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宇/文

贸易是全球化的最重要的结果，也是最核心的驱动。正是因为现代贸易的演进，促成了跨市场、跨企业的全球产业链，国家、跨国企业、金融资本在其中扮演着各自的角色，而贸易政策成为其中的关键驱动力。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主持编著了《战略性贸易与国际经济》（2016）这本研讨战略性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的会议专刊。当前，世界贸易的发展形势更趋于复杂，认识和理解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历史经验教训有助于把握未来贸易格局的演变进程。不可忽视的是，战略性贸易政策始终是发达国家提升其国际经济实力的关键，而且对全球贸易和世界经济带来的影响是持续而深远的影响。

战略性贸易政策本身并非“一本万利”，在国际市场的应用有利有弊，首先使用战略性贸易与产业政策无疑会破坏基本的贸易环境，加剧竞争，如早期的美德贸易博弈、美日贸易摩擦以及后来的日韩贸易竞争等，短期内为本国厂商赢得了竞争，但长期看也抬升了贸易成本，增加了自由贸易的门槛和壁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最新报告指出，大国正在背离由其自己创建的自由贸易体系。全球安全考虑以及国内日益尖锐的政治、经济诉求，正让大国重新调整它们的优先事项。对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全球贸易体系正逐渐被这些优先事项所影响。现实来看，多年以来持续的关税贸易战、供应安全、地缘政治和竞争性贸易政策等不断侵蚀自由贸易根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卷入战略贸易竞争版图，被迫“选边站”。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效果

现实的情形是国际贸易格局正在发生许多新的变化，不仅发达国家在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力图维持其在全球贸易价值链的竞争优势，而且新兴市场国家也在探索通过战略性贸易政策来提升贸易价值链地位，获得更大的市场机会。但是，国际贸易的复杂形势制约了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空间，包括大国关税“贸易战”、升级的贸易摩擦与贸易争端以及不断增加的贸易限制政策，多重因素叠加促使国际贸易的发展预期充满了不确定性，进而造成国际竞争进入到了新的博弈阶段。《战略性贸易与国际经济》一书围绕贸易政策四个方面的新思路，从不同角度对战略性贸易与产业政策、战略性出口鼓励、半导体、新兴产业等进行了讨论，并在当时对美国、日本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案例进行了重点分析。当然，文中的学者对战略性贸易政策本身也存在争论，具有较强的批判性。许多学者对战略性贸易政策持有批评立场，吉恩·格罗斯曼就认为战略性贸易政策所取得的利益是以贸易伙伴的损失为代价，因操纵贸易条件的政策招致报复，导致所有国家的贸易环境恶化。

面对国际竞争加剧的时代背景，战略性贸易和产业政策的实施并非仅仅是政策层面，也具有很强的学理性。詹姆斯·布兰德和吉恩·格罗斯曼分别从国际贸易理论与战略性出口鼓励两个层面进行了讨论。布兰德认为，主流的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完全竞争假设并不能解释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目的问题，从厂商的角度分析了“以转移利润为目的的补贴”和“保护及本国市场效应”两大假设前提，而“政府之间的相互影响与报复”则是重要的影响变量。报复性战略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政策效果，代价也非常大，在多边贸易体系中容易造成不公平竞争，损害国际贸易环境。布兰德的讨论限于篇幅没有大范围展开，吉恩·格罗斯曼的评论反思了布兰德的某些论点。格罗斯曼认为，不完全竞争环境中，政府为保证本国厂商在竞争中获利仍存有疑虑，战略性出口鼓励政策尚无确切的方法来识别原理上有利、经济上无害的情况。在这些讨论中，许多学者对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提出的假设、研究范畴等进行了批判，补充了理论假设的缺陷。

