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树强/文

第二次世界大战及之后的美苏冷战塑造了近70年来的全球政治格局。目前，在我们的意识之中，关于很多国家（地区）以及政治问题的看法都可追溯至二战和美苏冷战的影响。一般来说，美苏冷战是个政治问题，众多的研究者也都从政治角度（包括国家安全、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等）对冷战的起源、发展及后果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分析，相关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对比来看，从经济视角对美苏冷战起源进行研究的学者和成果要少很多。实际上，二战之中，美国和苏联作为非常紧密的同盟关系，美国根据租借法案在物资上对苏联给予了非常大的支持，这也加强了两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与此同时，由于战时美国也对经济进行了强有力的控制，美国和苏联的经济运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趋同了。正常来看，如果两国能在战后继续加强经济联系，或许能对政治上的敌对产生一定的缓冲作用，甚至会降低两国之间的对抗程度。但历史不容假设，非常不幸的是，二战结束之后，两国在战时建立的经济联系逐渐疏远、脱离，经济联系对政治的缓冲功能基本消失。

沈志华的《经济漩涡：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从经济角度，特别是苏联的经济观念、经济政策和美苏之间的经济关系对冷战的发生进行了新的探讨。经济与政治是两条并行并相互影响的线，作者另辟蹊径，从美苏之间的经济分合研究了两国从同盟走向分裂和对抗的过程，拓展了观察美苏冷战为什么会发生的视角。该书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着重分析了租借法案、布雷顿森林体系、美苏战后贷款谈判、德国战后赔偿、马歇尔计划等相关内容，以及美苏在部分问题上的具体考量，进而探讨了对美苏两国经济关系走向的影响。历史事件就像一个拼图，有些时候我们只是找到一些碎片，大概看到了事件的轮廓，但随着历史学家发掘的碎片逐渐增多，我们对历史事件的认识会更加清晰。《经济漩涡》可以说是为理解冷战增添了新的碎片。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曾指出：“只能有对历史的各种解释，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终极的，每一代人都有权形成自己的解释。他们不仅有权形成自己的解释，而且有义务这样做，因为的确有一种寻求答案的迫切需要。”

租借法案与美苏经济联系

租借法案是二战期间美国为了向同盟国提供军事物资援助而出台的一项政策，是二战期间美国处理与盟国之间关系的核心政策之一，也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根据租借法案的规定，美国总统可以随时授权向那些其防务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国家出售、转让、交换、借予、租给任何国防物资，各种武器和军事装备以及在战争期间损毁或丢失的其他物资，受援国不必支付费用；战后美国政府保留收回残存的军用物资的权利，而适合民用的物资应全部或部分由美国提供信用贷款支付；战争结束时未生产和未发运的租借物资仍可由订购国购买，并由美国提供信用贷款进行支付。

租借法案的直接缘起是英国大量地从美国订购军事物资，却没有资金支付货款。美国总统罗斯福认为，美国最好的直接防御是英国自卫的成功，即使从自私的观点和美国防卫的角度看，也应该尽可能帮助英国。因此，罗斯福劝告美国人放弃“愚蠢而陈旧的美元符号”，当邻居的房子着火时把自家的花园水管借给他，没有人会认为有多大危险。

这里有必要说一句，租借法案的出台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长期以来，“孤立主义”在美国非常有市场，“孤立主义”认为美国最安全的方针是与世界隔离，尽可能不参与任何军事冲突或同盟，在孤立主义影响下，1935年8月美国甚至出台了《中立法案》。1941年1月，租借法案提出之后，引起了美国的全民关注，激烈的辩论从国会蔓延至电台、教堂、商店、俱乐部到家庭，最后法案在参众两院分别以60对31和260对165票得以通过。后来的珍珠港事件更是使美国彻底放弃了孤立主义。基思·罗威在《恐惧与自由》一书中指出：“在‘耻辱日’（即1941年12月7日，当天日本偷袭了珍珠港）之前的20年里，美国的外交政策充满了‘美国可以独立追求其自由和幸福的梦想，不受外国的阻碍’这种错觉，但战争的到来完全粉碎了这种信念，使得这种想法再也没有恢复。”

