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芝/文

徐弃郁的《脆弱的崛起：大战略与德国的命运》一书从大战略的角度分析战前德意志帝国的决策者，是如何一步步将自己卷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血肉磨坊，并最终自己打断了自己的崛起之路。在网上很多人觉得这主要是威廉二世的问题，但作者告诉我们，很多问题在俾斯麦时代就已经埋下，甚至形成严重路径依赖。

1871年1月18日，威廉一世加冕为帝，德意志帝国在法国凡尔赛宫的镜厅中宣告成立，意味着大革命与拿破仑战争释放出的历史反作用力——民族主义——于此刻将邦国林立，一团散沙，专出爱发牢骚的死宅哲学家，童话王国一般的德意志地区，正式整合成外人眼中普鲁士领导下令行禁止的军事强权。

从此，“欧洲失去了一个主妇，却多了一个主人”。然而这位主人却发现，相比普鲁士时代，如今变得无比强大的德意志，它的安全环境，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变本加厉地恶化了。用作者的话说，德国陷入了历史上大国崛起的著名悖论：实力越是变得强大，其他大国就越是疑惧，它的外部安全压力反而不断增加。

而相比历史上的其他强国，德意志的处境尤为不利，一方面德国位于欧洲中部，四周全是列强，地缘环境极其恶劣；另一方面，因为强夺阿尔萨斯和洛林，以及取代了法国在欧洲的地位，德国与邻国法国变成难以开解的世仇，这导致德国既时刻面临来自西边的军事威胁，又限制了它在外交上的行动空间。

固然领导帝国成立的首相俾斯麦，虽说以看上去非常好战的“铁血宰相”之名声闻于世，实际上却是一个很有政治手腕的人，堪称梅特涅以后欧洲最出色的外交家。但即便是这样的伟人，驾驭德意志这艘新船依旧感到无比费力，尤其是在德国的内部结构上，存在很多难以克服的刚性问题，这些问题有些是历史形成的，有些是俾斯麦毕竟私智不足比天、力有不逮导致的，还有些干脆是俾斯麦刻意放纵产生的，泰半是他的责任。

这使得德国在形成大战略，或者说，任何全局性的筹划方面都十分困难。这些困难突出表现在政治结构、社会结构和战略决策体制三个方面。

政治结构上，左右层面，德国是一个二元君主制国家，由普选产生的帝国国会权力远不如由各邦君主代表组成的联邦参议院的同时，皇帝拥有充分的统治权，尤其外交和军事上可以一人专断。上下层面，德国则是一种联邦制与中央集权制的混合体。一方面，各邦依旧享有主权，仅次于普鲁士的大邦巴伐利亚甚至能对外派遣大使，德国的陆军是由几个主要邦的陆军凑起来的，平时主要向各邦的君主负责，战时才形成统一的德国陆军并由皇帝行使指挥权。从机构和位置设立上看，只有帝国国会和宰相是代表帝国层面的。帝国不设各部，而是由宰相的办公室负责帝国具体行政。另一方面，普鲁士邦又强到可以单独压倒所有邦国的份上，它拥有帝国2/3的土地和3/5的人口，谁控制了普鲁士，谁就能主宰整个德国。

这种经过重重妥协的政体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避免普鲁士被帝国溶解，保证容克对德国的主导，一定程度上是俾斯麦为了他的个人权力而设置的，由于威廉一世皇帝实际上并不理政，所以权力落在普鲁士首相兼帝国宰相俾斯麦手上。

可以说，帝国曾经有机会变成君主立宪制，使议会拥有实权，但被容克们放弃了，于是也就失去了制度化的妥协机制，导致德国的领导者不得不成为机会主义者。一来，由普选产生的帝国议会不能决定帝国的政策，可它的许多席位，又被代表工人阶级的社会民主党和代表天主教徒的中央党控制，而这些强大到能捣乱的群体，在政治上是作为新教徒与容克贵族的俾斯麦及其政治继承人的死敌。二来，因为议会不足以作为民意的具体承载者，不能通过议会辩论、投票和政策妥协解决问题，统治者只能一点点试探民意和自己的权力边界，揣测他们想要什么。

换句话说，俾斯麦将自己落到了拿破仑三世的处境，他有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议会门面，又无法在帝国议会中取得绝对多数，只能通过借力打力，以机会主义的方式维系自己的统治。俾斯麦有足够的威望与手腕保证自己不翻车，但他的后继者未必有这个能耐。