战略性贸易政策被证明在某种情形下是有效的，但是在实施的范围和空间上仍具有争议。吉恩·格罗斯曼明确指出，贸易政策应该为创新和企业家创造良好的环境并弥补明显的市场失灵，现实中可能没有理想化的贸易与产业政策，很可能实际效果是出人意料的。巴巴拉·斯潘塞接下来讨论了贸易政策应该扶持的问题，其中出口补贴和关税是两个政策选择，而其他的支持政策也是促进出口产业发展的一部分。巴巴拉·斯潘塞进一步从产业盈利性和进入壁垒、限制外国厂商销售、产业集中、要素价格影响、成本优势等提出了相关的政策扶持目标的关键性依据。巴巴拉·斯潘塞认为，政府扶持出口导向型产业除了需要从理论上要求的创造和保持较高的利润外，还需要掌握不同扶持方式可能产生的影响。对此，乔纳森·伊顿以美国进出口银行的出口信贷政策为研究对象，讨论了政府在通过提供出口信贷以及保险、担保等各种服务间接补贴美国出口的成效。作为补贴出口的出口信贷是主要方式，美国政府通常以较低的利率为美国企业提供出口信贷，激励了出口商，进而补贴了本国的潜在购买者。美国政府为维护贸易利益，在实施出口信贷政策时也设立了贸易条件，但进出口银行也根据自身的利益设置了一些条件。

贸易政策支持新兴产业的经验

新兴产业的贸易与产业政策是本书讨论的一个热点。米歇尔·博鲁斯、杰弗里·卡林纳等分别就半导体和新兴产业的政府政策进行了具体阐释，并论述了政府贸易与产业政策在扶持这些重点产业时的政策演变，由此也对如半导体产业竞争带来了不同的影响。米歇尔·博鲁斯等主要讨论的是美国、日本的半导体产业竞争的发展过程中，政府的扶持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在不同阶段实施的包括推出研究计划、政府购买等产生了不同的政策效果，随着半导体产业的技术迭代更新，政府的产业政策也必须紧跟新的趋势进行调整。而日本政府主要通过控制日本市场与国际市场联系的政策、刺激国内厂商扩张的管理政策来实现扶持目标，促进半导体产业发展。日本早期发展微电子产业时，实施对外国的市场进入限制和强制性技术转让等促进其快速发展，20世纪70年代在超大规模集成计划开发通用技术进程中，日本政府联合研究开发和持续、大量地投资包括商用存储器市场等，形成了生产优势。在美日的半导体产业竞争中，日本倾向于朝着成熟的方向，因而决定了竞争的结构。

杰弗里·卡林纳通过考察日本、美国、法国的经验，主要讨论了新兴产业的产业政策的有效性以及具体的影响层面。日本对于新兴产业的政策特色鲜明，不仅强调政府各部门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关注，选择鼓励发展特定产业，随时提供必要的帮助，包括制定发展计划，而且尽量减少对新兴产业采取过多直接指导的措施，营造开放的创新环境，听取产业专家的意见，鼓励国内研究开发、投资和生产，限制进口促进高新技术发展，其中日本的委员会体制帮助私营部门和政府达成共识，对新兴产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美国在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时与日本的差别很大，主要通过政府补贴技术培训和大学或政府实验室的基础研究，依托军工体制为基础研究提供大部分资金，并依托军事采购帮助新兴产业发展，而美国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为辖内高新技术企业提供税收优惠、投资补贴政策扶持。法国对新兴产业的扶持政策主要集中于促进“国家级冠军”和新兴产业的发展，政府部门补贴研究开发项目或直接采取预算拨款，以及要求政府所有的银行和金融机构直接给目标产业贷款，有时用关税限制进口特定的高技术产品。杰弗里·卡林纳指出，政府在发展目标新兴产业时的成功不代表可以随意使用产业政策，可能产生对其他经济部门的损失、下游企业的成本上升等问题。

本书中部分学者对日本的贸易与产业政策的成功经验比较赞赏，甚至有些神话的部分，山村光山由此对日本的产业政策提出了质疑，以此作出全面和公正的分析。山村光山认为，分析日本的产业政策时，应该明确日本民族对实现经济增长拥有共同愿望，而且处于历史上较好的增长机遇，国内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特征和社会心理背后的特殊文化，同时日本的制度在决定实施各种政策上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日本所实施的产业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其中通产省的政策就助长了垄断力量与寡头企业的合谋，而且日本产业政策的成功以经济效率和政治“公正”为代价。山村光山进一步研究认为，由于贸易自由化和资本市场的国际化，政策工具的数量会减少，产业政策的效率会下降，政府的政策制定和执行也可能会政治化。进入到21世纪，过去日本政府产业政策“顺应市场”的优点和政策干预的有效性之间维持微妙平衡的条件已经不复存在。