德国突袭苏联之后，苏联也很快成为美国租借法案援助的对象。从1941年10月至1945年5月，美国与苏联共签署了4个租借协定，向苏联提供了大量的军事物资，对苏联反攻胜利起到了较大作用，这一点连斯大林也不否认。米高扬曾说，因为涉及国家机密，如果不是由于战争从英美订购了带有雷达装置的战舰，以便加快开发苏联的雷达技术，苏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可能有雷达。作者在书中给出了美国向苏联租借援助的很多数据，这里不一一列举。还有必要说明的一点是，与租借开始时对英国提出的苛刻条件相比，美国对苏联的租借几乎是无条件的，而且基本上有求必应。

随着战争接近结束，无条件的租借援助在美国面临越来越大的阻力。同时，由于苏联也继续需要美国的物资支持其战后经济建设，美苏之间继续就租借法案到期后苏联如何从美国进口物资进行谈判。谈判的焦点是苏联从美国进口的支付方式以及利率水平，谈判非常艰难，苏联在谈判中寸步不让、毫不妥协。作者在书中指出，这应该是源于苏联传统意识形态认知，即认为战争结束后，美国一定会面临生产过剩问题，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经济危机必然导致它们有求于苏联市场来帮助解决失业等问题，莫斯科需要的只是耐心的等待，美国人迟早会让步。事实来看，战争时期美国国内需求受到严重抑制，战争结束后这部分需求逐渐释放出来，替代了战争所产生的物资需求，所以美国并没有出现经济萧条，反而是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

从美国方面来讲，在租借法案即将到期的谈判中，美国希望将贷款援助作为经济杠杆，试图迫使苏联在政治和外交上做出让步。然而，这也是对苏联的误判。从意识形态出发，苏联绝不会为了某种经济利益而放弃政治主张和立场。最终，两个国家对彼此的误判导致继续加强经济联系的谈判进行的非常艰难。

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过程中

美苏的较量

学习国际经济学或研究国际货币体系的人都对布雷顿森林体系非常熟悉，1944年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的会议为战后的国际货币、金融和贸易体系奠定了基础。会议的目标是形成支撑战后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的三个支柱，即推动平衡国际收支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成员国提供贷款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后来的世界银行）和协调各国关税以实现无条件最惠国待遇的国际贸易组织（后期表现为《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与这三个支柱紧密相连的是国际货币体系，经过前期的精心准备和会议期间的讨价还价，会议最终决定，美元按照一定价格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其他国家积累的美元可按固定价格从美国兑换黄金。以黄金为锚，各种货币之间汇率基本稳定，汇率风险基本消失，看似和谐的国际货币体系应该能为国际经济健康发展提供基本保障。同时，这次会议也基本上奠定了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地位。

这次会议的主角是英国的凯恩斯和美国的怀特，虽然凯恩斯极力维护大英帝国的利益，但奈何帝国已经日落，在会议的讨价还价过程中，英国根本无法与美国抗衡，最终怀特计划成为了现实，而英国只能接受这种现实，这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人熟知的一面。布雷顿森林体系还有较少人知的一面，即苏联在会议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或者换一种说法，美国非常重视苏联在会议中的作用。二战结束后不久就发生了美苏之间的冷战，苏联最终也并未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所以很多人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过程中苏联的作用也了解的不多。

在时任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看来，布雷顿森林会议是对苏联和英国在战后与美国合作意愿的考验，尤其是莫斯科，“在外部事务上与世界其他国家合作，这是它以前没有做过的。”实际上，在布雷顿森林会议过程中，苏联是全程参与了的，只不过它的目的非常明确，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更大的基金份额，从而在战后可以得到等多的贷款；同时，苏联还要确保新成立的国际组织不对其经济体系进行干预。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苏联还将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作为与美国贷款谈判的一个筹码，而美国则将苏联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作为提供贷款的前提条件，双方针锋相对，僵持不下。

从作者展示的史料来看，苏联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过程中，主要考虑的是如何为自己争得尽可能多的好处。乔治·凯南在非常著名的长电报中指出，苏联在国际经济领域政策目标是追求在其控制地区的“绝对主导地位”，除非得到长期信用贷款，苏联官方“对国际经济合作的基本原则采取漠视的态度”。在作者看来，苏联拒绝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最根本、最深层的原因在于没有意识到战后出现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历史发展趋势，认为所有这些国际经济组织只是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设置的，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最先进、最完善的，没有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而且将来必定会代替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所以没有必要加入美国设计的国际经济体系。