社会结构上，德国存在大量异质难以同化的集团，即成立之初比较严重的分立主义和统一国家、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矛盾，以及随着经济发展愈演愈烈的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间的冲突。由于德国统一较晚，工业化过程又十分集中，因此德国不像工业化过程相对漫长的英、法等国那样有足够的时间扫除传统的精英阶层，或是将其吸纳进新的社会经济结构，又因为新的德意志帝国是由普鲁士的封建贵族主导建立的，这导致同时存在工商业资本家和容克地主两个势均力敌的利益集团，双方都通过各自的渠道对政府发挥影响，使对外政策不断摇摆，缺乏稳定。

战略决策层面上，德国的决策由外交和军事组成，经过一系列的斗争，外交事务最终落入作为宰相的俾斯麦手中。

但在军事层面，宰相的权力很小，由普鲁士陆军部、总参谋部和一个只向皇帝负责的军官集团决定。而这三个主要军事决策机构之间没有任何实质上的联系，全德国的武装力量也没有统一的军事指挥机构，都是直接听命于皇帝。

因此当德国进行战略决策时，其政治体系和军事体系在体制上是相互割裂的，仅由皇帝一人充当两个体系之间的结合。可以说，德国在实行大战略时存在先天不足的问题，并且到帝国覆灭始终未解决。作者指出，各个利益集团、各个机构都试图使自己的权力最大化，但又缺乏完善的法律和机制规范，只能处于一种各自为战的状态。这种情况不仅不利于形成一种比较均衡的大战略，而且连进行某种全局性、连续性的筹划都很难。

因此俾斯麦执政期间，德国大战略的实行完全仰仗他的个人智慧，但即便是他，一开始也力有未逮。从德国建立起，俾斯麦便对德国的地缘困境心知肚明，但他错判了局势，依旧采用普鲁士时代的外交手段，在国际政治中放低姿态，特别是希望用英普历史上的结盟传统来化解英国的疑惧和压力。虽然没有达成英德联盟的目的，但这种低姿态确实缓解了德国统一后国际上的紧张氛围。然而现实教育了他，让他意识到低姿态只在风平浪静时有用，一旦遇到危机依然改变不了各国的疑惧心态。

1875年，德国政府与天主教之间的“文化斗争”，引起了德法之间的冲突，乃至军事对峙。俾斯麦此时不认为法国会发动复仇战争，但他相信通过利用并加剧紧张局势，他可以争取其他大国的支持，以便对法国施加强大压力，制止或延缓其军力的复苏，并取得一场外交胜利，以挽回被“文化斗争”弄得焦头烂额的政府的颜面。

于是德国政府与舆论界开始大举宣扬法国将发动复仇战争，引发了一场全欧洲范围的危机，这场危机以德国《邮报》题为《战争在望？》的著名文章命名。

虽然成为德国宰相，但俾斯麦的思路还停留在普鲁士时代，所以他采取的是普鲁士时代的措施：在遇到危机时，主动加剧紧张局势，然后通过一系列的外交互动来迫使对手做出大的让步。

在1871年以前，普鲁士是列强中最薄弱的一环，相比强大的邻国，它是需要英俄保护以维持大陆均势的对象，大闹一番并无不可。但它在统一后，特别是用武力打败法奥的形式统一后，实力已今非昔比，它的任何挑衅性行为都会被非常认真地看待，并且很有可能刺激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对抗它，因此法奥反而变成需要被保护的对象。

于是德国的挑衅立刻引发英俄的干预，导致其被全欧洲孤立，因为法国此时出色的外交手段，它反而获得某种程度上的安全保障，俾斯麦不得不全面撤退，反复向各国表示自己不会主动掀起战争。

自成为普鲁士首相后大体上一路披风斩棘的俾斯麦此次翻车，就跟他在1871年明知道吞并阿尔萨斯和洛林会导致德法结成死仇，却因为相信法国不久会发动复仇战争，因此需要军事屏障保护南德各邦的错判一样，都是习惯过去的大脑与变化了的现实之间错位，是人类的理性终究有限的体现。

所以对历史伟人的无条件崇拜是一件不负责任的事情，只要是人，就会犯错，乃至犯下大错。但历史伟人之所以是伟人，人的理性之所以是理性，就是因为能吸取教训，对新世界做出回应。

