是一幢浙东乡间常见的两层小楼，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谢晋回到祖屋亲盖的。有一张照片，大导演在一排酒瓮前咧嘴大笑，笑得像一个孩子，就是在这屋子前拍的。我爱他这狂态与天真。史载谢灵运从始宁南山伐树开路,直到临海,跟随的有几百人,临海太守以为来了山贼，紧急戒严，一见是谢，大为吃惊。谢灵运却哈哈大笑。谢家人的骨子里，天生都是这种狂与真的。若老爷子还在，我是可以把这个故事讲给他听的，换一盏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