苏联之所以会有这种看法，是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苏联的计划经济并没有出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那样的灾难，之后在二战期间，包括美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对经济实施了某种程度的管制，似乎存在向苏联经济体制趋同的倾向。同时，战时经济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此时已经没有明显的优劣，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当时的主要问题时如何提高供给能力满足战争和社会需求。就像基思·罗威在《恐惧与自由》一书中提到的在二战后期存在的一种思潮：“如果国家的集中规划可以带来战争的胜利，那么它是否也可以在和平时期带来成功呢？如果1920年代和1930年代老式的自由放任经济导致崩溃、萧条，并最终引发了战争，国家现在难道不正应该插手确保不再发生类似的灾难吗？”

美国拒绝贷款与美苏经济联系割裂

在二战后期，胜利只是时间的问题，苏联接下来考虑的是如何获得尽可能多的资金来支持其战后经济重建。甚至在租借的后期，苏联就向美国要求提供很多非军事需求的物资。彼时，各种国家经济组织还没有成立和发挥作用，从美国获得贷款就是非常明显和直接的渠道。实际上，苏联领导层很早就意识到，取得国外提供的长期贷款是战后经济重建最重要的前提和条件。在讨论是否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时，苏联领导人对这些组织能够提供的信贷资金心存疑虑，例如，米高扬曾指出：“无论是美国提出的稳定基金组织，还是英国主张的外汇清算同盟，对于苏联而言意义都是有限的，因为它们可以提供的只是用于维持支付平衡的贷款和实质上带有短期性质的信贷，‘而苏联此时实际需要的乃是长期性贷款’。”

1944年2月，米高扬试探性地向美国大使提出了苏联所需要的贷款数额及前提条件：第一期10亿美元，利息0.5%，期限25年，从第16年开始每年等额偿还本金。美国内部对于向苏联贷款意见分歧很大，财政部长摩根索一向亲苏，他全力支持向苏联提供贷款，而且建议金额高达50-100亿美元，甚至可以不要利息；国务院和对外经济管理局则完全拒绝向苏联提供长期贷款。此时，租借援助还在进行之中，而且美国国内对于贷款分歧较大，贷款问题处于暂时搁置状态。

1945年1月，苏联再次主动提出贷款问题，莫洛托夫向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提交了关于苏联贷款的方案：金额60亿美元，期限30年，年利率2.25%，从第9年末开始偿还贷款。与米高扬一年前的试探不同，这次是以照会形式正式提出贷款问题。与一年前一样，摩根索任职的财政部支持向苏联提供贷款，国务院则不甚赞同，而且希望将提供贷款作为解决美苏一系列经济政治问题的杠杆。例如，美国希望以苏联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作为贷款的前提之一。此时，美国向苏联提供贷款还存在法律障碍，即之前苏联欠美国的债务没有偿还，美国不能向这样的国家提供贷款。美国总统罗斯福一直是对苏联持友好态度，也支持向苏联提供贷款，但无奈他已时日无多，几个月后就去世了，无法再对贷款问题施加影响。

哈里·杜鲁门是民主党内的右派，对苏联的认知和主张都属于“鹰派”。在德国进攻苏联后不久，任参议员的杜鲁门曾说：“先让这两国尽可能的互相残杀”，之后美国在再施以援手。另外，从1946年杜鲁门默许甚至支持丘吉尔在美国的富尔顿发表著名的“铁幕演说”也可以看出他对苏联的态度，虽然演说者是丘吉尔，似乎与美国政府关系不大，但幕后的真正导演则是杜鲁门。丘吉尔的演说激发了美国人对苏联的忧虑感和恐惧感。杜鲁门虽然没有强烈反对向苏联提供贷款，但肯定也不会向罗斯福一样积极支持贷款。而且，随着美国国内对苏联的态度渐趋强硬，对于贷款的条件也更加苛刻。另一边，苏联则不切实际地期待美国在战后会爆发经济危机，等着美国主动让步，因此也未能就贷款提出合理的条件。最终，贷款问题基本上算是走进了死胡同，美苏在战后加强经济联系的一个纽带也就此断裂。

实际上，此时美国对苏联态度转向也与其对苏联的误判有关系。凯南的长电报为美国对待苏联的态度和政策奠定了基础，甚至被称为对苏政策的“圣经”。凯南认为，苏联会不断寻求势力范围的扩张，苏联永远不会与美国和平相处，因此也对美国构成了威胁，这个分析的结果就要对苏联采取“遏制”战略。但作者在书中提出，二战之后苏联的战略目的已经达到，并非如凯南分析的那样一直寻求扩张，美国此时对苏联似乎陷入了认知误区。