1875年11月，在经过五个月的自我放逐和深入思考后，俾斯麦越来越充分认识到德国崛起这一事实，并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逐渐形成一种深远的、全局性的战略谋划。

这种谋划可以归纳为三点：一、满足于现状，保持其他大国可以容忍的，力量上的相对优势而不追求绝对优势，免得超出欧洲政治格局所能承受的极限，落得查理五世、路易十四、拿破仑与全欧洲开战的下场。二、德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只能将重心放在欧洲，“世界大国”地位只有在它成为欧洲“现实的霸主”后才能加以追求。只要德国在大陆上还不能为所欲为，欧洲以外的利益和目标就得始终往后排。三、借鉴奥地利前首相梅特涅纵横捭阖的经验，要主动地对当时欧洲大国间的互动施加影响，使各大国彼此之间的关系都要弱于它们与德国的关系。

这种谋划具体表现便是重建包括德奥俄在内的“三皇同盟”，俾斯麦敏锐地意识道，只要俄奥和德国在一个联盟体系内，这两个国家就不会有太大的动力来寻求与其他国家（主要是法国）的同盟，法国就将始终处于一种孤立状态。这样德国在欧洲的地位和安全都不会出现问题。然而维系“三皇同盟”会遇到两大冲击：首先是英国的态度，英国不会允许大陆强国联合起来主导欧洲事务，会竭尽全力拆散它。

然后是更关键的奥俄之间对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遗产的争夺，俄国自命泛斯拉夫主义的保护者，而奥匈担心一旦巴尔干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进一步蔓延，居住着大量斯拉夫人的奥匈帝国也可能瓦解，两者的对立一旦激化就可能迫使德国不得不在两者间选择。

用作者的话说，俾斯麦明白“三皇同盟”的内部矛盾发展到极端，就是俄奥关系破裂，并迫使德国在两国之间进行选择。而无论选择哪一方，德国都是输家。因为未被选择的一方必然会向法国靠拢，从而使德国不得不面临一个敌对的联盟。在这种情况下，同盟对德国就变得十分关键，而对同盟的严重依赖将使德国丧失对外政策的自主性，最终很可能变成德国为盟友，而不是为自己的战略目标服务。”

然而1875年到1878年俄奥之间的东方问题最终还是推动两国的关系濒临决裂，俾斯麦在1878年6－7月间的柏林会议上施展浑身解数，防止了俄奥之间的决裂，但代价却是俄德关系的恶化，俄国认为自己吐出俄土战争部分成果是遭到俾斯麦的出卖。

在此情况下，俾斯麦完成了人类外交史上的一场异常复杂与精彩的演出。在俾斯麦看来，以德国的实力，能战胜欧洲任意一个敌人，但又不足以独霸欧洲。所以德国的目标是防止出现一个敌对的同盟，特别是拆散俄国与德国敌人的同盟。

虽然法国是最直接的威胁，但根据实力对比和地理条件，只有一个包括俄国的反德同盟才可能真正威胁到德国的生存。反过来，一旦德俄友好，那么任何同盟都不足以威胁德国，德国能因此在欧洲事务获得巨大的主动权。

但俾斯麦没有直接与俄国结盟，在他看来，德俄直接同盟的话，因为地缘环境德国更有求于俄国，会导致德国在两者的关系中处于不平等的位置。对俄国的依赖将迫使德国追随俄国的冒险政策，进而卷入与自己无关的冲突中。

于是他先在1879年与三国中最弱的奥匈建立了一个反俄的同盟，这样一方面绑定奥匈，避免其与法国结盟，又使俄国面临地缘上二比一的劣势，也会更好说话，更容易拉进一个“三皇同盟”中。

而为了避免刺激俄国向法国接近，俾斯麦又摆出一副要同正与俄国激烈争夺阿富汗的英国结盟的样子，再将德奥同盟与英德谈判的消息传到圣彼得堡，俄国的反徳浪潮立刻平息了下来，主动向德国靠近。占据主动的俾斯麦拒绝了俄国签订一个德俄双边协议的请求，而是要求俄国加入德奥同盟，这样德国可以反过来用俄国制约奥匈，进而在德奥同盟，乃至三皇同盟中居于主导地位。

由于俄奥两国分歧巨大，虽然两国最终同意加入谈判，但谈判还是进行地很艰苦，俾斯麦不得不两头做工作。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后，到1881年6月18日，第二次“三皇同盟”在柏林正式签订。后来为了进一步拉拢奥匈，又在1882年促成德奥意三国同盟。意大利并不可靠，也不是强国，俾斯麦与意大利结盟一是为缓和奥意关于领土的争端，二是进一步孤立法国，三是意大利与英国关系密切，进而使德国与英国发生关系。

