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耕耘/文

“意识到虚拟世界是科学经验真实的一部分，或许是真实性哲学最大的发现。”金观涛在新著《真实与虚拟:后真相时代的哲学》中如此评价。这部关注哲学自身规范性、严格性的著作，试图重估奠基、疆界和可能性等诸问题。它从科技哲学的论域入手，关切哲学真实性的建构，描述了桥接与扩张这两大进程。用作者的话来说，即搭建三座拱桥的努力。“科学真实一旦形成，现代真实的心灵就出现了，这三座拱桥建立的顺序及其关系蕴含着人类现代真实心灵的结构。这一切表明，研究横跨经验和符号两个世界的三座拱桥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互相整合，构成了今天人文精神、价值和终极关怀真实性的基础。”

此书也回应了对精神困境的关切。如果客观实在性完全取代经验的真实性，人类将面临真实性与合法性危机。作者用普遍可重复的受控实验界定科学经验的真实性，说明了自然数就是其符号表达。数学和概率统计(纯符号系统)具备普遍可重复的受控实验的结构，即使不指向经验对象也是真实。如此科学经验和纯符号系统的桥接搭建了第一座(科学真实）拱桥。而在人文社会领域，与受控实验对应的实验装置并不存在。它变为主体的选择控制机制，选择控制结果能实现任意可重复，那么经验就是可靠的(真实的)。

经验对象变为社会行动，符号对象则是以自然语言表达社会行动的句子，两者的桥接成为第二座 (社会真实）拱桥。其中，普遍语法充当了纯符号结构的真实性与社会行动真实性的同构力量。第三座(个体真实)拱桥则更为特殊。一方面，个体也可以用某种对象与经验相对应。只不过这种对应只适用于个体成立。另一面，作者用“准符号系统”(广义的艺术)来搭建这种对应关系。“艺术作品作为主体某种独特的参与经验的符号表达，和社会真实、科学真实一样，也始终保持着和相应参与经验的同构”。

真实性永远作为一种关系存在。它被描述为主体、控制手段和对象之间的最基本关系。从而它对应真实性范围域值的大小，可控变量的作用，以及主体的包含或悬置。作者将其表达为R(X,M,Y)，R是关系的真实性，X是主体，Y是对象，M是主体控制的任意可重复性，它规定了获得对象信息的可靠性(真实性)。科学真实的扩张是以主体悬置作为前提的。“科学真实无论怎样扩展，否碰不到主体。主体是什么以及它为什么是真的，不可能用科学真实的扩张来证明。”这意味科学真实中的分离意义——既默认主体存在且为真，又建立在控制手段能与主体分离，科学知识不包含主体的基础之上。

从这一角度看，人工智能的强弱，初高级进展，并不能解决主体意识问题。它无法回答、处置涵有主体指涉的语境与前提。换言之，在遇到先行词，指代词时，它并不具备辨别具体处境、条件的千差万别。这一切源于人工智能从未把自己当作句子主语，将自身放到问题之中。“做出判断需要判断者(主体）进入句子的主语，然后根据自己对主语和其他词的关系判断‘他们’是谁。”科学知识增长扩张，依赖可受控观察或实验的组织与自我迭代，人工智能的演进同样在此序列中。句子可以通过组织和自我迭代产生新句子。

人工智能可改善的是获得与储存新信息的能力增进，能处理的只是主体不进入的句子迭代形成的新句子。金观涛始终强调限度问题，并警惕滥用问题，这是诸多杰出思想者著述中共有的显著特征。只有承认有限性的前提，才能分析扩张性。讨论人工智能，是为了说明不可替代的主体性功能。概括而言，人工智能既不能反思，也无法跳跃。前者是人指向自身的思辨，后者是可以跳脱于问题的自由意志。用中国古人思维来形容，即言在象外、意在言外。“因为人具有从具体测试中跳出来的能力，选择自己关注什么，应该进入什么问题的思考。这正是主体性的本质。”

我们发现以往认知中的某种倒置：即将科学真实作为其他真实性的基础。作者认为，社会真实才是科学真实形成的根源，社会真实又在个体心灵真实中显现。“只有先形成主体，主体才可能被悬置。”社会真实和个体心灵何以确立真实性？它们与科学真实最大不同是主体进行参与、介入和理解。我将其概括为：不同主体间的可对话，可代入与可替换关系是否证实。当控制手段包含主体，意味“某一个或若干个可控制变量是主体的某种心灵状态，其被实现是指主体进入该状态，它们普遍可重复是指其他主体也可以进入该心灵状态。这时，判别外部信息是否可靠不能悬置主体，而是反过来让自己或不同的主体都可以进入相同的心灵状态。”