马歇尔计划标志着

美苏在经济上彻底分道扬镳

在国际货币体系语境下讨论马歇尔计划一般都会认为，马歇尔计划通过向西欧国际提供援助，提高了美元的国际地位，对于美元国际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马歇尔计划向西欧各国提供美元贷款，这些美元贷款又用来购买美国的物资，对于扩大美元在国际上使用发挥了重要作用。毫无疑问，马歇尔计划本身是一个经济事件，但其背后则潜藏着明显的政治目的。

1947年6月5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了简短而平淡的演讲，正式提出了美国将向欧洲提供经济援助的政策主张。此时，在美国国内存在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经济疲软可能导致不稳定和随后的政治转向，这会反过来影响美国的安全。而能够克服危险、维持欧洲均势的最有效、最快捷的方式就是提供经济援助，迅速恢复西欧的经济。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马歇尔计划最开始并没有直接将苏联排除在外，因为当时美苏的对抗还没发展到这种程度。但既然马歇尔计划最终针对的是苏联，必然不可能将苏联纳入计划的范围，美国人的算盘是提出苏联不可能接受的条件，让其自动退出马歇尔计划，这样责任也就不在美国了。

1947年6月下旬，英国、法国和苏联三国外长在巴黎召开会议，研究如何回应美国提出的马歇尔计划。在会议上苏联提出以下几点要求：美国援助应针对欧洲国家各自单一的经济需求，而不是统一的欧洲经济计划；会议的目的是确定欧洲国家获得援助的资格，而不是为欧洲国家制定经济计划；反对可能侵犯欧洲国家主权或违反其经济独立的援助条件。会谈的结果不出意外，苏联决定不参加马歇尔计划，这对美国来说可谓是如愿以偿、正中下怀。正如《纽约时报》的报道所说：“马歇尔计划为俄罗斯打开一扇它不会进入的大门”。对于苏联来说，既然无法获得经济援助，为了安全起见，那就干脆与美国和西方做彻底的经济切割，回到战前与世界隔绝封闭的状态。苏联在拒绝加入马歇尔计划的同时，也要求受其影响的东欧各国拒绝马歇尔计划，因为如果东欧各国在经济上受到美国的吸引，那么在政治上寻求控制东欧各国的努力很可能付之东流。

从经济上来看，布雷顿森林会议所设计的全球统一经济体系并没有成为现实，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经济体系上逐渐缩小范围，把苏联排除在外，迫使其返回战前经济孤岛状态。经济上的分割再加上政治上的疏离和对抗，美苏之间的冷战格局逐渐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像一块磁铁，将美国和苏联聚合在一起。记得在一本书中看过，当时美苏之间的关系处于蜜月期，美国媒体充斥着对苏联的赞扬，有些赞扬甚至脱离了实际，苏联人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但这种聚合并没有发生化学反应，随着二战结束，磁铁逐渐失去磁性，维系美苏之间关系的共同目标已经不复存在。此时，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经济体制方面的差异又开始占据决策者的思维，战胜共同敌人的目标逐渐演变成将彼此视为敌人，并确保不会对自己的安全构成威胁。基思·罗威在《恐惧与自由》一书中提到了这样一个观点：“就像1945年英国驻莫斯科大使解释的那样，轰炸广岛和长崎的时机糟得不能再糟了。在多年的努力之后，在欧洲的胜利鼓舞了苏联人，使他们相信自己国家的安全终于触手可得了，苏联制度的永久存续也得到保证。‘然后突然来了个原子弹，看似稳定的平衡一下子被动摇了。就在一切看来尽在掌握之时，俄国又被西方打了个措手不及’。”

本来，美苏之间如果能够在战后继续加强经济联系，或许能对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对抗产生一定缓解作用；但这里也存在一个悖论，实际上正是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作用下，二者才没能在经济上继续加强联系。从这个角度看，美苏之间的经济切割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归结起来，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对政治人士施加了太大的影响，即使不同的制度和意识形态，本可以正常交流和相处，但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在政治领域被放大了，并最终导致了彼此敌视。更严重的是，这其中还掺杂着战略误判和认知误区，从而会使彼此在对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