威廉·克莱因分析了美国在纺织、钢铁和汽车产业的贸易与产业政策经验。作为美国制造业保护问题最多的三大部门，均经历了衰退或停滞的阶段。威廉·克莱因认为，这三大部门的产业政策并非出于战略性贸易目标，尤其纺织服装生产规模小、数量多，相对而言是完全竞争，并非战略性贸易，迫于政治压力或其他原因，模型测试的结果表明也证实了其观点。战后美国的贸易保护政策概念发生了变化，对三大产业的保护并未取得有效的政策效果。对选定的产业实行保护，可能对其他经济部门造成损失，这一观点与杰弗里·卡林纳的论述有相似之处。克莱因指出，保护的潜在代价将收入从消费者转移到了生产者，以及经济效率的“净损失”，即由于保护政策使得原本可以购买更便宜的外国商品的资源配置扭曲，而消费者的选择范围受到了限制。因此，针对美国的贸易和产业政策，应更多的关注保护对整个经济，特别是对消费者造成的代价，并应遵循自由贸易原则，避免采取积极的对某些部门给予优惠待遇的产业政策。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前景

围绕究竟如何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威廉·布兰森、阿尔文·克兰沃里克、阿维·纳什迪克西特三位学者就此进行了研究讨论。廉·布兰森和阿尔文·克兰沃里克认为，由于产业差异较大（如市场结构、行为和绩效等），泛泛地讨论“美国贸易政策问题”毫无意义，因此决定了贸易与产业政策所发挥的作用也是不同的。他们同时指出，美国的贸易政策的反应性模式不仅造成政策制定缺乏针对性和理性，而且使得研究者无法准确地评价一项政策的成功与否。

阿维纳什·迪克西特持有相同的观点，并就经济政策的一些原则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社会进行的成本——收益计算与市场参与者私人进行的获利可能性的计算差别问题；二是所提出的政策是否就是解决当时问题的最好方式，或许还有其他更好的措施。阿维纳什·迪克西特认为，转移利润的观点只在少数的产业中才显得重要，通过贸易政策获取租金的情况因产业而异，贸易政策也并非达到转移利润目标的最佳方式。对此，贸易政策的有效性、政策机制的作用、国际谈判中的战略三个问题应提上研究日程表。

总而言之，这些学者对贸易与产业政策的讨论提出了许多新的思路，为完善新的贸易理论提供了很好的启发性思考。读完本书可以得出三个结论：一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因产业而有差异，其效果存在积极的一面，也有负面效应甚至“反噬”作用；二是发达国家所实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具有较大的差异，与本国政府的贸易观念、政策制定制度、经济发展阶段等密切相关；三是战略性贸易政策对产业的选择和成效评价有较大的争议，很难准确评估有效性。

克鲁格曼认为，贸易政策理论和实践都在发生新的变化，古典经济学对自由贸易的经济分析日益脱离实际，而且贸易政策环境也在发生变化，重新思考贸易政策的框架也愈发重要。但是，围绕美国实施的贸易政策，部分学者也提出了争议和批评的声音。本书的讨论是公开性、开放式的，保罗·克鲁格曼也汇总了四种政策建议，既有支持派、反对派，也有谨慎派。本书的研究始于2008年，正值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的特殊时期。如今，在世界贸易格局加速演变、各国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竞争日益加剧的新形势下，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经验教训值得深思，这类政策无疑会深刻影响未来世界贸易的发展。

2016年9月4日至5日召开的G20杭州峰会通过《全球贸易增长战略》，旨在“促进贸易开放和一体化、支持经济多样化和工业升级”的综合性贸易增长方案。统计显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增长了198倍，成为拉动世界贸易增长最重要的力量之一。最新的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的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6.3万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连续6年保持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地位。无疑中国是自由贸易的受益者，也是贡献者。

面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脱轨和扩张，许多有识之士深感担忧，并公开呼吁和捍卫自由贸易。曾任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第一副总裁的“世界贸易捍卫者”——安妮·克鲁格在2020年出版的专著《国际贸易：人人都应该知道的事》一书中写道，“贸易保护措施并不能创造就业机会，贸易造成的破坏远比人们普遍认为的要少。如果贸易战持续下去，对全球经济造成的破坏会越来越大。”