俾斯麦担心英国与法国会因为价值观，以及感到自己被德俄奥意的同盟排斥在外而走在一起，重组拿三时代的自由主义同盟。但德法有难以调和的矛盾，英德没有冲突，可英国对德国也没有需求。是以1882年前后，德国对于英法这两个西欧大国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可以施加影响的杠杆。而直接挑拨英法关系，又很容易被看穿，自取其辱。

于是俾斯麦表现出努力与法国和解的姿态，同时等待并利用英法在埃及问题上的争吵。他并不相信德法真能和解，但还是在很多国际问题上表现出照顾法国的样子，法国也明白这是为了让法国的注意力从阿尔萨斯和洛林移开。

可因为德国的结盟政策，法国在欧陆上被孤立，不得不转向海外，进而与英国发生越来越多的冲突。随着两者矛盾加剧，耐心等待的俾斯麦抓住时机，在1882年的埃及危机上使之朝德国最有利的方向发展。

在危机处理过程中俾斯麦始终保持低姿态，避免被集火，并用促成合作的形式来防止英法真正实现合作，最后鼓励英国占领埃及，引爆冲突，使得英法关系破裂。可以说，到了1882年，德国的大战略正式成型。通过俾斯麦的努力，在德国统一后的10多年内，其实力的快速增长并没有引起外部反弹，相反德国的主导地位还得到了列强的默认，这种国际关系史上的“奇迹”不能不归因于大战略的成功。

但这不代表决策者就可以一劳永逸，作者指出，由于形势的变化，大战略需要留出弹性，以应对来自内部和外部力量的冲击。这一时期德国内部的冲击由是资产阶级推动，并席卷全国的帝国主义思潮，他们相信德国需要更多的殖民地充当如火如荼的德国工业的原料产地与商品市场。

俾斯麦并不喜欢殖民地，他认为争夺殖民地得不偿失，回报比不上投入，而且保护殖民地需要维持一只强大的舰队，可德国因为地缘并不适合成为海军强国。但俾斯麦高明的地方是，他用一种超出预期的方式来满足相关势力的政治诉求，其程度甚至超越了后者自身的主张，然后再调过头来对其加以限制，使之处于可控、“无害”的状态。

这是一种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思路，俾斯麦装作激烈地与英国争夺殖民地的样子，等国内热度下降以后，俾斯麦就迫不及待地希望将殖民地扔出去。他的殖民地政策服务于国家总体战略，不能使之危害国家的安全，并始终保持主动和控制。这使得俾斯麦时期获得的殖民地占一战前德国殖民地的90%，却并没有与英法激化矛盾。外部的冲击还是来自德奥之间的对立，而这种对立是一种刚性的结构，想要弥合它超出俾斯麦的能力，以至于让人忍不住怀疑俾斯麦有没有意识到俄奥矛盾是无法调和的。

在1885年的保加利亚危机爆发后，俄奥之间出现明显裂痕，“三皇同盟”在1887年宣告终结。

为了补救局势，俾斯麦只能“双管齐下”：一方面，尽力拉住俄国，特别是要维持住德俄关系；另一方面，加强反俄力量，同时德国自身又尽可能不涉足其中。前者的努力产生了德俄“再保险”条约，后者则产生了两次地中海协定。“再保险”条约虽然没有任何可以防止法俄结盟的保证，但事实上却扮演了法俄同盟的替代品。两次地中海协定则迫使英国承担起支持奥匈、对抗俄国的任务，又使德国置身事外。

“再保险”条约与两次地中海协定内容存在许多抵触的地方，颇类似17世纪下半页英法荷三国互相签订同盟条约攻击另外一国的风采，导致很多德国外交家无法理解。作者认为这体现了俾斯麦相反相成的战略思维，利用国际关系与条约中的矛盾，发挥他的天才心智，操纵国家间的关系，制造无比复杂的条约体系，达到他所想要达成的效果。

如果说俾斯麦外交术有一个统一的法则，那就是随机应变。可这种机会主义的玩法，后来人很难达到，在俾斯麦时代就有很多德国外交家感觉这实在太复杂太难理解。想要达成俾斯麦的效果，除了洞察力、全局观和灵活性以外，还需要善于等待和善于自我节制。