这种看似繁琐的描述，如果分别放置于历史和艺术当中考察，就更易理解。历史研究的真实性，必然依赖主体(研究者)对其他主体(历史人物)活动的想象代入，这正是我们以往常言“历史的同情”。如果主体在受控过程一次一次的重复中，都收到同一信息，主体即可认为信息可靠。作者此言意味，如果其他历史研究者也能反复进入此情境，得出相同的历史结论，这种可靠性即成为社会真实。而在艺术创作中，又有另一种真实，即主体接受信息的任意可重复，它仅限于个人，并不适于其他主体。

艺术活动中的特定心灵状态是一种不可再拟、不可重现、不可复制的真实性。但其又不同于幻觉、错觉。正因如此，艺术家才有灵感、天才、迷狂之谓，艺术品才有风格、个性之别。“存在着一个只有自己才知道的心灵状态下感受到(甚至看到）的经验。这个世界是其他人难以理解的，但对于他本人，可以通过实现某一组条件，使这种体验不断重复以证明其不是错觉。”这种个体的心灵真实，也属于主观真实。反观，个体真实如果推及其他人有效，就必然要用符号去表达与心灵状态相关的可控变量。

这深层阐释了艺术活动的双向性——作为个体心灵真实的艺术创作活动，与作为可以普遍化的主观真实的艺术接受活动。各门类艺术语言作为符号表达(如线条色彩之于绘画，旋律节奏之于音乐等），提供了这种公共化、社会化，可沟通的可能性。所谓艺术共鸣即是如此。西方美学理论中的内模仿和移情说，同样有这种前提。审美共同体的建构，从另一侧面应证了这种真实性。此外，作者从个体心灵上升到社会行动，进一步探讨行动的真实性。

社会活动的不同参与者，其社会经验只是个人的主观真实。“该主观真实要成为其他参与者普遍的真，其前提是其他人只要去重复实现该人参与社会活动的某一组控制变量，该人主观真实(经验）就普遍可重复。”如何理解这种社会活动控制变量的可重复实现？作者的回答是社会活动必须可用符号表达。社会行动将传递信号，依据信号，不同主体之间产生了协同、更动和化规，以此达到社会成员所共有的真实经验。“只有这样，其他社会成员才能通过接收到这些符号，调整自己的心灵状态(或对社会行动的想象），使之和某一个特定主体相同。”

在我看来，它描述的正是福柯所常批判的个体的主体化演变。那个“特定主体”不就是纪律所塑造的规范化主体吗？主体化建构与社会行动的普遍真实性不可分割。它依赖于指涉社会行动和个体心灵的符号系统，即人的语言结构。这看似不言自明，却说明了主观真实与科学真实的共通——都同时沟通经验和符号两大对象。“主观真实在经验和符号的互动中不断扩张，正如科学真实通过横跨科学经验和数学符号的拱桥不断扩张那样”。

金观涛界定了真实性的不同领域与适用，这是全书将科学世界和人文世界，自然、社会与个人诸系统的同构尝试。社会科学，人文艺术，被作者高度“正名”，二者是不同于科学真实的另一种真实。更重要的是，作者描述了真实性的先行后续关系，以及研究的重心与要务：揭示主体的形成，分析社会、艺术的起源和演变。“科学研究必不可少，但其作用是辅助性的。”这意味全书虽花费极大篇幅研究科学真实，但却是铺垫性、奠基性工作，乃是理论的前厅。科学真实性的探究，形成一种论述的构型模式(方法论），成为可移借分析个体真实和社会真实的路径与工具。当我们把普遍和可重复的受控实验/观察这一界定原则，类比推及到社会行动和个体心灵，就会发现问题核心。

《真实与虚拟》建构了一种真实性哲学框架下的全新方法论、知识论。这种“新”体现在它跳出认识论模式下对世界的描述解释——长久以来，对象世界都被一套符号表象机制所左右。而真实性这一核心论域，试图达成经验世界和符号世界的双重性桥接。从另一角度看，它也潜在回答了唯物与唯心，唯名与唯实的长久争论。“我们意识到普遍可重复的受控观察和受控实验是科学的经验，其符号表达是数学，科学理论是横跨经验世界和符号世界的拱桥”。这是两个世界并存同构的真实，它大大拓展了真实性的疆界。从科学经验真实到社会真实，个体真实，作者重新厘定了自然科学与社会人文的关系：乃是不同真实域的敞开呈现，它们具有不同的效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