但如前所述，德国的政体先天不足，他的后继者缺乏威望和手腕，很难不受国内政治的影响与干扰以等待和节制。而俾斯麦从没有想过去修改和完善德国的决策体制和国内的权力结构，甚至有时还以体制为代价来换取一些短期的政治收益。与之相比，作者指出的俾斯麦另外两个问题：没有培养决策队伍和没有教育民众以理解他的目的，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了，虽然问题也很大。

遗憾的是，1890年赶俾斯麦下台的威廉二世皇帝，是一个很不称职的后继者。由于天生的肢体残疾，威廉二世存在严重的心理缺陷，热衷于浮夸的表演凸显自己的强大，而不去考虑后果。他与其母亲维多利亚皇太后扭曲的关系，又使得他对母亲的母国英国有一种既爱且恨的心态。

更糟糕的是，他想要建立自己的个人统治，而不是满足于当立宪君主。他对政治与军事决策部门进行强烈干预，导致有几个大部门就有几个权力中心，相互之间几乎没有任何机制化的协调，处于一种纯粹各自为政的局面。理论上这种局面可能有利于权力向最后的仲裁者——皇帝集中，但事实上，统驭这种局面需要超强的能力和雄厚的政治基础。用作者的话说，一旦这些条件不具备，皇帝实际上只能降格为众多权力中心中的一个，最终进一步加剧决策体制的混乱，使制定大战略，甚至是实现某种最基本的协调都变得越来越不可能。

而在威廉二世统治的1890—1914年间，德国社会趋于“卡特尔”化，即国内社会分成几大势均力敌的利益集团，又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权力中心和缺乏一个公认的政治程序协调，而民众又作为一种可争取的巨大政治力量参与决策进程，使得各种势力、各个利益集团直接诉诸“民意”、直接进行社会动员，以便对政府决策形成压力，最终使国家无法形成一个连贯的、稳定的政策选择。作者强调，这导致德国的对外政策只能在诸多利益集团和政治势力之间摇摆不定、随波逐流。最关键的是，这种社会结构使德国只能同时追求各种相互抵触的利益，不仅造成各种政策之间相互抵消，而且基本上得罪了所有可能得罪的国家。

也就是说，威廉二世遇到了比俾斯麦更严重的国家制度与社会结构问题。可如果说俾斯麦能驾驭住政府决策的机会主义，那么威廉二世只能被其拖着走。甚至即便是俾斯麦这般的伟人，他也只能调和保守派与民族自由派的关系，对工人运动选择强行压制。

于是我们看到威廉二世的德国，仿佛精神分裂了一般，得罪了所有它能够得罪的人。

容克地主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放弃了在1890年与同是产粮国的俄国续签“再保险”条约，并逐步将俄国推向法国，1892年法俄建立军事同盟，造成了俾斯麦最担心和最恐惧的事情。在此情况下，西部资产阶级对海外殖民地无节制的追求，推动了与英国的海军竞赛，严重威胁了英国赖以生存的海权，使得英国被推进与法俄的同盟当中，进一步恶化了德国的地缘环境。

而由于英德两国上层长期以来的亲密关系，与结盟传统，英国本来是被两面夹击的德国可以争取的对象。在这个情况下，德国只能绑紧与奥匈的同盟，最终因为失去主动，反而被奥匈反客为主，强国成为弱国的“附庸”，被其卷入与之完全无关的战争中。俾斯麦绑定奥匈，是从德国自己的主动权出发的。德国外交与军事决策缺乏协调，各自为政的问题，使得准备军事计划的德军总参谋部完全抛弃了政治考量，而德国政府对此一无所知。

虽然强调战争为军事服务的《战争论》作者克劳塞维茨是普鲁士军官，但因为总参谋部提拔军官只考虑战术水平，不管战略，于是这种氛围下形成的军事计划只考虑军事上的可能，端出来的方案将与英国军事安全密切相关的比利时卷了进去，使得本来三心二意的英国强化了下场的决心。

威廉二世的德国的际遇，告诉我们被强人政治的光彩掩盖的制度建设的匮乏，在强人退场以后，一旦碰上不合格的后继者，要付出的代价会有多么大。而有关制度的缺失，俾斯麦执政这么多年对此毫无自觉，甚至自鸣得意，无疑是要背负很大的责任。毕竟，被无意义挥霍的时间，是从来不会再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